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馬文良

　　胡鞍鋼很忙。打電話的時候他還在回北京的路上，說下午四點的時候在清華大學納米樓有一個課程，針對博士后的。他說：“等課程結束了我們再聊。”

　　第一次見到他，出乎意料。不管是從氣質和長相，你都很難看出他已經年過半百。握手有力，他說去我辦公室吧。他在前邊，健步如飛。怎么看，他都像一個30歲出頭的年輕人。做事風風火火、健談且有見地，說話字斟句酌，其間伴隨著手勢來強調重點——這就是當今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給我的第一印象。

　　而這個人，絕非常人。一是經歷傳奇：小學文化程度下鄉的知青；中國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工科博士出身的國情專家；國內外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二是角色微妙：他不光為中央建言，還為貧民講話。他的研究站在決策層的高度，并屢屢被國家決策層采納，被視為對國策制定有影響力的少數學者之一。他編撰的《國情報告》成為國家領導人參閱的報告，迄今已發行900多期。他關注弱勢群體、關注他們的利益得失。他說自己與中國興盛同行。

　　有人說，有時他并不是第一個提出觀點的人,但他往往是第一個把觀點引入到中央決策的。因為他在中國高層決策者中已經樹立了可以信賴的品牌和信譽。這位32歲開始從事國情研究的著名學者持久地影響中國高層決策,化為許多重大政策,推動著中國改革的進程。他還多次出席國家主要領導召集的問策會，應國家部委邀請參與國家長遠規劃制定和部門咨詢，成為高層決策圈的著名智囊。

　　就是他，在一個平常的傍晚時分，在清華大學校園里面的一幢大樓內，坐在我們面前。此時“兩會”舉國關注，胡鞍鋼遞給我們一本2008年3月出版的《國情報告》，封面上注明是�？�:《我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2002-2007年)——兼評第十屆國務院》。他說，從歷史視角和國際視角看，過去五年，中國宏觀經濟保持良好勢頭，絕大多數預期目標得以實現，本屆政府不僅是中國歷屆政府做得最好，也是同期全球做得最好的政府之一。

　　我們的談話，從這兒開始。窗外的風聲陣陣，卻是春天了。

　　“北大荒”出來的博士后

　　胡鞍鋼1953年4月出生在遼寧省鞍山市，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他的祖籍在浙江嘉善。父母50年代畢業于上海交大,父親是全國勞動模范、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孩提時代的幸福時光加上受到父母的影響，胡鞍鋼從小就立志做一名知識分子，回饋社會、報效祖國。10幾歲的時候，他就開始通過閱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了解國內外大事，什么古 巴危機、中蘇論戰、越南戰爭、“四清運動”、批“三家村” 運動，并與與父親討論國際問題。他具有國際視野,并致力于研究中國國情,中國的崛起是百年不遇的歷史機遇,他為自己能參與與推動這樣的進程而驕傲和自豪。

　　生命就像一條河，在你意料不到的地方突然拐了一個彎。1966年6月，13歲的胡鞍鋼剛剛小學畢業，還來不及參加初中升學考試，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很多人的生活因為這場變革而改變，胡鞍鋼也不例外，像其他同齡人一樣失去了繼續受教育的機會。平靜的生活從此被打破，胡鞍鋼也走向了另外一條繼續學習的道路：“上山下鄉”。1969年9月，16歲的胡鞍鋼同近十萬名北京知識青年奔赴北大荒，成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農工。

　　一晃就是7年的光景。北大荒是一所沒有圍墻的學校，在這里，胡鞍鋼經歷著生命的成長。每天凌晨起床，半夜挑擔往田間送飯，僅僅四五個鐘頭的睡眠時間使他磨練出一種不言退卻的鋼鐵意志，而這，也為他未來選擇的道路埋下了伏筆。

　　1976年10月，胡鞍鋼轉調到華北冶金地質勘探隊，成為一名鉆探工人。這段生活更為艱難，出沒于窮鄉僻壤，跋涉于山川溝壑，借住在當地老鄉家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多年以后，回憶那段生活，胡鞍鋼充滿感慨：“只有了解農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國。農村生活使我親身體驗了中國幾億農民生存之艱難，生活之貧困，文化之落后。當時我不斷思考著為什么中國廣大農村仍然是一窮二白？中國如何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我困惑不解�！�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尋找光明！”顧城的這流傳甚廣的詩歌是否于胡鞍鋼些許振奮的力量？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文革”雖然剝奪了胡鞍鋼進入學校學習的機會，卻不能阻擋他求知的腳步。在繁重的勞動之余，胡鞍鋼拼命從書中汲取營養。馬列選集和毛選、歷史和哲學、數理化……“我要讀書”成為他當時最強烈的愿望。沒有條件創造條件，克服一切困難求知讓他在這段時光中闊步前行。

　　功夫不負有心人，時光倒流，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給了胡鞍鋼新的希望。這一代經歷了“文革”的年輕人重新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當時，僅僅小學畢業程度的胡鞍鋼心懷忐忑，地質勘探隊的領導也勸他慎重考慮。盡管初高中課程都是在農村自學，可對未來充滿憧憬的胡鞍鋼還是毅然參加了考試。誰也沒有想到，1978年年初，胡鞍鋼接到了唐山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水滴石穿、苦盡甘來�！澳玫酵ㄖ獣�，我激動不已，我十分珍惜這次讀書的機會，因此我比其他許多人付出了更多的勞動和時間。”他說。

　　1982年初胡鞍鋼從唐山工學院畢業獲學上學位后，1984年底又從北京科技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此后，他又于1988年從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畢業獲博士學位，1993年完成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國Murray state University經濟系做訪問學者；1997年在美國MIT人文學院做客座研究員；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做客座研究員；2000年任日本慶應義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教授；200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做訪問教授；2003年初在法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研究員。

　　如今，從“北大荒”走出來的這位經濟學家由于他的多項研究報告對中央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并且在海內外產生重大影響，1991年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學者”。1995年初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1995年經美國華盛頓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評選，獲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資助”。1995年以來，連續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等多項獎勵；2000年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選為“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特優項目；2001年獲“第九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生命是一首詩歌，胡鞍鋼一路無怨無悔。

　　胸懷天下：大計也要問于民

　　胡鞍鋼挑選了一條充滿挑戰的學術之路。從1985年起，他參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并作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員，系統地從事中國國情研究。他重視民情，重視到基層進行調研工作，成為這一新領域的主要開拓者，并獲得了中國國情研究“第一人”的美譽。2000年他被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聯合聘為國情研究中心主任后，開始編輯出版的《國情報告》。這些報告和政策建議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的批示,有些更是寫進了重要文件之中。

　　1988年，《生存與發展》問世。在這部成名作中，胡鞍鋼系統地把人口、資源、環境、糧食等重大問題納入中國中長期發展體系中加以研究。針對當時經濟發展“急于求成”的指導思想，他指出，中國國情中的限制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將是一個不斷量變的積累進而部分質變的長期歷史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是也必須是堅持持久戰。胡鞍鋼還富有遠見地提出，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選擇西方的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只能獨辟蹊徑，根據中國國情，尋求一種新的長期發展模式，探索一種中國獨特的生產力發展方式。這個報告發表后，立刻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中央領導同志還專門組織有關的專家進行討論。當時的鄧小平和政治局常委調閱了報告全文。

　　1989年6月底胡鞍鋼同他人合作的《關于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研究報告》所提出的建議成為同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國經濟發展指導方針。當時他僅有36歲。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鋼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摘要在新華社內部發表后,再一次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為1994年之后的中國財政稅制體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參考依據, 報告內容所建議的7項建議: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實行縱向分權,按四級政府政府(中央、省區、市縣、鄉鎮)運行機構；國家財政收入實行現代分稅制，三級財政征收(中央、省區、市縣)、四級財政使用(中央、省區、市縣、區鄉)；統一稅制、統一稅率，不應對外國公司施行優惠稅率；開征個人所得稅；實行社會保障計劃，開征社會保障費或社會保障稅；取消預算外資金等。有多項先后被采納和實施。該項研究奠定了胡鞍鋼在學術界,特別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里無可爭議的地位。

　　1994年，胡鞍鋼等發表了《中國地區差距報告》，提出中國地區經濟差距過大，解決這一問題已是當務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職能之一，不是擴大而是縮小地區收入差距；縮小貧富地區差距的思路，是通過國際通行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公共投資重點分配制度等。引起全國政界、學界關注，為國家區域政策的調整提供了依據，部分建議得到了中央領導層的采納。

　　1998年2月胡鞍鋼發表了題為《為人民創造工作：中國的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的國情報告，朱镕基總理、吳邦國副總理作了重要的批示。之后,胡鞍鋼繼續在1999年3月,提出了中國應當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的戰略性觀點。

　　2000年，胡鞍鋼發表了關于二灘水電站的一份報告，被認為是他所撰寫的影響最大的一份咨詢報告。朱镕基同志馬上作了重要批示，還被當日的國務院《每日要聞》摘錄，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度重視，并多次討論二灘水電虧損事件和電力體制改革。國家計委及有關部門幾次召開會議討論電力體制改革問題。這份報告被認為是催生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因素之一。

　　2003年4月13日，胡鞍鋼執筆撰寫了《全面積極應對全球SARS危機》一文，上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這是較早向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遞交的有關如何處理SARS危機的報告，提出9點建議，后來也陸續被采納。到6月底胡鞍鋼領導國情研究中心連續編發了32份關于“非典”的研究報告，密集性地向決策者提供決策信息、決策知識、決策建議。

　　2004年1月,胡鞍鋼的新作《中國:新發展觀》,全面闡述了新發展觀的內涵,并且簡要披露了新發展觀的脈絡:1999年國家計委在討論十五計劃思路時,胡鞍鋼向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直接建議“以人為本”應該成為制定“十五”計劃及長遠規劃的指導思想。2000年,胡鞍鋼與鄒平合著《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一書,又從理論上進一步闡述了新發展觀。

　　胡鞍鋼認為：“在一個民主化程度愈來愈大的社會里，人人都可以成為建言獻策的智者。這取決于你是否獲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識，取決于你對人類已有的最好知識的了解、吸收、體會和積累，取決于你對這些知識的本土化。這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胡鞍鋼自己也不否認,與很多學者相比,他找到了更獨特的方式被領導人采納意見。研究中國問題,胡鞍鋼從不僅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而是同時考慮社會、政治的角度。他認為,中國的很多問題不從政治上著手是解決不了的。只有使得決策者產生共鳴,形成政治共識,制定符合中國實際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終形成社會共識,推動中國發展與變革。 譬如,在寫報告時,不是單純的提出問題和現象,而是真正站在國家的立場和大多數人的立場,提出一整套的解決方案,不僅經濟可行,而且政治可行,這樣使決策者便于采納。

　　“如果說‘兩彈一星’搞的是物質原子彈的話，好的決策知識和公共政策則是精神原子彈，關鍵是要把精神原子彈變成物質原子彈�！焙�鞍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