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文化之多元性與多元現代性

　　從世界的視野來看，西歐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使歐洲社會決定性地進入了現代，啟蒙的中心思想是理性，理性用以正當化人們的信仰，并以之規范社會的公(甚或私)領域，亦即以理性作為構建“好”社會的基礎。有趣的是，正是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熱情地擁抱象征啟蒙的“科學”、“民主”的一年，德國的韋伯(Max Weber)發表了著名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與《科學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二者有異地同調之感，但五四所關懷的是在思想上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展開中國文化的啟蒙運動，而韋伯所關懷的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后果。韋伯指出，啟蒙在現代社會中，不是理性的勝利，而是一種他稱為“工具理性”的勝利。工具理性之特性，不是導向普遍自由的實現，而是他所謂的“鐵籠”的出現。韋伯對啟蒙的理性的反思，導引了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與后現代主義對啟蒙、對現代性的全面批判。

　　回復到啟蒙思想家對理性的樂觀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建現代化理論的美國社會科學者，哈佛的柏森斯(T.Parsons)是這個理論的代表人物。二次大戰后，美國崛起，儼然為西方世界之領袖，有強大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戰后的世界秩序，美國社會科學對于世界秩序之建構，所提出的就是現代化理論。柏森斯的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演化論的觀點，他認為現代社會只有一個源頭，即是西歐的理性化，而在20世紀則美國已是現代性的典范。美國的現代化理論60年代風行一時，在亞洲并得到重要的經驗支持，但南美洲非洲等地區則受到其他理論(倚賴理論)的挑戰，而就在60年代以后，越南戰爭、民權運動、美元危機、石油沖擊，一連串的問題，暴露了美國社會的病態，更使美國作為現代性典范的宣稱打了一個大問號�，F代化理論的缺失，除了它的西方中心主義(特別是美國中心主義)外，便是它沒有給予文化一個應有或充足的位置。

　　8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根本上是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后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的理性觀，否定理性的普世性格，他們認為理性是受文化所影響與制約的，沒有一個超越一切文化脈絡的理性。后現代主義的論述與哈貝馬斯(J.Habermas)為現代性方案辯護的立場是有針對性的。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方案的缺陷是可以解救的，但他仍然堅守啟蒙立場，認為可以用“溝通理性”來救治現代性方案，他對現代性的論述，如韋伯與柏森斯一樣，都對文化沒有給予理論上的重視。查爾斯·泰勒(Charl es Tayl or)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現代性的理論，都是“現代性的非文化論”。持這種理論者，把現代化看作是社會的“轉化”，而這個轉化是“文化中立”的運作�！艾F代化非文化論”，不止相信“西方的現代性”是現代性的“第一個個案”，而且也是現代性普世化的“典范”了。泰勒指出，這種現代化理論的錯誤是把一切現代的事物都歸屬于必須來自西方啟蒙整套的東西，他稱之為“啟蒙整套觀的錯誤”。

　　泰勒對“現代性的非文化論”的剖析與批判是很有識見的。事實上，中國百年的現代化，乃至20世紀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所碰到的最根本問題就是文化問題。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或轉化過程，從來就不是“文化中立”的。這是民族文化與西方啟蒙價值的碰撞，民族文化自愿或不自愿地、自主或不自主地都會作出響應與適應。只有在極端的例子中，民族文化會自覺地完全拒絕或全盤接受西方的啟蒙價值，當然，這在經驗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在多數的情況中，民族文化，特別是有深厚底蘊的民族文化，總是作選擇性地接受，且必然會加以改造，也因此出現了多元性的“文化轉型”也即“多元的現代性”�？傊�，在現代性構建過程中，文化是無法缺位的，問題只在于本土文化在文化轉型中的自主性的高低與多少。

　　三、全球化、文化自主性與中國現代文明秩序之構建

　　中國現代性，應理解為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中國現代化的目的決不止于富國強兵，最終的愿景應該是一個現代的文明秩序。由于西歐是現代性第一個“個案”，因此向西歐學習、借鏡毋寧是很自然的。日本比中國早走了一步。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向歐美學習、借鏡，逐步地輸入西方“現代的”技術、制度與價值觀念。但到了上世紀后半葉，中國與亞洲其他社會，都普遍出現了向民族文化認同的聲音，奈斯比特(J.Nai sbi tt)在《亞洲大趨勢》中指出，亞洲在現代化中的成功，增強了亞洲人對亞洲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在現代化上普遍取得成功之際，恰也是新一波全球化成為大趨勢之時，顯然，全球化與“全球的現代化”是有一定的關連的，更有意思的是，當全球的經濟一元化成為世界趨同的大力量時，卻出現全球的“文化多元性”的發展態勢。在這里，我特別想說一句，費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覺”就是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發展時刻提出來的。

　　經濟全球化引發了文化全球化的激烈討論，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就是前面所說“全球性問題”�；�本上，原來一個以“時間”為度向的“現代性問題”，在全球化脈絡里，已轉為一個以“空間”為度向的“全球性問題”�，F代性問題涉及傳統與現代二者之關系，全球性問題涉及的則是全球與地方(本地)二者的關系。簡單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論以為全球化是全球淹沒了地方(Local，可譯為本地，此亦指民族文化)，正如簡單化的現代化理論以為現代化是現代取代了傳統。事實上，現代必然由傳統轉化而來，現代中不可能沒有傳統，我曾說“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而全球化則不是全球淹沒了地方，反是激發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沒有地方，我要說，“沒有‘沒有地方’的全球化”�！叭�球的”與“地方的”是一辯證關系。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理曼(T.Friedmen)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他說，互聯網等新的信息科技，產生全球化的新的趨平化時代。在這趨平的世界平臺上，雖然有將世界的多元文化同質化的潛能，但他相信，它有更大的潛能促發文化的“差異性”與多元性，故他用“地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he local)一詞來說明此一現象。他說，今日全球化的新的趨平化的階段，并不意味會有更多的美國化，而是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會越來越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論辯中，學者幾乎有一共識，即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在文化上，出現的卻是全球的多元性，并且認為文化的多元主義應為“全球性”的構成原則。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文化全球化卻走上多元性的論述，在一個世界范圍的經驗研究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英格萊哈特(R.Inglehart)和貝克(W.E.Baker)于2000年發表了他們的世界價值觀的調查(包括65個社會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報告中發現大規模文化變遷和繼續保持獨特文化傳統的證據，他們說：“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我們所看到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與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樣性的延續。這種延續是通過積極地重新創造和重新吸納非西方文明模式而得以實現的……。經濟發展傾向于將不同的社會推到一個共同的方向上去，但是，這些社會并沒有互相靠攏，而是行進在各自傳統形成的平行軌道上”。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見到，全球的多元現代性，不止是一種理論思維，并且正成為一個經驗現象。無疑，這對中國現代性的構建來說，不是一個可能性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實踐的問題。

　　中國百年的現代化歷程，不能說不是曲折重重，并且常是自疑而缺少自信的。但到了上世紀最后的20年，費孝通先生指出：“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從中華文化煥發出了自鴉片戰爭以來未曾有過的強大生機。這種生機的生成時間恰逢新舊二個世紀的交換，為中華民族加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世界新文化的生成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提供了物質條件和精神自信�！�

　　費先生認為今日是中華文化煥發自鴉片戰爭以來未曾有過的強大生機。如果從16世紀以來的全球格局看，“今日是五百年來未有的變局”，正因如此，才有中國崛起之說，而國人對民族文化之認同與自信也達到百年來的新高度。在這里，我要指出，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生產力獲得空前解放，出現了一個“生產革命”，而影響社會文化最直接有力的則是近十幾年產生的“消費革命”，目前大約有三億人已成為消費革命的主角。他們當中可能有些人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自主的選擇的自由，他們對市場上的文化產品有機會通過選擇性的消費來表達自我的文化身份。一般而言，充斥在文化市場上的產品，從電影、音樂、書籍，到衣、食、住、行相關的大量產品多數是來自歐、美、日本等現代化先進國家，舶來品是最受到消費者歡迎的。但是，近年來，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市場上大為消費者接受的是有中國味、有中國情趣、有中國意念的文化產品，不論是衣、食、住、行哪個領域都有這種傾向。不僅在日常生活的物質上，即使在藝術、文學、思想、價值等精神領域，消費者的愛好也有傾向“民族的”和“地方的”趨勢，最近文化市場上的“于丹熱”“國學熱”正是亮點而已。這個現象，可以是“全球與地方共生化”或“地方的全球化”的例子，也可以說這是民間社會的一種“文化自覺”。

　　中國現代性，或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構建，必然是一個文化轉型的大工程，在今天全球化的歷史境遇中，特別是在中國國力國勢上升時，費孝通先生講的文化自覺，正是加強這個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和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的選擇的自主地位。我上面講到，百年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知識精英有過不同層次的文化自覺。而今天在新世紀的開端，我們的文化自覺應該有一個全球的視野，有一個更長的歷史眼光，不僅要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思，也要對西方現代性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科學、民主以及樹立個體主體性的功業，應該批判地承繼，但其中“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觀點必須揚棄，更當對中華文化中人文主義的精神價值作新的“重新估值”。另一方面，西方現代性的“工具理性”思維以及其黑暗面必須批判，但啟蒙方案中有普世性的價值應該接受。中國現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構建的，它必然是以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優秀元素作為構建的資源。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現代的新文明將必然是中西文化的創造性的轉化(由“傳統的”轉化到“現代的”，由“西方的”轉化到“中國的”)與二者之交融。無疑地，21世紀構建的中國的現代性將必然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新文明。國人中近年因國勢強盛而有大唐盛世重來的憧憬。實則，盛唐正是一個中西(胡)文化大交融的時期，它是文化包容性、文化創造性最強的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內涵擴大化的時期。費孝通先生晚年眼看他熱愛的祖國國力日盛，而恰又遇到全球化的大浪潮，他對國人作出“文化自覺”的呼喊。費先生對中華文化的未來，有遠慮，但卻樂觀而充滿信心。我今天作《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的演講，正是對他“文化自覺”呼聲的一點回響。

　　金耀基 講演者小傳

　　1935年生，原籍浙江省天臺縣。臺灣大學法學士、臺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從傳統到現代》(1966)、《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1977)、Social li fe and Devel opment in Hong Kong(1981)、《大學之理念》(1983)及《中國社會與文化》(199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