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凱恩斯

　　與凱恩斯相似的不僅是其文筆，克魯格曼的世界觀和政策立場帶有鮮明的凱恩斯主義色彩。他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推出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道，“世界經濟還沒有進入蕭條，可能也不會在短期內進入蕭條，盡管蕭條沒有來臨，蕭條經濟學，即專門討論30年代世界經濟面臨的問題的經濟學，已經重返歷史舞臺了。”因此，或許為了激發人們重視蕭條的可能性和破壞力，克魯格曼向世界發出了大蕭條的警示，并且將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對全球經濟的沖擊，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相提并論。

　　這番言論在當時可謂是駭人聽聞。盡管如此，多數人僅僅是把克魯格曼的書當作暢銷書來讀：話題沉重、具有挑戰性卻論述有力。即便是現在，很多經濟學家還認為衰退是微不足道，對衰退的有關研究也是一個逐步消失的話題。

　　自由市場的推崇者認為，政府干預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場的敵人，克魯格曼力圖告訴我們的是：他們錯了。在一個沒有足夠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場原則是難以運行的。克魯格曼認為，蕭條經濟學是對免費午餐的研究。世界上確實存在免費的午餐。因為在蕭條時期，部分資源是閑置的，可以隨手取來。當我們有辦法雇用更多的失業工人開動機器時，并不會造成其他產業生產要素的減少。

　　在某種程度上說，克魯格曼就是當代的凱恩斯。他不是像學院派新凱恩斯主義者那樣，賦予凱恩斯理論以新的生命力，而是致力于勸說公眾和政策當局回到凱恩斯的立場上來。凱恩斯有本文集叫《勸說集》，其中說到成功的勸說有時候比完善模式更為重要。在全球金融大廈陷入風雨飄搖之際，市場至上的教條和對道德風險的擔憂顯得蒼白無力。對于破除這些教條和擔憂，克魯格曼總能讓我們不再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