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社會的精神頹廢與改革困境

　　——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

　　時間：1月12日

　　主講嘉賓：任劍濤，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第六屆特約研究員。出版有《倫理政治研究》、《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等著作。

　　改革三十年來，我們積累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相應的社會成就和政治成就，卻未能相互伴隨。因此，人們對改革的社會認知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對改革困境的認識，人們通常解讀為唯GDP增長的困境，或者解釋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或者解釋為黨內民主的困境。而在我看來，首先是因為三十年我們不太健全的改革―――我們的改革基本上是一個推動消費社會形成的改革。在這樣一種社會改革里，我們一方面越來越強烈地拒絕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們追求的都是物質生活，從官方到民間，我們在追求消費社會上達到了高度共識，我們有了財富，但我們改革社會的精神財富、精神底蘊、精神土壤，三十年來實際上處于一個日漸貧瘠化的狀態。我們成功地制造了在一個政治消費品上不能夠充分投入的市場消費。這樣的一個狀況，實際上妨礙了我們的改革。

　　民生問題的前提是要有民權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感受到中國改革的困境。

　　第一個方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推出的改革舉措，基本上是社會結構內部要素性的調整。這么多年，我們的改革總是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展開，比如說物價要不要調整、房地產要不要放開、公共分房要不要取消，或者你對社會公平如何感受的，你有了錢要不要做慈善家等等。這都是中國近十五年來社會關注的焦點，關注這些焦點有沒有錯？當然沒有錯，尤其是當我們把改革放在道德平臺上，這些關注讓我們的內心迸發出來的道德熱情，在近十五年可以說有了發泄的廣泛空間。但是，光有道德還不能解決問題，道德是一種愿望，是一種知覺，是一種判斷，但道德本身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和舉措。

　　所以，1992年以來的改革，都只是在刺激社會要素上，而不是在國家治理上來解決中國的改革問題。中國人尋求的民主已經變成了一個治道民主的權力來源，比如我們只要領導關注民生問題，但民生問題的前提是要有民權，這一點我們都遺忘了。沒有憲法和法律的肯定，請問，即使領導關注了民生，由于你本身的權利沒有受到法律以及公共政策的保障，領導對你垂憫，并不能實質性或根本性的改變狀況。于是，民生問題就變成了公共汽車點、地鐵點設在哪里合適等等，然后，國家要鐵腕，來搞定一切。這變成社會政治改革的悲劇。

　　第二個方面，公共政策的供給嚴重短缺。我們要對公共政策進行調整時，國家的基本結構、政體選擇、財政收入與支出等基本公共政策的方式等等，都變成了改善公共福利的現實障礙。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出臺，如何保障效益，又如何保障公平，實際上也變成了中國社會今天必須痛苦面對的難題。

　　第三個方面，改革共識的嚴重喪失，變成了中國改革的內在障礙。如果說前兩個困境都是外部障礙的話，改革共識的喪失變成了我們的內部障礙。所以，今年廣東號召改革開放、解放思想，我說，首先要對官員干部們棒喝一聲：你們在享受改革開放三十年成就的時候，請捫心自問，你們為我們這個社會做了什么？

　　基層社會要參與到改革的謀劃中來

　　美國當年就是把創造性的人才云集到美國，從而成為了百年創新的國家。那么，我們現在的改革還有沒有能力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區一樣，成為“冒險家”的樂園―――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要冒風險的，能不能使社會各個領域里的“冒險家”，無論是經濟上想賺錢的企業家，政治上想出業績的政體改革家，還是理論上想出改革新思維的思想家，以及社會公民中要維權的維權精英，再次云集深圳，或者廣東，為中國的改革繼續發出強有力的呼喚，并展開強有力的有社會感染力和號召力的社會行動。顯然，深圳和廣東目前的這種行為是不足的。

　　可以說，我們的改革困境遭遇到的不僅是一個物質消費的問題，更是一個在精神準備上的問題，我們對改革究竟有一種什么樣的精神期待、社會愿景及心理共識。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改革困境與我們的精神生活狀態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改革開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五年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相當貧乏，上世紀八十年代那種熱火朝天的改革討論和驚人一致的改革共識早已不復存在，改革主要來自于社會領導集團和思想精英們對改革的共同謀劃。而對社會基層來說，無論是貧困的城市居民，還是陷入日常生活崩潰的農村居民，一心盼望著的仍只不過是有飯吃。因此，上世紀八十年代最關注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改革思想家李澤厚，有一句經典概括：改革哲學就是吃飯哲學。今天我們回頭看三十年來的艱難歷程，我們改革社會的基層動力同樣是三個字：吃好飯。

　　正是由于精神生活的嚴重匱乏，因此，我們這個民族的大腦始終交付給極少數精英，民主的前途也始終由極少數精英來對付。因此每一次國家發展的重大關頭，我們總是把國家的愿望寄托在極少數的精英身上。這使得改革謀劃始終成為上層之爭，而沒有交付給基層社會、民間力量，來對精神層面進行富有理性價值的嚴格審查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