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莫干山會議羅生門
破解莫干山會議“羅生門”
莫干山會議親歷者 華生 高梁 張少杰
1984年9月初，由《經濟日報》等媒體組織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即莫干山會議)上，來自全國的青年學者為即將全面展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建議，“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就是會議的突出成果之一。鑒于北大張維迎教授多次公開聲稱他是在莫干山會上提出雙軌制思路的唯一發明者，我們作為會議的參加者(高梁也是會議籌備組的成員)，認為有必要出面，說清楚歷史事實。
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由來
本來，雙軌乃至多軌多重價格，是發端于改革開放之初漸進式推進，價格放調結合的自然產物。莫干山會議不過是提出了要因勢利導，把這個有意無意的做法，變成自覺的戰略，來實現中國經濟的轉軌。
當時的記載和報道是，莫干山會上在價格改革問題上分為三派：調派以田源為代表；放派以張維迎為代表；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杰等人則提出了第三種主張——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思路，得到了會議的贊同，向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匯報，并最終為中央所采納。
不過，放調結合、雙軌推進的戰略從一開始推行，就遭到了相當多的責疑和批評，以致隨著改革深入和矛盾累積，在1980年代末甚至聲名狼藉，我們幾個提出雙軌制的人也自然成為大家集中批評的靶子。因此，打開1980年代的全部文獻乃至傳媒資料，只有圍繞雙軌制的論戰，沒有任何人出來爭什么發明權。
1990年代始雙軌制得到更全面的積極評價之后，華生倒是在回憶文章中多次指出，雙軌制其實是莫干山會議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他和相關當事人只是因為歷史的偶然和機遇，才成為符號化的代表。至于今天雙軌制發明權的所謂爭論，正如莫干山會議主報告執筆人徐景安所指出的，是張維迎在1990年代后挑起來的。
在1990年代出版的張維迎自己著作的作者簡介中，首次自稱是“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但由于他并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人們也無從知曉他在哪里提出和論述的。因此，盡管1980年代過來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但我們誰都沒有去責疑和駁斥。直到2006年張維迎在其出版的《價格、市場與企業家》一書中，首次提出，他在1984年4月，就寫成了《以價格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一文，并刊登在國務院技術研究中心出的《專家建議》上。在該文中他第一次系統提出了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他說在莫干山會議上“從一開始就形成‘調’、‘放’兩派，田源是調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終，我的觀點說服了大多數人，會議組織者以政府領導人‘容易聽進去’的方式將我的觀點作了一些修正，向國務院提交了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價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雙軌制’由此成為中國價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由于張維迎的說法與1980年代留下的文獻記載及莫干山會議與會者的回憶都完全不同，因而引起所謂關于雙軌制發明權的爭論。
作為這個歷史的親歷者和當事人，我們一直覺得，這種事后對歷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遺憾,但雙軌制已經載入歷史，爭奪個人的發明權沒有什么意思，所以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回避對張維迎的說法作出正面的評論。
但是，最近在《經濟觀察報》紀念改革30年的訪談中，張維迎進一步明確說，在莫干山會上“我還講了如何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思路，我的發言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之前沒有人從放開市場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問題”，說他“基本上是單槍匹馬輪番應戰”，“我現在確實想不出還有誰是放派了”。“隨著討論的進行，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我說服”，“掌聲也越來越多”，稱自己是莫干山會上把市場價格作為改革目標并提出雙軌制的惟一貢獻者。這樣，當然就有人包括媒體向我們尖銳地提問，張維迎的說法與你們的回憶完全對立，不可能同時為真。如果張維迎所言屬實，那么過去所說我們幾個在莫干山會議上提出雙軌制的人，就是在撒謊和偽造歷史。因此，盡管在這種非黑即白的情況下，說清楚真相總會令有人難堪，但作為歷史的當事人已經再沒有什么回避的余地。我們也只好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澄清事實真相，這既是對歷史和大眾知情權的尊重，也有助于學術研究風氣的凈化和人們對改革真實歷程的認識。
會議親歷者眼中的歷史
其實，關于莫干山會議上的情況，會議一結束代表們就已經帶到了全國各地。1980年代的媒體很少，但他們對年輕的改革者能夠影響國家決策的大事當然也不會忽略。發起組織莫干山會議的媒體之一《中國青年》雜志，于會后曾就雙軌制被中央采納發表過一篇對華生的專訪，并在1985年第4期刊發。文章詳細描述了會上華生等人如何提出和向領導匯報放調結合的雙軌制的情況，其中有這樣的表述：“圍繞價格改革，會上旗分三色，勢成鼎立”。國內權威理論期刊《經濟研究》也在會后立即約我們5人寫作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價格改革道路》一文，刊登于1985年第2期。
1990年代后，大家關于莫干山會議價格改革的回憶基本大同小異，如徐景安的回憶文章，談到會上有三派觀點，張維迎是放派，與雙軌制并無關系(見《領導者》雜志2008年2月刊)。具有代表性的還有會議參加者，著名的價格研究專家、現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李曉西教授的文章。他當時是莫干山會議上價格組討論的活躍人物，并于1987年發表過《從雙軌制到市場化》的論文，對雙軌制的利弊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議，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很有影響的意見。1999年，當時他還在國務院研究室擔任宏觀經濟研究司司長，在點評自己這篇1980年代的論文時，對當年雙軌制的產生作了一個完整的描述：“‘價格雙軌制’是1984年全國第一次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理論研討會即‘莫干山會議’提出來的。在此之前，價格管理中也有過類似規定，但形成很大影響并被推崇為經濟改革的主要思路，則是自這次會議始。在‘莫干山會議’上，有三種價格改革方式的爭論：一種主張價格以調為主，這是以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為代表；一種主張價格以放為主，這是以張維迎同志為代表；還有一種主張搞價格雙軌制，這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華生、何家成同志為代表。回過頭來看，以調為主思路趨于保守，……價格以放為主，……可能欲速不達，反導致改革失敗。多數人認同價格雙軌制的觀點。……這種思路，后來也得到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首肯。因此，價格雙軌制成為價格改革的一項重大政策出臺了。”(見《二十年觀察與思考：李曉西論文集》，1999年)。
莫干山會議上的三派觀點確實在主報告中被去掉一條，歸納為兩種思路，但是，被歸納和去掉的恰恰不是別人而是張維迎的觀點。這是因為會議的大多數人和組織領導者認為，放出一個自由市場價格的觀點過于激進，并不可行，而調的觀點領導已經知道，因此，在會議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匯報時，決定只派華生去匯報雙軌制思路，同時會議提交的兩個價格改革建議分別指派田源、華生起草，作為附件，并由徐景安歸納這兩個建議寫成《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作為主報告內容之一。而張勁夫同志和國務院領導很快批示肯定了放調結合的思路。對此，莫干山會議的一個重要參加和組織者，也是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后的工作單位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陳一咨有很清楚的說明。
他回憶當年曾向國務院領導當面匯報會議情況，介紹“莫干山會議上關于價格改革的爭論最激烈。第一種意見比較激進，認為價格必須全面放開，不放開不能形成市場機制，原則上對，但具體操作性不大，提出這種意見的青年學者了解西方經濟學，但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不夠；第二種意見過于穩健，認為當前只能做價格調整，調的比價比較合理后才能進行價格改革，問題在于主觀的價格調整永遠不可能調得‘合理’，調出一個價格機制來；第三種意見被會上多數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華生、張少杰、高梁為代表，認為能放開的價格必須逐步放開，以形成市場機制，放不開的價格則進行行政指令性調整，叫作放調結合，先放后調。這種辦法可以逐步擴大市場份額，使指令性計劃的原材料和產品比重逐步縮小，最后達到大部分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問題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會利用兩種價差搞投機，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見《前哨月刊》2006年5月)。所以，對莫干山會上的情況，對于這個會議所有的參加者來說，都是清清楚楚的。
如徐景安表示，他據實回憶了會上三派不同觀點的爭論，張維迎見文后給他這位體改所的老領導做工作，但無論張維迎如何“啟發”他，他實在回憶不出莫干山會上張維迎和放調結合、雙軌制有什么關系，無法為張維迎做證。張維迎又以知識產權為由，堅決反對徐景安公開發表他們兩個人就此進行的對話，因此他是不得已才去寫文章澄清張維迎的說法和《經濟觀察報》的相關報道。
奇怪的是，張維迎當時在會上和整個1980年代，從未對大家公認的說法表示異議，而到了20多年后要徹底翻當年莫干山會議的案，對我們所有這些參會者來說，聽到后不免瞠目結舌。莫干山價格討論的一個主要代表田源，在一次眾人聚會上聽說，張維迎自稱提出了雙軌制，并說服了莫干山會議上的大多數人，田源當眾發問“不可能吧？他真的這么說了？不會吧？”聽到別人肯定的答復后，田源不無諷刺地反問“他參加了莫干山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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