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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SE)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增長”研討會。與會的中、英兩國學者圍繞貿易政策、人民幣匯率、經濟增長模式、金融發展、私有化改革等問題展開討論。第五期簡報報道有關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亞洲金融合作機制、貿易政策等內容。
Bert Hofman博士(世界銀行北京代表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以官方匯率衡量，中國還是一個經濟小國，中國GDP只占全球GDP的4%；以購買力平價匯率衡量，中國GDP大約占全球GDP的12%；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1%，盡管中國的城市化率僅 40%，遠低于OECD國家70%的平均水平，中國仍是世界上城市居民最多的國家；中國的貧困人口占全球貧困人口的1/5；中國的用水量與美國相當，是全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美國能源消費占全世界的22%，中國的能源消費占12%；中國的外匯儲備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此外，中國在國際組織里也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今后中國如何繼續保持快速增長？1994-2003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其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貢獻了7.8個百分點，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源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人均資本量的增加，其中人均資本量增加對GDP的增長貢獻了5.1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GDP的增長只貢獻了2.7個百分點。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重高達45%，人均資本量的增加非常可觀。中國工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是農民的勞動生產率的9倍，一般發展中國家的這個比例是3、4倍左右。為什么中國工人、農民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會如此大呢？這主要是對工業的投資規模較大，使得工業的人均資本量相對較高，從而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農民的。問題在于，高度依賴投資的工業化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有限，從而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相對比較慢。
更嚴重的是，這種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是很難持續的。目前中國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約是55%，這也高于其他國家；中國投資占GDP的比例僅次于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索洛詛咒”指出，如果增長高度依賴投資，投資的邊際報酬遞減將使得，投資增速不變條件下經濟增速會放緩。我們的模型表明，假設未來20年中國的增長方式沒有轉變，仍然高度依賴投資，則為了使GDP達到8%的增長率，投資占GDP的比例必須提高到55.7%。這是一個前所未有，而且是不現實的比例。中國現在的儲蓄率已經相當高了，預計中國的儲蓄率將逐步降低。2020年后，中國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將會顯著下降，隨著人口老齡化，居民的總儲蓄率將會大幅降低；隨著中國各個行業競爭的加劇，企業利潤率降低，企業的儲蓄率也會降低；所以我們認為中國55%的投資率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合適的。出路在于加快發展服務業，降低經濟增長對工業、投資的依賴；服務業的發展還將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增長更加平衡。
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基尼系數增到0.45。僅從經濟效率角度看，就會有三方面負面影響：(1)人們的不滿情緒積累，會影響社會穩定；(2)如果一些富人獲得了政治權力或支持，有可能去影響政策以維持特權和財富，巴西就出現了這種情形；(3)收入差距和社會保障體制的不健全，有可能使兒童失學，使有工作能力的病人不能及時獲得救治，這些都是一種經濟上的損失。
預計到2035-2045，以PPP匯率衡量的中國經濟總量將排在世界首位；到2080-2090，以官方匯率衡量的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世界第一。
何帆博士(社會科學院)：亞洲金融合作與中國的作用
亞洲金融危機引發了大量關于亞洲金融合作機制的討論，隨著亞洲各國經濟的恢復，關于亞洲金融合作機制的探討逐漸減少。我們認為，亞洲金融合作機制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亞洲應該建立預防金融危機的合作機制。
首先，亞洲經濟仍面臨較大的外部風險。如果缺乏有效的合作機制，美元貶值、美國利率上升、油價高漲等外部風險仍有可能在亞洲引發金融危機；其次，2000年東盟以及中、日、韓所簽署了《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擴大貨幣互換規模，可以在此基礎上向全面的金融合作發展；第三，亞洲國家匯率方面的合作仍是金融合作的重點。
以匯率風險為例，亞洲各國都積累了巨額的經常項目順差，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而美元趨向于貶值，這使得亞洲各國的匯率機制陷于兩難境地。如果盯住美元，則外匯儲備隨美元貶值而貶值，同時會產生本幣升值壓力，引來大量投機性流動資金；如果放棄盯住美元，則匯率波動會損害貿易，并可能引發美元進一步貶值，從而也會使外匯儲備貶值。以利率風險為例，美國升息同樣讓亞洲國家感到為難，亞洲國家經濟剛剛從危機中恢復過來，升息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多數亞洲國家不愿承受的，但若不隨著美國升息而升息，則部分資本會流出亞洲流回美國，對亞洲國家的經濟同樣有沖擊。這些外部風險，若是缺乏區域內部的金融合作，就很有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而且這些外部沖擊對亞洲國家的影響是非對稱的，從而使合作成為互惠互利。如果外部沖擊對所有亞洲國家的影響程度都是類似的(對稱的)，那么彼此的合作并不能消減多少風險，這時候我們只能求助于區域外的援助。實事上，在金融危機過程中，亞洲不同國家受到的沖擊差異較大，這樣總是會有些國家有能力幫助其他國家。無論是外部供應沖擊還是外部需求沖擊，它們對中國的影響與其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影響的相關性都較弱；換言之，中國在亞洲經濟中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
《清邁協議》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仍有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缺乏一個核心的主體，依靠雙邊談判往往會使談判成本較高，而且容易在談判中錯失良機；其次，《清邁協議》可以提供的資金有限，相對于流動性危機不過是杯水車薪；再次，《清邁協議》中 90%的資金與IMF提供的資金是掛鉤的，即與IMF援助條件相聯系，但IMF援助條件并不一定適用于亞洲國家。
我們建議，第一，確立一個核心主體，作為執行機構進行管理、運作貨幣聯盟；第二，建立一個有效的預警機制，用以預防各國的流動性風險，以及時應對外部沖擊；第三，亞洲金融危機是一種流動性危機，可以考慮匯集亞洲各國的外匯儲備，作為穩定匯率的基礎；第四，亞洲貨幣合作機制應當考慮亞洲國家的特殊性，應逐步解除與IMF援助條件的聯系。
Razeen Sally(LSE)：中國、印度、東盟的貿易政策
印度在很多方面與中國很相似。2003年印度的貿易依存度(外貿總額/GDP)是23.9，中國是60.4，東盟6國是134.5，其中新加坡的貿易依存度接近300，馬來西亞的貿易依存度也高達200多。但印度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遠沒有中國發達，印度正式制造業部門的就業人口不到1000萬，而總勞動力人口多達4.5億。貿易政策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對勞動力市場的限制。印度農業的生產率也非常低，農業增加值占GDP的20%，農業人口占總人口60%。印度在勞動力密集型的服業行業上有優勢，但印度服務業的工作機會往往是高收入高技能的，提供的工作機會相對有限。最樂觀的預測認為，到2010，印度將會增加100萬的服務業工作機會，相對于總的勞動力人口，這仍是相當少的。
自1994年以來，中國貿易自由化迅速推進，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管制也急劇減少。1997-2000年，中國進口的非貿易壁壘大幅削減，削減幅度高于東南亞其他國家；平均關稅稅率從1992年的42.9%降到2001的16.6%，加入WTO后進一步降到了9.8%。中國主要的貿易自由化發生在加入WTO之前，是一種單邊自由化，當然，加入WTO也加快了貿易自由化進程。加入WTO之前，正式的貿易壁壘就已經開始瓦解或者轉化為非正式貿易壁壘，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也已經深入開展。
印度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也有所加快，但相對中國還是較為緩慢，自由化程度也較低。1991年，印度平均關稅稅率是125%，同時存在大量的非關稅壁壘和嚴歷的FDI管制；如今，印度的平均關稅稅率降到了20%，大多數外貿配額取消了，其他如注冊方面的管制也大幅減少，絕大多數對制造業、FDI的管制已經取消，但對農業和服務業仍然維持高度的貿易保護。
相對于印度和中國，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貿易自由化程度比較高，平均關稅稅率大約是10%，而且在不斷降低。
中國加入WTO的一個獨特性在于，政府希望通過加入WTO來推進國內改革。從很多角度看，中國都是相當信守承諾的，相對于印度、東盟國家，中國執行承諾更有力，在服務領域的承諾甚至比發達國家的承諾還要可信。
貿易談判的作用將越來越有限，未來WTO貿易談判將不再有明顯的突破性，談判進程將比以往更為緩慢。單邊貿易自由化是更為傳統的自由化方式，世界銀行最新數據表明，大約三分之二的發展中國家重大的貿易自由化政策是單邊的，只有三分之一是通過(雙邊、多邊)貿易談判達成的。中國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獲得了快速發展，引導著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走向貿易自由化。近年來印度快速推進貿易自由化，也是受到了中國的影響，這些貿易自由化都屬于單邊的，不是通過貿易談判達成的。
自由討論階段：
Razeen Sally(LSE)：樊剛教授昨天提到，中國保護幼稚產業獲得了成功。我想補充一個觀點：中國國內市場龐大，國內貿易自由化對幼稚產業的發展極其重要，國內激烈的競爭能夠迫使幼稚產業發展起來；對于國內市場狹小的國家，保護幼稚產業很難獲得成功。
曾經有觀點認為，中國的發展會削弱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制造業競爭力，甚至引發這些國家產業空洞化。實際表明，中國經濟與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國的發展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發展。對相對落后的東盟國家，中國發展的影響也是積極的。一方面，中國發展了，這些國家可以向中國出口大量的原材料和農產品；另一方面，隨著中國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國有一些產業會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國家。這些國家只要內部改革到位，也可以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獲得競爭力。我不認為貿易保護政策有益于這些小國，因為他們的國內市場太小，無法提供充分的國內競爭來促進幼稚產業的壯大。馬來西亞的汽車制造業在產業政策的保護下，就很失敗。
Xu Chenggang(LSE)：向Bert提兩個問題。與您的觀察有所不同，我覺得中國改革開放這26年來的城市化進程是非常快的。此外，去年我走訪過一些企業，其中一個民營家族企業，據介紹是世界上最大的縫紉機制造廠，它的生產線高度自動化，某些車間甚至只有兩個工人在監控這些設備的運轉。正因為它的產品多數是銷往國際市場，為了保證質量，就必須全面實行自動化。盡管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使得新增就業機會比較少，但這正是全球化所帶來的，是市場趨動的，而并沒有受到產業政策的影響，您對此或許有些看法。
Bert Hofman(世界銀行北京辦公室)：中國的儲蓄集中于銀行系統，銀行的貸款又集中于國有企業，使得國有企業能進行大量投資，在城市里發展了很多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國工業化過程，城市確實吸收了不少農民進城，但總體來說，民工的收入和地位都很低，并沒有完全融入城市。對這種工業化模式作適當的調整，可能會改善這種狀況。
相關的問題是，中國下一步如何進行產業升級。我認為，中國向高附加值產業的升級會遇到許多新問題，其中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挑戰，此外，產業轉移到哪里也是一個重大挑戰。沿海省份的工資在上漲，土地供應越來越緊張，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在廣東擴大生產能力，它將選擇去湖南還是去越南？
陳平教授(CCER)：企業選址除了關注要素成本，產業配套也是非常重要的，許多經濟學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商人特別關注產業配套，生產基地的選擇與產業上下游配套是非常相關的。至于知識產權保護，如果某法律只維護一方的利益，則該法律的實施成本高不可攀，所謂“法不責眾”，這是眾多知識產權法規難以得到認同和執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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