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剛關于工業化進程中農業與工業關系的理論，為我國農業和工業的相應發展提供了明確的向導。在工業化初期，農業對工業有“五大貢獻”，農業是工業發展的啟動器和助推器，是“工業機器”運轉的“燃料”。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在市場規律作用下，農業生產結構將相應調整，且農業總產值占國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這樣，工業就應該適時“反哺”農業。改革開放前，我國大力發展工業，雖然沒有忽視農業，但農業幾乎完全是為工業發展服務，農業剩余被完全用于發展工業。到21世紀的今天，我國的工業化已初步進入中、高級階段，農業發展仍然相對極為緩慢。現代工業如何幫助發展新型農業，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已成為近年來最為熱門和最引人關注的問題，并引起決策者的關注。工業化對農業在生產結構上的影響以及國家在農業政策上的傾斜，均反映了張培剛“先是農業支持工業，然后工業反哺農業”的思想。

　　張培剛關于“工業化”的獨特而全面的定義以及工業化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影響的闡述對我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工業化不僅包括傳統工業的現代化，還包括農業的現代化。農業剩余勞動力繼城鄉手工業者之后終為工業部門所吸收。但考慮到中國的地理環境(平原不多)以及人口眾多和由此導致的勞動力廉價等因素，這就導致一方面農業機械化、現代化十分困難，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也必然更加緩慢和艱難。張培剛60多年前的論斷，至今仍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當今，我國面臨著嚴峻的“三農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加速農業的現代化，張培剛的理論仍將發揮指導性作用。

　　張培剛的經世濟民夢

　　1947年，當張培剛獲知其博士論文獲得哈佛大學年度最佳論文和大衛·威爾士獎金，他感到十分高興。他并非因為獲獎本身高興，而是由于他為中華民族之不遜于任何民族而深感自豪。

　　自幼家境貧寒，參與農活的張培剛深感中國農村的凋零和農民生活的艱辛。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幾年中，張培剛的足跡遍及近半個中國。多年的深入農村實地調研，令張培剛深深同情中國農民，并開始思考中國的工業化問題。哈佛博士論文，正是其立足中國，對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系統回答。正如張培剛自己總結的，沒有一顆始終熾熱的愛國之心，他是寫不出《農業與工業化》博士論文的。

　　改革開放以來，是張培剛學術的第二個高峰期。這期間，他有一系列主題始終圍繞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論著問世。特別是，由張培剛倡導并推動建立的新發展經濟學進一步將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前社會主義國家等。當然，中國仍是特別研究對象，因為張培剛時時刻刻都在考慮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

　　為推動我國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和傳播，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嚴謹的科學態度，不斷探索我國和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地實現工業化的理論，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張培剛以及張培剛的弟子等共同出資成立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按照張培剛的意愿，同時為紀念張培剛博士論文獲得“大衛·威爾士獎”60年，第一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已于2006年頒獎。首屆獲獎者為何煉成、林毅夫和史晉川這三位經濟學家。第二屆發展經濟學獎將于2009年2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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