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獲獎的直接原因在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危機凸現出直覺式分析以及重構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重要性

　　□ 傅勇/文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繡球，拋給了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諾獎委員會的聲明中，特別提到了克魯格曼關于國際貿易模式以及地理因素在貿易中作用的開創性分析。這些分析在自由貿易、全球化以及城市經濟集聚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論，奠定了新國際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的基礎。

　　獲獎實至名歸

　　克魯格曼，一位1953年出生于紐約長島的猶太人，1977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先后在耶魯、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學任教，2000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經濟學家張軍教授坦言，克魯格曼很像愛因斯坦，并且極端聰明。張教授更是認為，即使沒有進大學攻讀經濟學的學位，克魯格曼也能夠在理論上有大成就。

　　然而，無論克魯格曼有多么聰明，這仍然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決定。盡管在學術建樹上，克魯格曼獲獎可謂是實至名歸，但這些還并不足以成為他今年就獲獎的理由。首先，克魯格曼的年齡不算大，今年才55歲，還可以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平均年齡至少在60歲以上。其次，不言自明，自由主義在當下正飽受詬病。金融動蕩不可避免地召回了國家干預乃至國有化浪潮，“金融國家社會主義”開始在全球粉墨登場。從理論上看，克魯格曼的上述工作遵循并弘揚了自由主義的傳統。

　　克魯格曼新貿易理論的出發點在于解釋產業內貿易的起源。李嘉圖之后，新古典貿易理論把比較優勢的來源歸因于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這些理論預言，國際貿易應該主要在不同產業或者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展開，即不同國家專注于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但現實是，大量的國際貿易和產業分工是在要素稟賦雷同的發達國家之間展開的，國際分工主要不是基于不同產業，很多時候各國會同時從事某個產業，國際貿易也在同類產業內部進行。比方說，美國和日本既生產汽車，也出口汽車。過去的貿易理論很難作出解釋。

　　規模報酬和不完全競爭是解釋產業內貿易的聰明視角，這兩個條件放松了新古典貿易理論的前提，賦予了貿易理論更強大的解釋力，也讓貿易理論有了堅實的微觀基礎。此外，地理因素在經濟集聚和國際貿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們理解世界經濟版圖以及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視角。

　　而且新貿易理論也絕對不是一個人的作品，如果如官方宣稱的，今年的諾貝爾獎表彰的是新貿易理論，那克魯格曼也不應該把140萬美金裝進一個人的腰包。他也許是最重要的貢獻者之一，但也只是之一，他的普林斯頓同事格羅斯曼，還有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赫爾普曼在新貿易理論和后續理論上的貢獻，即便趕不上克魯格曼重要，也絕對是諾貝爾獎級的。事實上，克魯格曼很大一部分對新貿易理論的貢獻都是和赫爾普曼合作完成的。

　　“烏鴉嘴”漸成美譽

　　因此，筆者更愿意相信克魯格曼獲獎的直接原因在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危機凸現出直覺式分析以及重構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重要性。一直以來，由于克魯格曼對世界經濟的悲觀性論調，以及屢次發出經濟危機的預警，克魯格曼被外界稱為“烏鴉嘴”。

　　現如今，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烏鴉嘴”也已經成為令人艷羨的稱呼。諾獎評審委員當然不會挑明這一點。同其他自然科學獎項一樣，諾貝爾經濟學獎標榜鼓勵的是原創性的基礎理論研究。但按這一標準排在克魯格曼前面的還大有其人。在當前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背景中，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不可能無動于衷。此前曾被奉為典范的北歐銀行體系，現在也是危機重重。此刻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認識危機，理解未知和恐懼，而克魯格曼正是這一領域的頭號人物。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克魯格曼在1994年的《外交》雜志上撰文指出，所謂的“東亞奇跡”就像20世紀50～60年代蘇聯的經濟增長一樣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增長中找不到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貢獻。這被認為成功預見到了亞洲金融危機。這一點凸現了這位寡言的經濟學家在直覺和寫作上的天賦。他長期擔任《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以簡明犀利的筆觸獨領公共經濟學家的風騷，并被認為是繼凱恩斯之后文筆最好的經濟學家。

　　實際上，在此之前的1979年，克魯格曼在學界就以首創的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聞名，這個理論是預警亞洲金融危機的最佳框架。克魯格曼指出，政府過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導致經濟基礎惡化，是引發對固定匯率的投機并最終引爆危機的根本原因。其中的邏輯是直截了當的。假定一國的貨幣需求穩定，而貨幣供給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儲備構成。在其他條件不變時，該國居民將會通過向外國居民購買或出售商品勞務投資等國際收支活動引起外匯儲備變化，從而使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達到平衡。

　　此時，如果政府持續擴張國內信貸來為財政赤字融資，就會導致國內信貸的增長。由于經濟主體會調整經濟貨幣，自動使總的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相等，則國內信貸的擴張必然伴隨著外匯儲備的減少。這個論述后來凝練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