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人民幣匯率-專業化與貿易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SE)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增長”研討會。與會中、英兩國學者圍繞貿易政策、人民幣匯率、經濟增長模式、金融發展、私有化改革等問題展開討論。第一期簡報報道有關新經濟、人民幣匯率、縱向專業化與貿易等報告的內容。

　　Danny Quah教授(LSE)：新經濟“新”在何處

　　Danny Quah的演講對全球化和技術進步背景下產生的“新經濟”特征進行了界定，并且討論了由此帶來的貿易政策、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問題。

　　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型著眼于物質資本的增加和積累，根據經濟增長模型可以預測，中國將在2016年超過除美國之外所有國家。但即使那樣，中國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并且由于不斷增大的基尼系數，還會有很多窮人。

　　中國能夠超過美國這一事實并不新奇，因為這是經濟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幾千年來這種結構變化一直在持續在進行，這種變化并非是新經濟的實質所在。從供給方面來說，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發生著持續的結構變遷；從需求方面來說，從樹皮到米粥到比薩，代表著持續不斷的產品更新，這些都不是最近才出現的新現象；同樣，國際交往的日益擴大也不是最近才出現的，1870-1930年就是一個全球化的黃金時代，中國、印度等國家的居民移民美國，歐洲居民移居到澳大利亞和南美，造成全世界1/7的人口在出生地以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資本的轉移也在不斷發生，因此，全球化的因素至少150年來就廣泛存在，他們并不是現在的“新經濟”的實質所在。中國超過美國也是這種趨勢的必然結果，并不是新鮮事，因為這并沒有改變經濟增長的本質。

　　現代經濟之“新”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經濟的價值中包含了越來越多的“無形知識”，而并不是像原來那樣，包含很多的可接觸的實物；二是終端消費者和無形知識的特殊關系，產品是直接提供給終端消費者，不是以物質產品的形式，沒有眾多的服務人員。在傳統經濟中，以技術和教育為主要內容的人力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源泉，人力資本參加生產的過程，最終的制成品和服務提供給消費者，同時人力資本也在創造知識，這時促進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而在新經濟的情況下，技術和教育不僅是知識的源泉，同時也為消費者所擁有，知識和知識產品直接提供給消費者，不通過中間環節，消費者直接享受知識產品。知識產品例子包括：數碼音樂，MP3，DVD，計算機軟件，操作系統，藥物等等。

　　他們的特征是，無形，非排他性，可以無限復制，第一件產品成本很高，但是復制的成本很低，傳統的產權體系失效，傳播不受物理空間和距離的限制。正如諾斯所言，缺乏合適的產權體系是抑制技術創新的主要原因。傳統的福利經濟學認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合適的市場機制下能夠有效的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然而，由于新經濟改變了產品的屬性，所以市場不再像以前那樣運行，分權化的市場不再有效，傳統的產權體系也不再適用。

　　盧鋒教授(CCER)：人民幣實際匯率的長期走勢

　　1978年以來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化特點是：1978-1993年人民幣實際匯率持續貶值，而1994年之后不斷波動；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實際匯率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和名義匯率的變化相一致。這一現象被認為與國際經濟學Balassa-Samuelson效應不相一致。為了解釋這些現象，需要綜合考慮

　　就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增長而言，通過比較中國和美國以及OECD十三國之間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發現在改革最初十多年間，中國相對美國以及主要OECD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沒有顯著提升，因而這一時期是沒有勞動生產率相對追趕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后半期以來，中國制造業出現快速的勞動生產率相對增長。我國制造業這一最重要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增長的階段性變動，對于理解人民幣實際匯率趨勢的階段性演變，具有重要解釋作用。

　　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進口替代戰略，扭曲了許多要素的配置：農產品和原材料等可貿易產品的價格被人為壓低，多數制成品得到了出口補貼和進口壁壘的保護，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被嚴重高估。價格改革和貿易體制的改革通過兩種途徑影響了人民幣的實際匯率。首先，價格的放開引起了不斷增長的通貨膨脹，給人民幣帶來了貶值的壓力；其次，出口補貼和貿易壁壘的逐漸取消，也造成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在沒有相對生產率增長背景下，上述改革過程在在較早時期引入民幣名義匯率持續貶值和實際匯率大幅貶值。到90年代初期，90%以上的零售商品價格和80%以上生產原料的價格已經放開，而出口補貼也在1994年基本取消，由價格改革和貿易體制改革帶來的人民幣貶值壓力得以緩解。這方面因素作用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趨勢變動也具有重要解釋作用。

　　國際收支賬戶的結構變化也是影響匯率的因素。中國國際收支余額的變化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0年之前，特征是資本賬戶盈余和經常賬戶赤字相匹配，同時伴隨著外匯短缺。 第二階段是1990年之后，特征是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的“雙盈余”，逐步緩解了外匯短缺壓力。國際收支賬戶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加工貿易是指進口原料和中間產品，生產并出口最終產品，其基礎是產品內專業化(不僅不同于行業間專業化和貿易，也不同于標準模型討論的行業內專業化和貿易)，這種專業化加強了現代的全球化趨勢。數據表明，加工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資本賬戶余額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也有很強的相關性。

　　基于以上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決定因素的分析，通過一個圖形分析框架分四個時期討論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化機制。1)1978-1993年，這一階段由于可貿易部門的相對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不存在Balassa-Samuelson效應，而這一階段總需求的增長引起的通貨膨脹導致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體制性扭曲的不斷消除也帶來了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貶值，于是這一階段人民幣實際匯率表現為持續貶值。2)1994-1997年，由于1990年代中期出現的經濟過熱帶來了通貨膨脹，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顯著提高，導致了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溫和升值。3)1998-2001年，這一階段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加強了

　　如果中國可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繼續相對提升，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趨勢會持續發生作用，需要適時地調整宏觀和匯率政策來實現經濟成長這一內在需要。從這一角度看，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實行的匯率改革政策，是向正確方向走出的重要一步。

　　平新喬教授(CCER)：縱向專業化與中國的出口

　　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和外包(outsourcing)存在著密切關系。一方面，大多數發達國家將初級產品或中間產品外包給中國生產，因為中國生產這些產品有成本優勢，另一方面，中國也使用許多其他國家的初級產品和中間產品來生產最終產品，然后出口到全世界。

　　中國向世界其他國家出口的產品可以分為三部分：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即國外廠商設計好產品原型，由其設在中國的輔助部門負責生產；其次，中國本土廠商開發出產品原型，根據“訂單”為發達國家最終產品的生產商生產部件；外商設在中國的生產部門和中國本土廠商往往也都會進口部分初級原料和中間產品，以完成生產過程。第三，中國廠商進口生產要素，生產并出口最終產品。

　　本研究關注三個問題：1)總的來說，縱向專業化(縱向專業化的衡量指標：進口原料占出口產品總產出的份額)占中國出口產品中多高的比重？在過去十年，中國出口中的縱向專業化變化趨勢是怎樣的？2)“中國制造”在世界產業鏈中的位置究竟如何？尤其是，在中國的出口產品中，有多少成分來自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或者其他國家？3)在中國的不同產業之間，縱向專業化程度之間有何差別？

　　廠商的數據來自1992，1997和2000年中國的投入產出表(包括129個部門，由于2000年的數據只有40個部門，所以只選取40個部門)，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1992-2003年的年度數據，包括40個部門)。

　　各個產業的縱向專業化程度變化有所不同，其中，測量儀器和文具的縱向專業化程度從1992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接近40%；通訊儀器和計算機等電子產業的縱向專業化程度從1992年的19%提高到2003年的23%左右；電力設備行業的縱向專業化程度從1992年的17%提高到2003年的24%；運輸設備行業的縱向專業化程度從1992年的19%提高到2003年的21%；皮革和毛皮制品行業縱向專業化程度從1992年的16%提高到2003年的接近17%，其中1997-1999年下降到14%，可能是由于政策原因；

　　研究的基本結論是： 1992-2003年之間，中國出口產品當中的縱向專業化的比例已經從1992年的14.8% (即相當于中國每出口價值一元產品，就包含0.148元的進口原料)提高到2003年的21.8%，在十年間提高了50%。其次，在所有縱向專業化份額當中，從日本進口的要素占了五分之一，而從韓國進口的要素，從1992年的約0.5%提高到2003年的約3%。日本和韓國進口的要素合起來，大約三分之一的縱向專業化來自日韓兩國。這意味著中日韓三國大致形成了一個產業鏈，向世界其他地區出口產品。第三，在中國所有產業部門中，縱向專業化程度最高的是機械制造業，縱向專業化程度最低的是公共服務業和公共飲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