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一個立體的消費社會

　　如前面所說，三十年來的改革基本上是一個推動消費社會形成的改革。而消費社會具有基本合理性，因為它將一切神圣和崇高的追求，變成為普通公民都可以做出的人生抉擇。所以，當中國社會進入消費社會，也不是完全喪失了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當基層民眾起來為自己的權利展開維權時，當我們有了農民維權精英、城市小區維權精英時，當我們發現社會學家所說的那種“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驟然放大時，這就是一種消費社會為人們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提供的一種權利空間。

　　西方的消費社會是一種立體的消費社會，它包括日常產品、精神產品以及政治產品的共同消費，而這種消費要求有制度化的結構，要求進入民主憲政法治的狀態。但是，中國目前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消費社會―――我們只能消費社會的低端產品，而不能消費高端的精神產品和政治產品，因此，我們的消費社會是扁平的、物質的。

　　在這樣一種扁平的物質的消費社會里，由于對精神產品消費，尤其是政治產品消費的逃避，學界本應保持的某種批判精神以及政界本應完成的法治轉型，日漸為我們所冷落，甚至變得門可羅雀。于是，呼喚法治在中國變成了少數法學家的職業責任，而政治學家愿意講話的不多，或者把公共管理作為政治學的替代品，以公共管理替代了政治學的基本精神―――批判社會和籌劃憲政，不再承擔任何政治風險。

　　在這樣一種消費社會里，無論是有理想的官員、有理想的學者，還是有理想的社會人士，我們統統向下看齊，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質產品來判斷你本身的社會價值、社會貢獻，來判斷你本身是榮耀還是恥辱。因此，官員們也變成更加愿意用權力謀求利益，權錢勾結在近十多年來惡性膨脹，與扁平的物質化消費社會有明顯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普遍的精神萎靡更使得我們改革的勇氣和睿智沒有了，所以汪洋書記一到廣東，就問廣東的官員，還有沒有改革開放初期“殺開一條血路”的氣魄，努力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上闖出一條新路。那么，廣東的官員現在還有沒有當年袁庚、任仲夷、吳南生等人的精神，敢于殺出一條血路，敢于冒殺頭的危險去改革？

　　只有當我們的消費演變為對精神產品和政治產品的消費與物化產品一樣，建立既有效率又顯公平的憲政民主法治，在這樣一種平臺上進行規則性消費時，中國社會才能逐漸地歸位。

　　破除改革困境，廣東一定要有突破

　　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消費社會造成的壁壘已經非常嚴重，甚至難以突破。在我們已經習慣了精神生活由那些權威來主宰和引導的狀態后，我們的消費社會又遇到這樣一種情形，演變成了對于專家和精英的幻滅，我們在零六、零七年里精神生活最嚴重的事件，就是經濟學家喪失公信力，在我看來，就是在經濟學家喪失公信力時，公眾自己喪失了判斷力。

　　突破消費社會的壁壘，就是讓我們對片面消費社會盲目追逐的認識，變成每一個公民的共識。這是我們要重建改革共識中最重要的共識。

　　西方人有一個總結，說中國為什么增長這么快呢？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找出來，公民哪怕從一歲開始都想發財的。印度是比我們窮，全國只有一條高速公路，牛車、自行車、汽車都在上面走，你會覺得這是高速公路的一大奇觀。但是印度人又讓我很震撼，就是內心世界的安寧以及對秩序的高度尊重。因為印度人百分之百都是教徒，其中印度教徒超過80%，宗教信仰讓印度人內心安寧。還有，印度人的規則意識讓人尊重。我前不久在印度訪問，陪我們的是一些學中文的印度學生，其中一個學生，他的父親就是當地的警察局長。因為印度不怎么講交通秩序，車都是亂停的，但警察一招呼你必須要聽，不聽馬上就兩張單給你，一張是法院告票，第二張就是罰單。當時，我們的一個司機違章被警察抓到，我們跟學生開玩笑說，打一個電話給你爸，讓我們的旅途順利一點嘛。他說，不，我爸爸只保護弱者，他(司機)不是弱者，他是壞人。因為這個學生缺乏漢語詞匯，壞人的意思是說違背者。當時我們去的三位教授就在那里議論，如果在中國，這個學生馬上就要顯示自己的權力，一個電話搞定，不罰了。

　　所以，消費社會在這樣的情況下，是達不到公民共識的，我們始終會在公民行動之外追求某種特權消費品，而這樣扁平的物質的消費社會必定是一個特權社會。

　　去年七八月份，我連續去新加坡開會，新加坡人告訴我，李光耀跟中學生精英座談，但是中學生只提出一點：你講的都對，你也是善待我們，也是愛你的人民的。但是，我們只給你提出一個要求，我們要有選擇。

　　作為一個公民，我們在索取消費品時必須承擔等值的公民責任和公民義務，必須要和我們的公民權利三者之間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我們的行動者必須是公民，你在滿足消費品的需求時，要對你的組織、你的地區、你的國家有公民意識，要有公民判斷。中國要有一批精英和準精英以行動來指出，僅有一點物質財富是不夠的，更要以行動來沖擊現實社會。我們看，韓國也好，臺灣地區也好，民主憲政轉型時學生的擔當是非常明顯的。而我們呢？

　　我認為廣東在這一點上尤其需要改變。廣東多年來一直以自己的務實沾沾自喜，我早在文章中公開指出，務實從低端看就是唯利是圖，從高端看就是追求發財，以務實來形容廣東，是侮辱廣東人的智慧。在近代中國剛剛踏入現代門檻的時候，我們廣東就出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這樣的人，他們是務實嗎？不，他們是真正以世界眼光謀求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驅。但是現在，“務實”的廣東人喪失了宏觀謀劃理論能力，喪失了籌劃全局的可能空間。

　　因此，我們今天要突破的，就是與我們如何形成新的公民共識相關，我們要在消費社會里建立一個非依附性的消費自信，我們要把我們的產品消費建立在真正的規則產品消費上，比如民主、法治、憲政等。在這一點上，任仲夷生前一再號召的“深圳特區一定要敢于有政治特區的籌劃”，我認為是非常英明、非常睿智的。

　　兩年前，我和高尚全有一個對話，我說中國的改革要突破，其他地區依然比不上廣東，為什么？很簡單，廣東毗鄰港澳，廣東人的社會心理接受改革，廣東已經有三十年改革開放成就和經驗，廣東現在有非常雄厚的物質財富。在這一點上，廣東應當是有自信的。我現在的斷定是，不斷領風氣之先，永立中國改革開放的潮頭，這就是廣東的責任。

　　(本版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