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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人大經濟學院、人大財政金融學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辦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系列之二——現代經濟學教育：共性傳承與個性彰顯研討會于3月18日在人民大學舉行。圖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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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大經濟學院、人大財政金融學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辦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系列之二——現代經濟學教育：共性傳承與個性彰顯研討會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樓舉行。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以下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演講實錄：
姚洋：我談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引進，一個是我們在引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覺
得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引進和我們90年代的改革是分不開的。80年代的時候，我們開始了思想的解放，我們沒有真正進行實質性的改革，90年代是我們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非常關鍵的時代，我們有了對現代經濟學的要求，我們有了市場，拿原有的理論去解釋已經無法解釋了，不好用了，而且很多操作層面上的東西無法去用。現代經濟學解決的是什么問題呢？很大程度上是解決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在現代經濟學的傳播過程中，梁晶工作室、北大出版社、人大出版社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像博弈論那本書出版不到一年就發行了25000冊，我非常的吃驚，這本書是非常專業的一本書，能夠像暢銷書那樣賣，可見需求是非常大，說明了引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另外一方面，我談一下問題。我自己編經濟學季刊，很多稿子拿來一看，明顯的像一個練習題似的，看不出來他做的東西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用的數學工具和模型非常復雜，只是把別人的模型改了，自己就開始推導了，然后說推導的東西是正確的東西。剛才稻葵講到現代經濟學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科學性，但他也說經濟學還不是科學。我贊同他的后一句話，經濟學更多的是接近于歷史學。它是講一個故事，一個模型就是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要講得好，要講出新東西來，相信不相信是讀者的問題，你可以不相信。經濟學不能說馬上做個實驗，所以就會出現五個經濟學家有六種說法情況，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些人對模型到了非常崇拜的程度，凡是模型告訴我的，就是正確的，只要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生產者利潤最大化，最后就推出結論，這種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他是沒有理解什么叫做經濟學模型。我們知道，做一個模型時我們已經知道結論了，然后我們來寫一個模型，來驗證我的結論。有人說，我想證明一個東西老證明不出來，實際上你想證明什么都可以證明，關鍵假設是什么。經濟學是這樣的，你的假設要經得起推敲，這樣大家才會信你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假設更加的接近于現實，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經濟學教育還不夠。
現在老師教的，完全是國外引進的模型，沒有背景知識。我自己教發展經濟學，發現我們自己寫的教科書，里面都是一些模型，模型套著模型，好像是一大堆的骨頭，沒有肉，沒有現實的東西。但是反過來看別人寫的書，比如說西方寫的發展經濟學，娓娓道來，講了很多很多現實的東西，然后才來講理論。Joseph E·Stiglitz他們寫的經濟學書好，就是因為從美國的問題中提煉出來的，把一些例證都放進來。但是中國的學生可能并不一定都接受，因為他們并不一定了解美國。比如，如果用信用卡來舉例，學生就不知道怎么回兒事情。我們中心的盧鋒教授寫的經濟學中國版就是針對中國的情況，很好。倒不是說中國的東西就好，而是要從學生身邊的東西開始，上來就講美國的東西，他們可能就沒有概念，必須從他們身邊的東西講起，這樣他們就對你的講東西感興趣了。因此，我們的教學必須是問題導向的。
另外，我非常贊同Joseph E·Stiglitz說的，我們要防止把理論意識形態化。理論本身沒有意識形態，經濟學理論都是中立的，但是我們往往忘記了，經濟學理論是在說一個故事：我們用我的想法解釋世界，它是我對世界的一種詮釋，不是世界本身。關鍵是老師在教學生的時候，把模型當作現實本身教給學生了。比如說科斯定理，它說的是當產權明確定義的時候，產權的歸屬無關。諾斯把它推廣了，說如果不存在交易費用，那么制度就是無關的。他在這點上是完全錯誤的，但我們卻把它拿過來，又發揚光大，到處說交易費用決定了制度的存在。為什么說錯了呢？因為科斯定理必須以產權定義明確為前提，但是，沒有制度怎么能定義產權呢？這是把經濟理論意識形態化的現象。
最后一點，我非常贊同林老師說的，中國的現實為我們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中國過去25年，乃至過去半個世紀，或者是一個世紀的現實經歷，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2004年哈佛大學的Dwright Perkins教授到我們中心參加十周年研討會，做了一個報告，認為中國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奇跡，而是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中國的奇跡實際上不是奇跡，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市場是好的，所以我們有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對外開放是好的，中國也對外開放了；教育是重要的，中國的教育搞的好，等等。但是，他沒有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選擇了這些正確的政策。當時也參加會議的Ross Garnaut教授，澳大利亞前駐中國大使說的是正確的，中國選擇了正確的政策，和中國領導人的智慧分不開。好政策我們都知道，但為什么很多國家沒有選擇？為什么恰恰是中國選擇了？我覺得我們可以進行總結，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在國內看到更多的是中國存在的問題，但是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一比，中國的進步是非常大的。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總結，可以創造出新的理論，為世界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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