第二個發言的是湖南省糧食局副局長鄧德林先生。大家歡迎！

　　用市場經濟辦法解決糧價和土地問題

　　鄧德林：各位專家好、同志們好。我現在中央黨校學習，閑暇時間寫了篇文章，在中國經濟時報發了一個“關于糧食安全”的文章。之后，《中國經濟觀察》發了我這篇文章，叫“理性應對糧價上漲”。我又利用一些時間在農村做了一些調研，今年的夏糧收購跟往年相比，收購的價格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各方面都很高興，但是農民反映怎么樣？通過調研和思考以后就想寫篇文章。就是糧價漲了，農民為什么還不掙錢。

　　糧價漲了，但是作為農民有沒有增收？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農民增收。難點也在農民增收，那么糧價上漲，漲到今天我們這個程度，農民的收入增長究竟怎么樣，我覺得農民心中還是有疑慮的。我做了一些數字的分析。北方的情況我不大清楚，今年就南方的早稻來說，早稻一般比較好的可以達到1000斤沒有問題，基本上保守的講就是平均800斤，基本上是這樣的水平。收購價從80多塊一直攀升到90多塊，直逼100塊。基本上達到我們袁隆平院士所講的糧價要100塊基本合理。已經到了直逼100塊，合不合理？數據分析就很明顯。100斤100塊，意味著一畝耕地，一畝農田所收的毛收益是800塊錢。但今年的農資、化肥、機械用工、油量都在上漲。成本的開銷大的數字來講每畝耕地350塊錢。350塊錢是不算人工成本的，如果把人工成本算進去的話，一畝田多的12個工日，平均是10個工日。如果按照在大城市打工，一個工日是80塊錢的標準，10個工日就是800塊錢。很明顯，如果我們把勞動力的報酬都打到成本里的話，做田還是負數。能出去打工的肯定就不會做田了，結果留下來的是38、61、99部隊，38是婦女，61是兒童，99是老年人。這部分人承擔更多的勞動任務。大體情況是這樣。農民做田，要有收入！農民增收，就是兩個途徑。要么提高價格，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要么就是擴大生產規模。

　　如果說每畝田從現有的價格基礎上能夠增加，每斤糧食增加5毛錢，也就是增長50%？增長50%的話就是150塊錢，一旦150塊錢，一畝耕地收入到了什么水平？到了1200塊錢，我們成本是不變的。如果說我們把10個工日打到成本的話加農資生產費350塊錢，拐點就是150塊錢。從規模上來講的話，如果我們不是做一畝田，人均耕地是一畝四分田，不是做一畝，每個人做十畝，基本上達到凈收益的拐點。種十畝地所用農資的成本是3500塊錢，一畝是10個工日，十畝是100工日，打五折，假如50個工日來算的話，很明顯，十畝地是8000塊錢，50個工日加3500的成本就是7500塊錢。凈收益，絕對收益是4500塊錢。那么農民要增收最關鍵的是兩個因素，一個是價格，第二個是規模。

　　首先我想說價格問題，就價格而言，國家糧食安全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位置。我們為了確保糧食安全，總是想在價格問題上做點文章，來抑制糧食價格。是不是糧價上漲以后就會帶來新的問題呢？我們現在講，糧價上漲以后，也許糧食的供應能力增強了，而購買能力卻不行了。因為我們城市里面有大量的低收入群體。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想法是抑制糧價，保證城市低收入群體能夠吃得上飯，唯一的辦法就是想抑制糧價，但是抑制糧價，農民不滿意，就給農民補貼，糧食生產直補。而糧食生產直補在一定的階段，對于農民種糧積極性確實發揮了作用。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政策已經走到了盡頭。因為一方面補貼絕對數量是很小的，彌補不了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們糧食在直補，農資也在同步上漲，甚至比直補上漲幅度還要大，而沖抵了直補政策的激勵因素，農民就不滿意了。所以說我們現在的思維方式還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我們能不能換一個思維方式？既然我們搞市場經濟，就用市場經濟的方式來思維。我們在計劃經濟年代農民是吃虧的，農民是做了巨大的犧牲。而我們現在搞市場經濟，還是讓農民吃虧。我覺得很不公平。能不能夠放開價錢。因為這個市場是靠供求關系來調節的，很簡單的道理，糧價上漲農民積極性會高，農民積極性高糧食就會有人種。而糧價下跌，老百姓就不會種糧，老百姓不種糧，你國家的糧食安全從何而言？

　　所以我覺得還是從糧價來著手，讓市場來調節糧價更合理一點。市場調節糧價不是說糧食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恰恰相反，是更好地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如果我們現在僅僅靠一點儲備來調節，來打壓的話，給市場是很混淆的信號。因為糧價低，給老百姓的信號是糧食多了，這么低我沒有必要去種它。而農民不種糧，恰恰是我們國家糧食安全最大的隱患。

　　我們講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經濟，市場經濟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要研究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用市場調節糧價以后，市場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比如糧價上漲以后，城市的低收入群體買不起糧我們怎么辦？我們能不能用補貼農民的錢來補貼低收入群體？我又算了筆帳，我們給農民的生產直補是600多個億，加上小的包括農資的補貼，800億是沒有問題。而我們如果給城市的低收入群體補貼的話，我們13億人口40%多的城市化率，如果6億城鎮人口，按10%的低收入群體計算，就是6000萬，6000萬每個月給30、40斤糧食，一斤補貼1塊錢，一年360天，12個月，一個人補貼360塊錢，6000萬是200億多一點。再退一步，所有低收入群體我們一分錢不要，全部免費吃糧食也就400多個億。遠遠的比補貼農民的生產直補花的錢要少得多。可能帶來的效果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民，滿意度都要高得多。我覺得這是價格問題。

　　另外一個方面規模問題。規模實際上就是土地問題，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確實解放了生產力。但是改革開放30年，到了今天，這種刺激作用走到了盡頭。沒有規模絕對不會有效益，所以各個地方在土地問題上做了大量的探索，中央每年一個1號文件，每屆農村工作會議就是研究土地問題怎么樣突破，想了很多辦法，但是我覺得到了今天這個土地要放開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我02年在東京教授的老家，湖南的縣級市擔任市委書記的時候，當時我想僅僅改農村稅制的問題不能改變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還是要促進農村的發展。農村的發展怎么辦？農村發展里面很關鍵的因素就是鄉村的債務，負債太多了。但是我又沒有什么法，最后就是把所有的荒田、山坡、荒地，所有的集體資產全部賣掉。賣了以后解決問題了，把所有的債務基本化解了。其中有兩個村，問我種田的地能不能夠賣？我說你們做不做，我不支持，也不反對，支持肯定違背中央精神，反對你，就干不成了，我實際就是默許了。但是有一條，必須有一個法，向安徽鳳陽縣學習，別捅婁子。兩個村把所有的產權全賣完了。當時也沒有產權，所有權的概念，沒有資本的概念，就是所有權，經營權，我說管什么權，土地肯定是國家的，美國土地也是國家的，不是哪個老板的。我說只要讓它能夠抵押，能夠流轉就行。當時到銀行抵押不行，流轉是行的。

　　弄了以后我也不知道，當時因為稅改名氣大了，來的人也多，新華社記者偷偷到我那里搞了一個禮拜，寫了一個長篇大論的文章，這個稿子被送到家寶同志手里了，他當時是副總理主管，家寶總理批了，要尊重基層的首創，也沒有講好也沒有講不好。拿了這個東西以后，我們非常高興，我們賺了不少錢，到財政部拿了不少補貼，賺了大便宜。不過，新華社捅了個小簍子，一個內參說村里的土地賣完了，搞完以后領導很緊張，上面就來了。中央有關部委一直到了省里面，改革領導要擔擔子。我說我們在糾正。這個事情一直都是封閉的，也沒有宣傳。包括教授去我那也沒有跟他說這個事。直到今天那個地方還是賣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土地問題要突破。專家講了很多道理，教授也寫了很多文章，大道理我也搞不太明白。我腦子里想了一個死理，在座很多年輕人租了房子，我也租過房，雖然我也買房子，我也賣房子，我也租房子，我小孩高考那一年不讓小孩在學校，優秀生非得在學校旁邊租個房子，家長得陪，生活要好，長的胖胖的，體重和高考成績成正比的。天天就吃。因為我在下面工作，我不跟我老婆在一起，我老婆很辛苦，每天跑到租的房子，回去給小孩做飯。我偶爾回去幫幫忙。那個窗臺上炒菜油很重，窗臺上凈是油煙，我想怎么把它弄干凈一點。后來一想，我說算了，老婆辛苦我也很辛苦，租的房子一個月，兩個月就到期了，我也沒有必要弄他，反正是人家的，也不是我的，那么多東西關我屁事。這是什么概念？這房子不是我的，我是租的。如果房子是我的，我絕對一塵不染，干干凈凈，哪怕我再辛苦。而房子是我租的，我什么也不管。

　　我拿這個事情作比較，我們的土地50年也好，現在搞長包70年也好，仍然只停留在一個租賃關系，很多人就不舍得去投入它。如果我們不是租賃關系。是我自有的產權，那么農民對土地的投入、愛惜就不用說了。如果是買賣關系，產權關系能夠買到我的名下，發生的變化肯定不可同日而語。

　　今天一個是在價格問題上，一個在土地問題上必須要改革。也就是說價格要走市場化的路子，土地也是，土地市場化成熟的時機到了。今天就說這些，不對請專家同志們批評。謝謝！

　　趙振華：謝謝鄧局長。鄧局長雖然有口音但是我聽明白了，就是用市場經濟辦法解決市場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