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jīng)驗總結(jié)

　　——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

　　朱學勤，著名學者，現(xiàn)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和平與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社會思想史，目前從事的課題有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漸進變革思潮等。

　　時間：2007年12月15日

　　明年就是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日了，我想到了這個關(guān)鍵時候，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出來，關(guān)于改革開放的第三次辯論，從前兩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經(jīng)持續(xù)了很長時間。

　　第三場辯論是相對前面兩場辯論而言的，前面兩場辯論我就不重復了，第三場辯論是從郎咸平的講演開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點私交，當郎咸平在報紙上作為財政專家、公司法專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時，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評面擴大，擴大到否定整個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贊成了。我們兩個人曾經(jīng)在上海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從上半夜一直談到下半夜，我跟他說，你畢竟是從外面回來，不知道三十年中國是怎么走過來的，你僅僅從三十年來文件、主流媒體的文字記錄來判斷三十年中國，你肯定就是找不準脈搏，因為三十年來中國基本的發(fā)展就是多干少說、只干不說、干了再說。

　　與郎咸平對立的觀點，后來起來反駁郎咸平對三十年改革開放全盤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從總體來說是贊成改革開放立場的，但是我對皇甫平的觀點也有保留。“兩平”之爭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一邊說改革開放糟得很，一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好得很。

　　好派和糟派，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卻共享的歷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歷史前提呢？就是他們都認為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一場改革，一場改革貫穿三十年。你要么說它好得很，要么說它糟得很。我說先不要下價值判斷，首先進行歷史學的事實還原，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這一場改革嗎？還是有另外一個面貌？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

　　我的觀點是：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或者說，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結(jié)束“文革”：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階段改革，經(jīng)過三年徘徊，第二階段改革重新起步。兩場改革當然有聯(lián)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產(chǎn)物，但是無可否認，兩場改革之間有斷裂，有相當大的差異。形成今日之中國者，好也罷壞也罷，更多的是與第二階段改革相連，而不是與第一階段改革相連。如果不把這個歷史事實還原出來，有十個皇甫平，一百個、一萬個，發(fā)表一百篇、一萬篇當年解放日報的評論文章，也不足以說服廣大的民眾。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中國的改革為什么啟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文革”與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為什么說“文革”結(jié)束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后面有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支持？因為“文革”實際上是更大范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運動的終結(jié)――從1789年法國革命到1989年蘇共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歷史單元，兩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齊的歷史單元，讓世人選擇應(yīng)該改革什么、放棄什么、選擇什么。從1789年開始的激進革命運動，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國發(fā)生“熱月”事變，雅克賓派專政戛然而止。然后是社會還俗大潮，所謂社會還俗，單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會厭煩世俗的生活，會出家，出家會厭煩，然后還俗，社會也是，在一個癲狂的時代整個社會出家，進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會不會持續(xù)太久，時間長了，總會產(chǎn)生從廣場重回廚房的世俗性返歸運動。這一場從廣場到廚房、從革命到世俗的轉(zhuǎn)折席卷了20世紀大半個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歷史含量極其豐富，我們有機會專門來分析歷史的這一天，從正面、反面、側(cè)面、負面，多方面地解析歷史這一天里的信息。我點一句，點到為止：這一天僅僅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激進革命的終點，結(jié)束了中國激進的革命，社會大還俗，群眾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變發(fā)起者幾乎沒有歷史自覺。他們結(jié)束“文革”之后還是進行“文革”路線，所謂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線可以看出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jié)束，這樣才能理解為什么他們抓了四人幫，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線并沒有改變。改革是在那三年當中孕育起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對“文革”的否定，也是拖著一個長長的“文革”尾巴，歷史在斷裂中相連。

　　第一階段改革：青春浪漫的歲月與兩個隱患

　　這樣進入歷史的脈絡(luò)，就可以理解第一階段改革為什么發(fā)生，為什么中斷。如果說第一階段改革有一個歷史的天幕，歷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隱約昭示人間中國這場改革的總背景，那一行字當然是“‘文革’不能再發(fā)生了”！

　　正因為“文革”天怨人怒，在黨內(nèi)上層下層，從國內(nèi)到海外，都有從“文革”到改革的呼聲和動力。第一場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軍，記住，我說的是“解散”“文革”――中國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鏟除”的。改革在黨內(nèi)開明官員、黨內(nèi)外有強烈改革愿望的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底層主要是農(nóng)民，這三者當中結(jié)成了一個廣泛的同盟。

　　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記憶深刻。是那樣一個暮氣沉沉的時代，突然迎來了一個大家好像都年輕了十歲返老還童的青春浪漫歲月。那是一個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歲月，這個黨、這個民族非常幸運，出現(xiàn)了歷史上空前絕后的黃金領(lǐng)導層。

　　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而他的左膀右臂中，胡耀邦則是有火熱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個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黨內(nèi)那么多老干部，從那么多整人的“左傾運動”中走出來，整過人，也被人整，每一個人的內(nèi)心都留有政治運動的陰霾，唯獨耀邦是一個異數(shù)，是一個罕見的陽光型政治家。他把這個黨、這個民族所剩無幾的道德資源、道德剩余凝聚起來，從“文革”走向改革。

　　但第一階段改革也有兩個隱患。第一個隱患，它的動力更多來自改革派的官員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結(jié)合在一起的觀念風暴，你去看那個時候所謂的啟蒙作品，和千百萬民眾當下的利益結(jié)合不緊密的。那個啟蒙是懸空在天上的，和千百萬民眾的利益有結(jié)合，但是結(jié)合得不緊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總的發(fā)展趨勢很明白，擺脫計劃經(jīng)濟，趨向于非計劃經(jīng)濟的模式。但是非計劃經(jīng)濟的模式是什么呢？黨內(nèi)是前后徘徊的，今天我想起來都是繞來繞去的繞口令，有四個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那就是“市場經(jīng)濟”。這四個字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出現(xiàn)在黨的綱領(lǐng)性文件里，這是第二個隱患。

　　第二個隱患，第一場改革改變了經(jīng)濟政策，但是并未真正觸動政治體制，尤其是鄧小平說的黨和國家領(lǐng)導體制的改革。剛剛要觸及，一連串的事件發(fā)生了。經(jīng)濟體制改到一半，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目標，還沒有觸動就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