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理論意義與借鑒意義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SE)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增長”研討會。與會的中、英兩國學者圍繞貿易政策、人民幣匯率、經濟增長模式、金融發展、私有化改革等問題展開討論。第四期簡報報道有關中國改革的理論意義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借鑒意義等內容。

　　陳平教授(CCER)：作為社會試驗的轉型經濟

　　在20世紀有兩項最重大的社會實驗：大蕭條和經濟轉型。原因在于，首先，他們的時間跨度都很長，大蕭條持續了將近十年，而在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的轉型持續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十年；第二，它們都帶來了經濟結構以及經濟政策的巨大轉變，很多轉變甚至不能由傳統理論所解釋。從數據還可以看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轉型期出現的蕭條比大蕭條時期嚴重得多。由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從轉型經濟我們可以學到什么？陳平教授比較了兩種理論：均衡論和進化論。均衡理論包括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及新興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宏觀、微觀、金融和產業組織的理論，這些理論內部存在矛盾，并非完全統一；進化論，也被稱為漸進主義，它的理論來源可追溯到馬爾薩斯、達爾文，然后到馬克思以及熊彼得。這一理論對理解長期的經濟發展以及經濟結構轉變有很大貢獻。

　　為了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陳平教授在正題開始之前先提出了一些問題：第一，為什么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會出現長期的經濟蕭條，造成蕭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源于市場的不穩定。而阿羅-德布魯模型認為，如果產權界定清晰，供求系統將自動形成唯一的均衡點，市場可以有如此大的魔力。那么市場長期的不穩定又是從何而來？況且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從二戰之后并沒有經歷過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政策目標中最首要的是什么？是穩定、制度還是增長？第三，宏觀的穩定性與微觀的有效性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最后，真實情況是否正如主流理性預期學派所言，微觀是宏觀政策的基礎，還是如我們從轉型經濟中所見到的，宏觀是微觀行為的基礎？投機、欺詐、人員外流等等行為都是由宏觀環境所決定的，而不只是簡單獨立的自我決定。

　　接下來陳平教授提出了一些更本質性的經濟學思考：首先，微觀領域內，價格機制的本質是什么？如果價格是經過一系列均衡、收斂的過程而確定的，那么市場就可以完全有效。但如果價格是一個不斷學習、調整的過程，它就不是由供求兩方決定，而是如哈耶克曾指出的，是通過一個供給鏈的復雜網絡、通過正向或負向的回饋決定的。第二，宏觀領域內，自然失業的根源是什么？勞動力的自然失業是出于他們自己的理性選擇么？宏觀政策的本質又是什么？是價格剛性、大政府還是技術變遷？第三，金融領域內，金融市場是內在穩定的還是內在不穩定？如果經濟出清并且有效，價格由供求決定，那么金融市場應該毫無問題，不存在任何的投機動機和行為。但看看東亞金融危機，其中存在大量的投機行為——這證明理論是錯誤的，最起碼是有限的。另外，在微觀的有效以及宏觀的穩定中，金融市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最后，在產業組織領域內，組織的發展是某些超人、經濟學家理性設計出來的么？組織的發展是否是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組織是存在于競爭性的利益集團下的前進化過程？東德的經歷已經證明第一個論斷是錯誤的。

　　整個大蕭條時期從1929年持續到1942年，在此期間，美國的工業產值下降了將近47%，并且持續了整整14年，其他的國家，例如英國，損失小很多。然而，經濟學從大蕭條中學到了很多，貨幣學派、凱恩斯的改革以及宏觀經濟學都在這個時期成長起來；福利國家出現；金融市場更多地受到政府管制；中央銀行的地位不斷提高；在國際貿易中的地區性保護措施被嚴格地加以控制。這一課不應被經濟學界所遺忘。

　　東歐和前蘇聯毫無疑問應該比中國發展得更好，因為他們有更優秀的稟賦，很多理論都可以印證這一點：從古典經濟學而言，東歐和前蘇聯有更好的自然資源；從新古典主義的增長理論而言，他們有更好的工業資本；從內生增長理論而言，東歐和前蘇聯的人力資源教育、科技背景上都強于中國；從產業組織理論而言，他們的經濟不論橫向還是縱向都長于中國；從經濟地理學角度，東歐和前蘇聯都更易于與世界市場聯系；從文化經濟學角度，他們都有更深厚的西方法律的文化傳統；最后，從國際環境方面，他們擁有國際援助。

　　我們來看聯合國提供的數據，對比而言，東歐在20世紀70年代做得不錯，而柏林墻倒后，社會主義呈下降之勢，僅從數據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而在華盛頓共識之后十年后我們可以看到，南美的平均GDP增長率最高，為2.9，東亞和北美為2.8，而東歐則下降了46%，平均增長率為-4.4。這也就是為什么說轉型的蕭條比大蕭條嚴重得多的原因。通過不同的國家的對比，日本、德國、中國和越南是一組，波蘭、匈牙利是東歐的轉型國家再加上前蘇聯。從數據我們可以看出華盛頓共識沒有得到任何現實證據的支持。

　　再看轉型經濟的比較(東歐)，可以發現大規模的衰退。很多嚴重的國家衰退達到40%，輕點的，像捷克、斯洛伐克，13%、22%。但要提到的是中國，3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的GDP也只衰退了11%，比東歐轉型經濟中最輕的捷克、斯洛伐克還要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經濟也保持了和原先一樣的增長。如果拋開這些事實，只空談理論，就沒有很好地領會實證科學。再看前蘇聯轉型衰退的數據，比東歐國家更加嚴重。

　　陳平教授提出一些產出衰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樊綱教授(中國改革基金會)：全球化環境中的中國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

　　首要的，是一系列體制改革。其中，私營經濟的發展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最為重要，此外，法制建設、行政體制改革等也在逐步優化中國的商務(投資)環境。現在，70%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已經完成了私有化，在這個過程中，2600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下崗。現在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已經大大降低了。

　　外商直接投資(FDI)是中國獲益最多的外部因素。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的一個特點是大量資本的跨國流動。發展中國家缺乏資本、技術、知識，FDI正好可以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這些要素。FDI的積極作用是華盛頓共識比較正確的一點。

　　與FDI相關的另一條成功經驗是，通過貿易壁壘保護幼稚產業(infant industry)，同時向機器設備進口和技術引進提供特殊政策。80年代以來，人們一般對產業保護政策持批判態度，主要理由是不知道如何去保護幼稚產業，也不知道要保護多久，而且保護政策排斥競爭最終往往扼殺了整個產業。但在一個人均GDP僅相當于發達國家1/300的國家(1980年的中國)，幼稚產業的本土公司確實無法對抗強大的跨國公司。落后國家只在一些初級產品如農產品上有一些比較優勢，制度、技術、知識等各個層面的差距都使得幼稚產業很難獲得產業升級，無法參與國際競爭。過去20多年，中國的電子、汽車、機械設備等制造業在一直存在政策保護，直到加入WTO，政策保護才大幅減少，從實踐來看，中國的產業保護政策確實起了一定的扶持作用。理論上，一方面貿易保護給予幼稚產業一定時間去發展；另一方面面對貿易壁壘，跨國公國往往選擇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這樣，貿易保護就鼓勵了FDI的流入，FDI的一系列外溢效應會提高整個經濟的競爭力。

　　資本項目管制也是中國的經驗之一。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可能會帶來大量的短期資本流入，伴隨著高風險；而且資本項目管制可以限制灰色收入流出國境，有助于抑制腐敗。

　　此外，快速發展的同時來要避免陷入民粹主義(Populism)的困境。今天人均GDP1000美元的國家與200年前人均GDP1000美元的國家大為不同，200年前，人均1000美元的國家就是當時的發達國家，而今天，低收入的國家的政策會傾向于效仿發達國家的政策：高福利，社會保障、醫療衛生保障等等。這些當然是好東西，但會損害長期增長的競爭力，問題在于如何去平衡長期增長與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的關系。

　　像印度、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解決種種社會問題最終是要依靠持續增長，持續地增加非農就業人口。低收入國家的發展，往往經歷收入不平等加劇的過程，這個階段很容易走向民粹主義。人們常說，美國、歐盟等對農民的補貼有多高，但人們往往忽視了美國的農民只占該國勞動力的1.7%，法國的農民只占該國勞動力的2.5%。百分之九十幾的人補貼百分之幾的農民是可行的，但中國的農民占總勞動力的比重超過40%，補貼農民談何容易。奉行民粹主義的國家，往往伴隨著巨額財政赤字、巨額外債、基礎建設投資不足。南美許多國家就曾陷于這種困境，印度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達10%，但政府還是缺錢修

　　中國改革開放前經歷過政府包辦一切的痛苦經驗，這或許可以避免中國走進民粹主義的困境中。只要中國能保持8%的年均增長率，每年大約可創造1000萬的非農就業機會，則農民總是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逐步改善生活。

　　相對于華盛頓共識，中國發展的特殊經驗在于沒有在改革初期就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而是先發展私營經濟；中國也不是一開始就實行自由貿易，伴隨著大量的FDI流入，中國廣泛的貿易保護政策對幼稚產業的發展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中國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也走得比較慢；中國并未實現民主化，重要的是中國也沒有陷入民粹主義的困境中。這些經驗或許對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