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丹韻：問題就在于，高估經濟學準確性的不僅是公眾，辯論到了不惜打賭的地步，恐怕經濟學家自己也極度自信了。

　　陸銘：這門學科的架構容易讓懂它的人懷揣自信。它喜歡從簡單、清晰的條件出發，把一個復雜的機制抽絲剝繭，解釋清楚，用的數理工具又是那么科學、邏輯上無可辯駁，往往令人十二分信服。但是，抽象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當代經濟學理論，已經越來越多地吸收多元視角。比如，過去是從個人理性出發分析現象，現在也開始注重人的社會性，意識到人還活在社會規范、文化倫理之內，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分析方法，正在融入社會性維度。經濟學已經開始意識到可能抽象過頭了，有些東西不可量化，有些假定需要修正，社會科學總體來看，實證主義、后實證主義、人本主義各派都有，百花齊放。但經濟學新的前沿潮流進入大學課堂，還有一段時間，如果自己不及時更新知識，難免會對已掌握的那套舊方法過于自信。

　　只能說，經濟學家要懂得向公眾發表觀點時保持謹慎。經濟學是有局限性的。經濟學家也不過是掌握了這門學科大廈里的一個小角落，經濟學家的局限比經濟學來得更大。有些公共話題，尤其需要多學科的視角。學者僅僅是從自己的領域提一些與眾不同的看法而已，不能太篤信形勢一定會按自己的分析走———即便這些分析道理上都對，現實世界也往往出人意料。

　　龔丹韻：經濟學家的公信力每況愈下，或許更多是因為公眾對不負責任的言論積怨已久。

　　陸銘：我想這方面媒體也有責任。比如前段時間談糧食漲價，中國其實有不少很好的農業經濟學家，但在媒體上沒聲音。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財經記者，大多是經濟學科班出身，保證了專業水平，采訪的時候，該領域的專家應該找哪幾個心中有數，專家的觀點誰更對一點，也能大致判斷出來。中國財經媒體還不夠專業，不僅自己缺乏判斷力，而且誰有名聽誰。輿論被太多什么都懂、其實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學家”占領了。

　　其次，經濟學者也有很多類型。學院派一般比較嚴謹，不輕易發表結論。為政府決策咨詢的學者，偏應用性研究。媒體上的經濟學家，喜歡面對大眾，預測形勢。不否認后兩種也有一定價值。當問題緊迫時，比如人民幣匯率要不要迅速升值，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中國市場究竟有多少游資。可現在游資多少誰都說不清楚，而它對決策影響太大，等研究出來早來不及了，那學者需要憑經驗和有限的數據去推斷。這時候下的判斷固然不夠嚴謹，但是也需要。每一個學者從學術嚴謹性上，對自己的把握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沒十足把握就不說，有的認為特別緊要的問題，有幾分把握該說了，還有的怎么出名怎么說。第三類少一點，不負責任的言論就會少很多。

　　龔丹韻：一些熱點話題，如教育、醫療、國有資產流失、火車票定價，年年吵個不停。偏偏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總是站在“冷酷的效率”一邊，讓大眾覺得不顧及民生道義。

　　陸銘：其實經濟學家是非常講道德的，只不過經濟學為了實現道德目標，用的是現實邏輯，而不是觀念上的理想。比如我們認為浪費資源，從結果看就是不道德的，所以總想通過追求效率和增長的方式，讓符合道德的結果得以實現。而公眾一般會看這些做法首先符不符合情感直覺，道德的先驗判斷和學理判斷有時混在了一起。對經濟學家“冷酷”的誤解，恐怕是全球性的，難以避免。當公眾、媒體更成熟一點，學者講話更小心一點時，彼此就會磨合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