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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30日下午“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二次報告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在盧鋒教授和林毅夫教授主持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宋國青教授、周其仁教授和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袁鋼明分別就“下半年宏觀經濟走勢”、“防冷重于防熱”、“房價的確是一個政治問題”、 “中短期中國經濟問題” 和“通貨緊縮來臨，還是放松貨幣化解？”做了演講。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師生、北大國際MBA校友、商業和金融機構以及政府、大學、研究所及多家媒體參加了
會議。我們分兩期簡略報道會議概況，會議報告詳細內容經整理后，將由“CCER中國經濟觀察”專刊發表。本期簡報報道下半場的主要內容。
宋國青教授作了題為“防冷重于防熱”的精彩演講，講解了我國當前宏觀經濟運行態勢和下半年經濟走勢。針對此前對今年二季度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預測，宋國青教授認為，除了貨物進出口以外，其他各項預測指標相對而言都比較理想。在“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一次報告會上曾經提出總需求U形反轉，現在看來又在往回反轉。對CPI的預測，去年底和今年根據一季度情況所作的預測差別不大，原因在于和去年底相比沒有更多的信息。
2004年4月份國內開始實施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從M2的數據來看5-8月份的調控力度較大。在此期間，除了價格以外，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環比增長率跌幅較大，絕對水平較低；價格的滯后性上升但絕對水平較高。因此，今年2季度各項宏觀經濟指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去年宏觀調控的結果。
宋教授認為，基于同比增長率得出當前我國經濟處于“高增長、低通脹”時期結論似乎值得商榷。同比、環比增長率，特別是經濟處于“拐點”時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含義與結論。因此，使用同比增長率指標時應特別注意這一問題。相對而言，今年2季度的經濟形勢對各項同比增長率沒有太大影響，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由于實施宏觀調控所導致的產出較低而價格卻較高。
今年上半年GDP名義增長率為14.7%，實際增長9.5%，GDP隱含價格指數上漲4.7% (大致為消費者價格指數與生產者價格指數增長率簡單平均)。但2004年上半年貿易逆差為68.2億美元，2005年上半年貿易順差則為398.3億美元，貨物貿易順差增量為466.5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0%上升為4.8%。因此，去除貿易順差，國內名義需求增長8.4%，剔除價格上漲因素，實際增長僅為3.5%。而僅國內消費實際增長率一項對GDP貢獻已達到3-4%左右。如果承認GDP、貨物貿易以及消費數據的真實性，那么宋國青教授個人傾向于認為實際投資的增長率接近于零(不排除負增長的可能性)。因為如果國內投資增長率接近于20%，加之消費的影響(10%左右)，如何能使國內需求僅增長8.4%？當然，這其中可能存在各種統計核算或估計誤差，如果各種誤差在增量意義上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那么從國民經濟核算平衡表的角度來考察，宋教授可能更傾向于“國內實際投資增長接近于零”這一認識。何況，GDP數據真實性可以經由進出口實物量、工業產量等各項指標大致加以驗證。
預計今年全年貿易順差將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而去年僅為300多億美元，凈增加了700多億美元；經季節調整以后，今年1、2季度貿易順差分別為272億與257億美元，因此GDP增長的相當大部分依賴于貿易順差加大。2004年1季度以后，貿易順差占GDP比重(季節調整后)一路持續猛增，按照這個態勢，宋國青教授相信去年下半年投資的環比增長率確實接近于零。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貿易順差增加將對國際經濟產生何種影響？宋教授一直認為，1993至97年間我國貿易順差加大與亞洲金融危機應合在一起加以考察。中國實施宏觀調控政策以抑制國內需求導致出口增加，最終將引發諸如彈性匯率、貿易摩擦等形式的國際調整。況且，上述考察依據的是海關的統計核算口徑；若按照國際收支平衡表口徑，貿易順差可能達到1400億美元，如果幾百億美元的誤差與遺漏項目中有一部分源自于貿易順差，那么斷言今年貿易順差超過1500億美元似乎也離譜不遠。15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在增量意義上足以對國際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從預測的角度而言，繼續期望貿易順差持續高速(同比)增長似乎不太現實；一旦順差增幅趨緩，如何啟動國內需求以保證經濟健康發展，恐怕有可能成為一個重大問題。
今年上半年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為16.5%，6月份同比增長16.8%，6月份與3月份的3個月環比增長年率為11.8%，這大致反映了當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對應于GDP的增長率約為8%。在某種意義上，8%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說是達到了“警戒線”：這并不意味著8%的經濟增長率將引發通貨緊縮，而是總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如果這一狀況繼續維持，則到明年2季度企業利潤將大幅度下滑：因為企業利潤對于總需求的彈性在邊際上大約為10倍左右。利潤下滑可能導致金融部門壞賬增加以及銀行“惜貸”等一系列問題。
季節調整后的CPI環比年增長率表現良好，大約為3%左右；6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季節調整后)與上月基本持平。宋國青教授認為，上下游價格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所謂“上下游價格傳導機制問題”似乎值得商榷。貨幣當局完全有能力調節貨幣以控制總需求將所關注的價格控制在適當范圍內。進而言之，CPI與生產者價格指數間的領先-滯后關系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偶然性現象。
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根本上源自于去年的“百日調控周年效應”，而就目前M2的3個月增長年率(剔除季節與春節因素后)而言正可謂“恰如其分”。唯一的疑慮來自于當前貨幣增長的結構問題。在貸款受到抑制的情形下，貨幣增長源自于外匯儲備增加抑或其他渠道，在結構上是否與增加貸款等效，這一點值得進一步研究。
宋國青教授坦言，現在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之中，主要原因在于：若社會各界都“看低”經濟走勢，就將引起當局的重視，可能引發新一輪的調控措施，如此經濟才有可能避免步入緊縮的軌道。在當前國內需求同比增長極小、6月份貨幣增加渠道不甚明確，特別是國內投資增長“疑點重重”的情形下，如果不對上述問題加以足夠關注，宏觀經濟有可能出現不甚理想的局面。
總而言之，宋國青教授個人認為似乎不存在出現長時期通貨緊縮的必然原因；短期內可能由于政策調控不當而出現暫時的經濟不景氣、總需求疲軟甚至通貨緊縮，但還是相信刺激總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另外，由于利用利率、匯率手段抑制總需求相對容易，但要重新啟動總需求則較為困難，因此宋教授建議“總需求寧強勿弱”，以為下一步有可能進行的匯率調整作好充分準備。
周其仁教授的演講題目是“房價的確是一個政治問題”。他認為包括房價在內的許多經濟問題都具有政治含義，但處理所有具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問題時仍然要尊重經濟規律。在演講中，首先解釋了什么是政治含義和房價中的政治含義，其次用歷史經驗上的幾個具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問題對于處理今天的房價問題進行借鑒，然后從制度變量看待房地產市場，最后點評了近期廣東省出臺的新的地方性法規對于土地供給機制的積極影響。
國務院2005年在3月份的《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4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5月11日七部委《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中把房價提高到了政治高度，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突出任務。從近幾年房地產價格和投資數據可以看出房價走勢明顯受到政策影響。國務院政策出臺后，房價從今年初高速上漲轉為變緩，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樣減緩。從媒體報道可以看到近年來房地產價格高速增長，但房地產在經濟上的嚴重性遠遠不如政治性嚴重。
許多觀點認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有房價猛跌、出現負資產族和銀行危機的危險，對此要認真分析。房價會跌，但房子依然還在；負資產族仍然有現金流可以維持生活；銀行出現危機在于沒能謹慎地審查貸款，是銀行自身的問題，與房價大起大落無關。“泡沫”這個術語只是對資產價格大起大落的描述和比喻，并沒有增加我們對資產市價變化起落的推測能力和解釋能力，因此不適合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基礎。房價收入比是以現在的收入購買一套房所需的時間。如果房價持續上升，收入上升較慢，這個年限就會變長甚至遙遙無期。其中的政治含義在于房價收入比的變化會影響城市布局，如上海出現的“分圈”現象，不少本地居民居住在城市外圈。雖然世界都會城市里本土居民比例都不高，然而中國問題在于發生這一現象的時間很短，因而難以接受。住房自有率對于社會穩定、犯罪率、社會文明程度有影響，中國的自有住房率是世界最高的，城市為80%，農村為100%。問題在于在房價持續增長，新增人口的自有住房率會怎樣。關于房地產開發商獲取暴利的問題，值得考慮的是，如果獲取的暴利是合法的，那說明國民經濟中有一些需求沒有滿足，降低合法暴利應該討論市場準入的問題。炒房的數據從數量和資金上都非常高，《紐約時報》報道，上海1/6高級住宅沒人住，北京1/4，深圳1/3，未來幾年還會大幅增長。傳統的觀念認為買了是為了用，但市場經濟下會出現買是為了賣。投機會加劇收入分配的差別，是中國轉型社會中的一個備受關注且短期內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房價上漲的原因是市場上有購買力表達的房地產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從需求上看，包括開放環境下跨國、跨地區的需求，不同收入水平對于住房的需求，投資保值的需求，銀行將其巨額儲蓄作為貸款發放出去的需求。從供給上看，包括銀行融資的供給和供地不足。需求曲線是傾斜的，如果供不應求，先滿足的一定是高端需求。從數據看，土地開發指數和房地產價格具有反向關系。
歷史上菜豬糧煙都曾經是政治問題。它們的共同性在于，當收入差別表現為對某些商品的購買能力差別的時候，經濟問題就具有政治性；收入差別和購買力差別越大，問題的政治含義就越嚴重。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是，在處理具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問題時，不可能單純依賴經濟規律；但是，在運用非價格的政治手段解決這些問題時，要盡可能給市場留下空間和時間，使供給的競爭可以逐步滿足各個層次的市場需求。價格機制的作用會減弱經濟問題的政治性。在實施短期調控政策的時候要兼顧長期影響。
我國現存房地產尚不是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從制度變量上看有金融服務體系和供地機制兩點問題。目前供地以政府征地批租為主，農地直接入市似乎存在，但是沒有法律地位，交易成本很高。政府賣地和農民賣地的區別在于，政府的集中供地模式對價格信號的反應不入私人有效，如果房價帶動地價上漲，供地就會增加，就會滿足房地產的最終需求。
廣東省新近出臺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草案)》于今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市場，出讓、出租、轉讓使用權，但是不得用于商品房地產開發建設和住宅建設。同地應該同權，不過即便如此，廣東省的做法也是值得高度評價的，為滿足土地供給各個需求層次做出了貢獻，通過地方立法積累經驗以便推進統一的土地市場的建立。
(工作人員依據記錄整理，未經發言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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