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的原由

　　張維迎自稱提出了雙軌制，絕非空穴來風。據張維迎自己介紹，他在一直沒搬家的茅于軾老師家中，“慶幸”地找到他在莫干山會前那份《專家建議》的油印稿原件。其中他提到“價格體系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辦法用新辦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張維迎前不久剛把這篇文章掃描給了徐景安，說服徐承認他才是雙軌制的最早提出者。

　　既然現在張維迎說他早在莫干山會以前就寫文章，全面論述雙軌制，并帶著文章上山，他為什么在莫干山會上不提雙軌制？或者別人提出后拿出自己的文章當眾宣示，讓與會者包括會后他加盟的體改所的眾多同事和領導們當場信服，要等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拿著一個幾乎沒有人見過和聽說過的掃描文件去各處費力地說服別人呢？

　　首先，這是因為莫干山會議提出的價格改革雙軌制推進戰略與張維迎文中提到的雙軌制價格并不是一個內容。會上進行的是放和調的爭論，而張維迎是高調的市場化放派，堅決反對調。

　　本來張維迎的長文還提到一次調，說可以“或先調后放”，但這正是莫干山會上調派的思路。這樣，他到莫干山會上遇到了調派以后，就完全拋棄了自己或可以先調的含糊想法，變成了徹底的放派，與調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第三種思路，是綜合放調兩方面的意見，把放、調各作為一軌，綜合起來叫放調結合的雙軌制。

　　當時講雙軌制主要是從外放內調、兩條腿走路，雙軌推進這個動態意義上說的，并不是強調去搞計劃內外兩個價格，那樣與會者和領導根本都不會接受。實際上，很多與會者印象最深的是，當時華生比劃著手勢去說服聽眾和領導的一個有力論據，不是鼓吹去搞雙軌制價格，而是相反，說明放權讓利已經不可避免出現了多重價格，這時，因勢利導先放開計劃外價格，國家參與組織生產資料市場，可以刺激供給，從而使市價下落，同時再內調計劃價向上，使計劃內外價格靠攏和合并。正是這個因勢利導和使多價歸一的雙軌反向推進主張，最終打動了相關決策人。

　　雙軌制價格只是放調結合的戰略在實行后形成的一個過渡形態，在事后才成為一個大眾流行用語。當時在莫干山會議的主報告和領導批示中說的都是放調結合，并沒有提及雙軌制。當年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聽匯報首次聽華生提到這個詞時特別問：“雙軌制怎么講？”華生回答：“就是價格先放后調”，張勁夫同志隨即表示了對一物多價和市場投機的疑問，華生解釋放調結合的雙軌推進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即用“平價穩大局，市價改結構，造成短線市價平穩下浮，同時上調牌價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價歸一”(見《中國青年》雜志1985年第4期19頁)。

　　張維迎當時全力推崇自由價格和放，既反對調派，也反對放調結合的雙軌推進主張。由于他高調堅持市場價格的“放”這一軌，而他現在所說文章提到的雙軌制價格與放調結合的兩軌無關，當然就不可能在會上去把自己的放和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混為一談。

　　其次，張維迎的文章說價差大的生產資料價格，可以分步放或先調后放，而當時價差大的就是生產資料，所以價格雙軌制當年本來又被稱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這個領域恰恰是要先放而不能先調，以調為主的先調和放調結合的先放后調正是莫干山會議總結的價格改革兩條思路的區別所在。

　　因此，如果僅以張維迎的文章為據，他又是在這兩種思路之間搖擺的。張維迎現在說放就是雙軌制，說明他至今也沒明白雙軌制的真正含義，也沒有明白為什么他當年高調提出的市場價格目標模式和放派主張在莫干山上被多數人否定的原因。

　　張維迎放的思路在會上沒有被采納，會后他將自己關于價格改革的主要思想總結歸納在一篇題為“關于價格改革中以放為主的思路”的文章，發表于1985年第6期的《經濟研究參考資料》，并被作為“放”派代表作選登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論文集中(《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1985》春秋出版社1987版)。這是能查到的張維迎在1980年代所唯一公開發表的關于價格改革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張維迎通篇沒有提到放調結合，甚至也完全回避提到這時已經變得很熱的雙軌制這個詞，去掉了他現在出示的內部文章中唯一提到的雙軌制三個字的一處，改為雙軌價格，顯示他有意區分自己與莫干山會議放調結合雙軌制的界限。此后他雖然與莫干山會議的眾多參加者同在體改所，但再也不與人談這個話題，淡出了人們的視野。1980年代后期圍繞雙軌制戰略的論戰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張維迎從來沒有參與論戰，而是完全置之度外，甚至連自己所里組織寫雙軌制的調研討論文章也不參加，沒有為雙軌制說過一句肯定的話。

　　因此，所謂張維迎帶著雙軌制文章上山引起了轟動，張維迎的觀點說服了會議上的大多數人，1980年代他因雙軌制而被人罵了所有罵人的話，都不能不是謊言。因為當時張維迎自己就沒說他主張雙軌制，會上大多數人根本不是同意而是否定了他的觀點，所有罵人的話只會出現在今天的網絡世界，根本不會出現在只有少數官方媒體的1980年代。

　　事實已經很清楚。

　　張維迎“非常慶幸”地找出了一份自己當年內部文章的原件，用此雙軌來冒充彼雙軌，宣稱自己是“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走到這一步，張維迎的做法雖然牽強附會，但也不算無中生有。就如歷史上蘇格蘭人帕特里克·馬修遠在達爾文之前就早已提出了進化論，但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為《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書里提出來的，之后就沒有去深入研究和推介。盡管如此，后來很多人包括達爾文本人，都承認他提的最早，同時也指出，他提的很簡單，并不為人所知，對推動社會的認識未起作用。而張維迎的內部文稿提到的還不是當年莫干山會上提出、并被中央采納的放調結合雙軌制思路，只是一個類似的雙軌制價格概念，就去引導輿論認為，中國的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就是他提出來的。

　　就像徐景安所說，走到這一步，張維迎為了提高自己的學術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點失去理性。因為要證明這一點，那就必須宣布：1980年代以來原有關于莫干山會議雙軌制產生過程的有關報道、記載和回憶，都是編造和謊言；莫干山會議的參加者和組織領導者無端地把張維迎的觀點當眾移給別人；張維迎自己也眼見自己的成果當面被他人占有而在會上乃至整個1980年代都默然接受；如此等等。

　　但莫干山會議的親歷者都還健在，會議的核心組織者甚至都已進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張維迎宣稱自己在莫干山會議上“單槍匹馬”作戰，以至最后成為獲得大多數人點頭鼓掌的唯一正確代表，這確實超出了我們所有人的想像。不過和歷史上那些讓人無法理解去鋌而走險的學術造假者一樣，在令莫干山會議的親歷者陷入巨大尷尬的同時，也讓自己蒙羞。

　　應當指出，張維迎除了一定要抹去莫干山會議上的第三派之外，他現在對調派的批評，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張維迎在訪談中說，他與田源等人的分歧是價格的目標模式不同，別人是計劃價格，因而用調，他主張市場價格模式，因而用放，把他與別人的爭論變成改革與保守的分歧。其實當年的中青年改革者在改革的目標模式上并沒有什么根本分歧，爭論的關鍵在過渡方式上。鄧小平當時提出的目標就是要理順物價，會上提出調和放都是尋找手段和途徑。田源是主張先調，但并沒有排斥以后條件成熟了放開。李劍閣在會上介紹周小川、樓繼偉的小步快調思路，也是向供求平衡指導價過渡，所以大家的分歧的焦點還是在如何過渡。

　　實際上，中國價格改革的實踐最終也證明，單純調或放的一軌，都不能完成中國價格改革復雜、漸進的過渡，正是放、調結合的雙軌并用，兩條腿走路，才走出了中國價格改革的成功之路。雙軌制概念后來有那么大的影響，就是因為人們發現，中國漸進改革中雙重體制并存和轉化期間，發展增量、調整和轉化存量是一個普遍的成功之路，是正確處理發展、改革、穩定關系的具體體現。雙軌制是概括這個增量漸進改革的很好概念。而這些早與莫干山會后就退出討論的張維迎無關，并和張維迎后來繼續主張的各種激進觀點相矛盾。張維迎現在說，沒有放就沒有雙軌制，因而放就等于雙軌制。那么沒有調能有雙軌制嗎？國家采納的就是放調結合，怎么能缺了“調”這一軌呢？張維迎現在拼命貶低和排斥調這一軌的作用，除了抬高自己以外，還因為他在莫干山后就完全脫離了中國價格改革的研討探索和實踐努力，并不真懂什么是雙軌制，以為中國價格改革就是靠一個“放”完成的。實際上，雙軌制價格只是放調結合在一個階段上難以避免的形態，雙軌制價格的過渡形態在1980年代后期曾經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和社會的強烈反彈，是靠放調結合、以放促調的雙向努力才使價格改革最終走過險灘，基本完成的。

　　應當指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經濟學家作為群體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任何人都不應該隨意修改歷史，夸大個人的作用。同時客觀地說，中國經濟學家自己原創性的東西有限，更多的是學習和借鑒別人的東西。在借鑒中如果結合自己的特點，有所發展，就是創新了。“從不重復別人的觀點”，實際上恐怕誰也做不到。張維迎這么多年來的各種觀點，從為錢正名，市場價格與放開，企業家的功能，資本雇用勞動的私有化邏輯等等，在西方在中國都不好說是首創吧。

　　實際上，經濟學家應當明白，真正推動社會轉型和歷史前進的是政府行為和民眾互動的實踐。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能真正科學地總結過去三十年的經驗教訓，為中國人今后三十年更偉大、更艱巨的征程，多少提供一些專業的預見性和透視力。經濟學家即使要留一些個人的痕跡，這才是可以真正無限施展的領域。

　　(作者華生系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校長，高梁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張少杰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