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學的領航人

　　《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寫作后期，黃達被任命為人民大學副校長，但行政事務的增加，沒有影響他在金融學的世界里繼續探索，即使繁忙的事務常常讓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只要稍有空閑，教學和研究就會是他的唯一。

　　1985年，他圍繞貨幣供給量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主要發表兩篇文章：《關于控制貨幣供給量問題的探討》和《價格改革和貨幣供給》。他在文中提出：

　　第一，貨幣供給量的多少，不單純取決于信貸政策有沒有問題和對貨幣投放控制得好不好，而在于對國民經濟的總體安排和控制，即高速發展的愿望和現實可能性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否得到正確處理。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貨幣供給量的失控是難以避免的。即使沒有過高的速度要求，也不見得不會出現貨幣供給量偏多的矛盾。因為只是單純地把貨幣供給量的控制目標限制在保持市場供求平衡的水準上，并非必然能夠保證同時使國民經濟發展的諸目標，如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調整物價、搞活微觀等等目標同時得到滿足。因此，對于貨幣供給量的控制，要結合國民經濟的整體狀況以及國民經濟發展的諸目標統籌考慮。

　　第二，貨幣供給量并不是決定物價水平的唯一因素，那種認為只要控制住貨幣供給，物價水平就不會變動的觀點(當時，物價水平已被人們所關注。控制住貨幣供給，物價水平就不會波動則是盛行的一種看法)是把二者之關系看得過份簡單了。應當承認，我們的經濟生活中確實存在著貨幣量偏多的問題。把貨幣供給量維持在適度的水平上雖然是理想前提，但這樣的前提往往不易實現。而硬要創造這樣一個前提，必將付出過大的代價。因此，改革難免要在貨幣供給量偏多的背景下進行。貨幣供給量偏多的狀況自然必須扭轉，但像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系要轉個彎子總要有一個過程，求之過急是不行的。

　　這兩篇文章發表后的三、四年間，黃達發表的文章少了起來，對研究的投入也減低了。因為，“1985年，袁寶華來人民大學當校長，我相當于常務副校長，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在最初的三四年寫的東西就比較少。那時候，每年我都給袁校長打一份報告，說已經干了一年了，不想干了。可袁校長說，再過一段時間，我也不干了，咱倆共進退。只好再干下去了。”黃達說。

　　雖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但相當于常務副校長的黃副校長，還是關心他的教學和研究，并挑起了為整個金融學科建設出力的重擔。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但國內金融院系所使用的金融教材卻不能適應這種新的形勢。主要體現在，“本土”的教材在內容上太過陳舊，無法解決很多新問題；而翻譯過來的教材卻是外國教授結合外國實際寫的，無法解決很多有中國特色的問題。而經濟的發展，又對金融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編出一套既在內容上與時俱進，又能適合中國實際的教材，就成為金融學界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直將金融學科建設視為重點的黃達推動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接受了當時國家教委關于財經專業十門核心課程中的貨幣銀行學教材的編寫任務，并親任主編，會同周升業、沈偉基、王松奇、李焰四人一起，肩負起了編寫一本適合中國教師在中國講壇上結合中國實際面對中國學生講授先進金融學的教材的使命。此時，他肩上的擔子也更重了。1991年底，年近67歲的黃達被任命為人民大學校長。

　　擔任了校長的黃達，一邊忙于行政事務，一邊忙于教材的編寫。1992年，這本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先進的金融學教材——《貨幣銀行學》終于誕生了，并被指定為“國家教委審定高等學校財經類核心課程教材”、迅即推廣至全國，成為全國高校財經類學科的經典教材。而且先后獲得1994年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年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1997年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

　　出版《貨幣銀行學》期間，黃達還主編了他所主持的國家“七五”重點課題《貨幣供求量問題研究》的成果——《貨幣供求問題研究系列專著》，其中包括：《中國的貨幣需求——理論與實證的考察》鄧樂平；《經濟運行中的貨幣供給機制》周慕冰；《貨幣政策與經濟成長》王松奇；《銀行信用管理與貨幣供應》尚明吳曉靈羅蘭波；《中國貨幣流通的回顧與展望》王慶彬 周升業。這套專著受到財經領域很多專業人士和在校學子的關注。

　　1994年年底，黃達從人民大學校長的職務上退了下來，但年近70歲的他并沒有去頤養天年，而是高高興興地揮別校長辦公室，興高采烈地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了他鐘愛的金融教學和研究上。

　　1995年，黃達出任了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并作為主編之一，指導和參與了大型工具辭書《中華金融辭庫》的編纂。該辭庫是有史以來中國用現代方法編寫的第一部大型綜合性金融辭書，共計520萬字，收詞14800條，耗時3年多，邀請了幾乎所有從事金融理論和政策研究的資深專家參與討論，是一部集中了中國第一流專家、學者智慧，堪稱經濟類工具書的“精品”，并獲得1999年國家辭書獎二等獎。

　　這一時期，黃達還繼續深入研究了宏觀經濟問題，并隨時關注著金融學的最新發展。1997年，他根據教學科研實踐和中國經濟改革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撰寫出版了《宏觀調控與貨幣供給》一書。黃達指出，宏觀調控是列入《憲法》的。“宏觀”有著“全局”、“整體”的含義，國家經濟活動中各種總量與各種比率，在均衡與失衡，協調與失調、有序與無序、匹配與排斥等相關形態的運動中，按照怎樣的規律發展變化，構成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他認為，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不可割裂，必須統一把握，而人們往往容易孤立地強調某一個方面而片面地理解這三者的關系。他還特別指出，衡量改革方向正確與否的三條根本性的標準，概括地說，都是發展的問題。不發展，要改革何用？

　　他認為，在大方向確定之下，有關發展的焦點是集中在速度上。對于發展速度，事實上存在兩個極端的態度。一是受當前利益的趨動，片面追求高速度。過快的速度安排必然抑制改革，而沒有改革則不會有真正的速度。過快的速度又必然導致過快的物價上漲，穩定則難以保證。因此，改革和穩定，特別是后者，對速度的制約極其直接、極其明顯，這說明高速度的老路絕不能再走。另一個極端則是鑒于片面注重速度的危害而看輕速度的意義，乃至社會經濟生活中一出現矛盾就企圖以壓低速度的措施來解決。片面追求高速度是錯誤的，但速度本身并不能否定。現實生活中，沒有必要的速度，人們的收入就難以有最低限度的提高，分配不均的問題則缺乏加以調整的余地——照顧了當前利益則不能不舍棄長遠利益，要照顧長遠利益，當前的日子就過不去。如果聯系到國際環境，無速度則無國力的增強，就得受制于人。所以，講速度，絕不單純是主觀的愿望，而是生活本身所提出的客觀要求。而就改革和穩定的角度看，沒有必要的速度，難以堅定改革的信心；沒有保持一定速度的經濟發展，穩定也就不具備牢固的基礎。因此，對速度的兩種極端態度均不可取。

　　他指出，宏觀目標實現的關鍵在于調節市場總供求。從中國實際來說，改革開放這些年，供需對比基本上是兩種狀態。一是供不應求對應著經濟高速增長狀態，瓶頸矛盾十分尖銳；二是供過于求但卻對應著由于經濟過冷使生產、流通萎縮，從而市場供給處于受抑制的狀態。這些都涉及對需求的調節。

　　需求的調節必須要通過調節貨幣供給實現。如果說宏觀干預政策主要是對需求面的調節，由于市場需求是由貨幣作載體的需求，是由貨幣所體現的有現實購買力的需求，所以它的實現必然要通過對貨幣供給的控制來進行。這也就是貨幣供給問題在宏觀調控中占有突出地位的緣由。

　　對于以調節貨幣供給為內容的貨幣政策，其作用發揮的一個關鍵條件是取得與財政政策的配合，而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是金融過強而財政過弱。畸強畸弱的對比，對于實現兩者的配合極其不利。對于這個問題，黃達專門又作了研究。他指出，其所以形成這樣的資金宏觀配置格局，應該說，是始料之所不及。分別各個領域的—項項具體改革措施，雖然有些是缺乏廣泛聽取不同意見而想當然地作出了決斷，但大多是從改革出發，針對當時的客觀要求而采取的。不想日積月累形成了世界罕見的財政與金融畸形對比。現在要把現有的這個資金宏觀配置格局調整到比較合理的狀態，顯然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對于解決矛盾，他做了這樣的概括：前車之鑒使我們認識到對此必須作出較長期的規劃，并在今后分別處理財政、金融、國有企業資金和各個可支配收入時，必須時時注意把它們放在相互聯系的總體配置格局的背景之上進行考慮。而且不只考慮當前，也考慮長遠效應。這就是說，格局的形成雖然是不自覺的，但向合理格局的調整則必須是也有可能是自覺的過程。

　　《宏觀調控與貨幣供給》寫作、出版期間，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也給金融學帶來了新的課題。先前出版的《貨幣銀行學》也需要進行新的調整。為此，黃達還分別于1999年和2000年，兩次對其進行了再版修訂，其中，《貨幣銀行學(修訂版)》于1999年出版后被指定為“教育部國家級重點教材”；《貨幣銀行學(第二版)》于2000年出版后，被指定為“教育部面向21世紀經濟、管理類核心課程教材”，并獲得教育部200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在《貨幣銀行學(修訂版)》還沒拿到優秀教材一等獎的時候，一個新的重大課題又出現在了黃達面前，已近80高齡的他，又再次義無返顧地出發了。

　　面對21世紀，全世界金融學科飛速發展，中國經濟體制變化巨大，黃達和同事們也在此間對金融學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們強烈地感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發生的巨大變化，應在金融學科的建設中充分、及時地予以反映，并必須推動金融學科的建設跨上一個新的臺階，以適應新的形勢。他還特別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的20余年，中國金融學的教學研究水平顯著提高，金融教學隊伍數量大增，結構大為改善；國外金融理論和金融管理新知識的引進已相當及時。然而，在學科建設方面卻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金融”的外延需要澄清；金融學科體系是否應包括金融的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國際上關于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關系、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的關系等理論論證應該怎樣認識；還有，貨幣銀行學有沒有存在的價值、金融專業的培養方向如何定位等問題，也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黃達所說的“‘金融’外延的澄清��貨幣銀行學有沒有存在的價值”，是當時國內金融學界的一次所謂的“危機”。

　　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修訂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將原有目錄中的“貨幣銀行學”專業和“國際金融”專業合并為“金融學(含保險學)”專業。大約從這前后開始，關于金融學的學科建設曾展開過一場討論。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證券市場不斷增溫，回國講授Finance(或FinanceEconomics) 課程以及諸如金融工程等相關課程的人士也多了起來。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直接或間接地在國外獲得金融知識。而在美國等國的經濟學系和商學院里，Finance是從微觀角度講授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運作和管理，有的僅限于講資本市場。當時影響較大的一本辭書——《PALGRAVE新經濟學詞典》，對Finance的界定是：“金融學最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金融市場(此處金融市場是指資本市場)的運行機制，以及資本資產的供給和價格確定。”當這種西方金融學在國內不斷升溫后，學界出現了如下的“推導”過程：

　　Finance的中文對應詞是“金融”；因此Finance應譯為《金融學》；但國內長期講授的《貨幣銀行學》介紹的不是發達國家的Finance，而是宏觀問題；由此得到論斷：《貨幣銀行學》不是《金融學》，不屬于“金融”學科體系，因此，《貨幣銀行學》已失去存在的價值！什么是金融？什么是Finance？中國的《貨幣銀行學》是不是西方世界的Finance？一時間，成了熱烈爭論的焦點。

　　一些人認為，《貨幣銀行學》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可以并入經濟學的宏觀分析之中；諸如“拋棄銀行”、“傳統銀行走向沒落”的觀點也一時流行頗廣。一些多年從事金融理論教學的教師感到無所適從，一些大學的金融專業甚至拿不定“發展方向”和“課程安排”的主意��如此等等，從理論觀點到如何建設金融專業，都出現了一種超出常規的“動蕩不安”。

　　這種“動蕩不安”，使黃達認識到，“必須對金融范疇界定作些分辨，對金融專業如何辦和對金融學科體系如何設計等問題再作深入研究。”為此，他不顧年事已高，先后訪問了全國十幾所重點大學，而且到美國訪問了一些著名大學和美聯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人士。經過調研，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金融學教育應該走宏觀與微觀融合的路子，無論在本科階段，抑或進入研究生階段，都應該使學生了解我國習慣采用的寬口徑金融的內涵和把握寬口徑金融學的學科框架。”

　　2001年，黃達以《金融——詞義、學科、形式、方法及其他》作為書名的文集出版，在新世紀之初，再次為中國金融學科發展史添上了濃重的一筆。文集的第一篇《金融學學科建設設想》集中地表達了他在這一段探討的思路。

　　在這篇文章里，黃達辨析了中文“金融”所涵蓋的范圍，分析了我國日常經濟生活中所使用的金融口徑，剝析了寬口徑和窄口徑金融的概念。他指出，金融的寬口徑自然形成，邊界不可能十分清楚；窄口徑來源于國外，但也不是刀切斧砍似的整齊劃一。寬口徑，即中國人習以為常的口徑，使用的人數極多；窄口徑，即只將金融覆蓋資本市場的口徑，使用的范圍限于學界，人數較少，但學識的層次卻極高。黃達說，從寬口徑分析，金融學包括的內容，可以劃分為兩大部分：金融理論的宏觀分析層面和微觀分析層面。宏觀分析大體包括：貨幣需求與供給、貨幣均衡與市場均衡、利率與匯率形成、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金融危機、國際資本流動與國際金融震蕩、名義經濟與實體經濟、虛擬經濟、泡沫與實體經濟、貨幣政策及與財政政策等宏觀調控政策的配合、國際金融的制度安排與國際宏觀政策的協調等。微觀分析的內容大體包括：有關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有關金融中介機構，特別是銀行的運行機制和管理；對比銀行與市場、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以及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從金融功能角度探討金融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及其演進規律等。黃達認為，多年以來，寬口徑金融學科所講的內容中，還有一塊是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都包括不了的，那就是范疇部分，即關于貨幣、信用、利率乃至金融本身這些范疇的剖析和論證。

　　關于貨幣銀行學與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分析部分重復的問題，黃達的觀點是，貨幣銀行學在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脈絡清晰可見，顯示了作為一門教程的生命力，其內容難以由宏觀經濟學取而代之。因為，宏觀經濟學是對整個經濟的宏觀分析，其中有關金融的部分，是從經濟整體的角度考察金融的側面，而考察金融側面的目的是為了全面地把握經濟整體；另外，對金融的宏觀分析，在其作為金融學總體一部分的情況下，與對金融的微觀分析有著直接的緊密聯系。

　　黃達認為，關于學科體系的討論，給出的往往只是一個大體的輪廓，金融學科體系之內的各門學問、各門教程，分別來看，邊界都是模糊的，要想求得一條清晰的分界線，無疑是難以達到的目標。所以，他指出：“學科邊界模糊、內容交叉，應屬正常現象。”這并非否認界定學科對象和建立協調學科體系的必要性，而是說，應該在努力認識并充分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辯證地而不是機械地實現這一目標。

　　對于爭論，黃達也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說，對金融范疇的內涵和外延見解不同，有其客觀原因，期望“定于一尊”并不現實；并特別強調：我們不應把主要精力放在范疇界定、學科體系設計的議論之中，而要全神貫注地進行金融學科內容建設和金融教學與科研的隊伍建設。而且，他很快投身于實現自己主張的實踐之中。

　　從2000年春夏開始，黃達基本上斷絕了與外界的聯系，“閉關修煉”，嘔心瀝血，歷時3年時間，帶領同事們將《貨幣銀行學》升級為了《金融學》，于2003年正式出版，為2l世紀初的中國金融學學科建設再次貢獻了一本經典之作。此后，于2004年出版了《金融學(精編版)》，2005年編出相應的課件。

　　到《金融學》出版時，黃達已是81歲的高齡了。很多人可能認為，他這個主編是掛個虛名。但事實卻遠非如此。黃達當主編有個很大的特點，他要求參與編寫的人提供素材，但用還是不用，怎么刪改，最后由他親自決定。有些內容不完善或過時了，他親自補充；有些內容有出入，就親自查驗資料，推翻重寫。因此，他編的教材里總是既有集體的實踐和總結，又有很多他個人的思想、科研成果。為此，曾有人開玩笑說，別人的書可以抄，但黃達的書不能抄，他的書里都是他自己的真知灼見，行文語氣都是他特有的風格，一抄就看出來了。

　　除了發表專著，編寫教材之外，上世紀80年代至今，黃達還應有關方面的邀請，分別于1988年將其1985年以前發表的主要論文及短文，結集成《黃達選集》，1999年將其截至1998年的論文和短文結集成《黃達文集》出版發行；2005年，將自己從1957年到2003年間出版的11本專著和教材：《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貨幣信用學(上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貨幣與貨幣流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黃金》，《工農產品比價剪刀差》，《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宏觀調控與貨幣供給》(修訂版)，《貨幣銀行學》，《金融—詞義、學科、形勢、方法及其他》及《金融學》，結集成約400萬字的《黃達書集》出版。從“七五”開始，黃達還主持了許多國家級科研課題。其中包括國家“七五”重點課題“貨幣供求量問題研究(成果為《貨幣供求問題研究系列專著(1～5)》)、“八五”社科基金延期項目“資金宏觀配置問題的研究”(成果為《中國資金宏觀配置問題研究》)、社科基金項目“關于我國部門經濟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調查”、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全球經濟調整中的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調控體系研究”等。作為博士生導師；他主持了《貨幣供給的宏觀調控》(1985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儲蓄向投資轉換機制的重構》(1993至1995)等博士點項目。

　　《金融學(精要版)》出版后，黃達多次對來訪者表示，自己要從此退出“江湖”。話雖這樣說，真要他退，他又哪能那么輕松地退得下去。

　　教學相長 大家風范

　　黃達總結自己之所以能在金融學界有所成就，除了有比較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廣泛的社會接觸面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頗得益于教學。”

　　之所以能得益于教學，在于他有一套“教學相長”的方法和理念，并貫穿終生，日日如此。“如果確實真心誠意地想把學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遠遠不夠，還要通過文字，特別是要通過口頭表達自己之所懂。所以說，從備課，到編教材，到講授，到主持討論，到組織考核等等，每個環節都是從‘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轉化。轉化不過去，或說明并未真懂，或說明懂之不深，這又會推動對學科的吸收和消化。并且，像在講授、答疑這類思維高度緊張的環境中，往往會提供在學科中進一步創造的氣氛和機會。”黃達說，“還有極其重要的一點，青年學生要求教師的是講道理，是嚴密的邏輯論證，是判斷真假善惡的理性思維和一以貫之的標準。所以，面對學生，總會感到有一種極其強烈的必須堅持科學態度的約束力量。‘教學相長’像是已經俗而又俗的口頭禪，但我的感受卻是常說常新。因此，不論行政工作或社會活動如何多，我始終把不脫離教學第一線作為自己遵守的準則。”

　　因為總是要求自己首先懂，而且，始終在教學的第一線，所以，從走上講堂到走下講堂，黃達都是在教與學中度過，先學后教，邊學邊教，教到老學到老。

　　不斷地向實踐學習，向書本學習，不斷地研究與探索，然后不斷地教書育人，是黃達生命中最核心的內容。多年來，他雖先后身兼多種職務，但始終站在教學與科研第一線，并對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一直高度關注，深入研究。

　　黃達不贊同過分渲染教學與科研的矛盾。他常說，科研工作務必要打好理論基礎，而教學恰恰是打好基礎的最佳途徑。在他看來，教學本身是一個創造過程，不僅準備講課內容是如此，在課堂上如何表達、如何講授更是如此。這個過程有時甚至是某些學術思想形成的重要契機。當然，教學與科研在時間上是沖突的，解決的辦法只在勤奮。黃達雖性格豁達，不大拘泥于事情的細枝末節，但在教學和科研上卻十分嚴謹，對學生的要求也是一絲不茍。他總是告誡學生：“業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毀于隨。”而且，他來說這個話，也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因為，他勤奮與嚴謹，以及少年時代養成的善于觀察現實生活的習慣，正是讓他在教書育人和學術上卓有建樹的重要原因。

　　論及教書育人，黃達可謂是桃李滿天下。他不但在人民大學的講臺上，為國家培育出了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大學校長、以至國家重要經濟部門的高級干部等大量高層次經濟金融人才，更通過自己在各個時代所精心編撰的全國通用金融教材，間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新中國成立至今的幾乎所有金融專業的學生。這些受過他的思想滋潤和影響的學生畢業后，又直接或間接地使他的理論，在包括制定、執行黨和政府的經濟政策在內的現實經濟生活領域發揮了作用，從而在中國金融乃至經濟改革的整個進程中留下了他思想的烙印。

　　但作為國內最早的一批博士后導師，黃達的嫡傳弟子卻不多。這主要源于他對教育的嚴謹態度。“成為博導最初幾年的更多時間，是在用于對這一教育制度的觀望，從而沒有急于招生，后來由于事務性工作繁忙，招人而不育人與一個老師的責任不符”。他說。作為中國金融領域最知名的專家，想成為黃達門下弟子的人不在少數，其中包括不少官員和商界名人，但他對官員和商人都會婉言謝絕。他說“我知道這些人中，不少是具有足夠攻讀博士的學識功底，但他們是沒有時間認真做研究的，能不能寫出論文來還要打個問號，他們需要的是一個頭銜，但這與我的想法并不一致”。他知道這樣可能把一些確實想提高專業水平的人拒之門外，但他還是堅持，因為他不想違背原則。

　　黃達對博士生的要求十分嚴格。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廣謙曾于1991—1995年師從黃達。他回憶：“我想早點畢業，就向黃老提出計劃三年讀完。但他建議說，你已經有些小名氣了，今后很難再有機會安心讀書，不如現在沉淀下來好好研究一些問題，還是讀四年吧……”好不容易讀完四年，到1995年畢業時，王廣謙原想在五六月間完成論文答辯，爭取當年就拿到學位。但又被黃達建議：“你先把已經完成的論文忘掉，過幾個月后找個安靜的地方重新再讀一遍，再修改一遍，那時答辯也不遲。”王廣謙說，“幾個月后，我閉門重讀論文，靜心思索，發現了好幾處需要完善的地方，認認真真進行了修改。答辯推后了，晚了一年才拿到博士學位，但論文的質量有了很大提高。”

　　嚴厲的同時，黃達也對弟子們充滿溫情和關懷。當王廣謙經過再次推敲的論文后來被評為“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并被列入學術界很有影響的《經濟科學文庫》叢書予以出版時，黃達就曾在一個晚上突然給他打來電話。“他在電話里說，‘沒有別的事，我正在看你的論文，有幾處很不錯……’”王廣謙說，黃老那是誠心誠意為弟子的進步而高興。

　　黃達的教學方式更讓學子們永生難忘。西南財大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鄧樂平 1985年成為黃達的授業博士生，他回憶說：“我懷著既想求知又很無知的心情去拜見黃達老師。當時想，這位金融界著名權威同時又身兼人民大學副校長的老師會怎樣給我們上第一課。誰知，先生說出了這樣一番令我們意想不到話：你們是我收的第一屆學生，也是國內金融專業首屆博士生。但是，你們該怎樣做博士生學生，我該怎樣做博士生先生，你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這是我們要共同完成的第一個課題。我招你們進來，只是給你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但能否做好，靠我，更要靠你們自己。”

　　鄧樂平說：“黃老師把授課稱為師生聯席會議式的交流和討論。每次討論一兩個問題，大家自由發展、暢所欲言。先生雖然從來沒有試圖給我們灌輸過什么‘知識’，卻總在有意無意之中，強調和培養了我們觀察和思考問題的方法：資料來源即證據的真實準確；思路即邏輯的清晰；判斷問題的獨立思考；對任何權威及經典結論的不盲從；對任何西方學術思想以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既不生吞活剝，也不一概褒貶，等等。這些學術思想的娓娓澆灌，真令我受益匪淺。先生在給我們看文稿后做過很多批語，有很多地方，連標點符號都改!但在一些主要觀點，甚至一些我自己也感到模糊的觀點上，卻從來沒有任何一句斷然否定的語言，最多是寫道‘此說法似可商榷’或‘這樣的表述似可更通俗明白一些’，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無不寫真著先生的‘大家風范’。黃老師當校長時，我曾問過先生：人大這樣的大學校，校長一定很忙、很累，不好當的。先生笑道：是的，不過就大學而言，關鍵還是培植她的學風，就是學校長期以來造就的一種風格。就這個意義上講，校風越寬松，校長管得越少，學校也許辦得越好。三言兩語卻流露出老師那深邃的、民主的、思想家的質感。”

　　黃達還有一個讓學生感懷在心的特點，那就是他的教育沒有期限，即使畢業了，依然能得到他的關懷和指導。作為黃達嫡傳弟子(中國人民大學1978級財政金融系學生) 的深圳市銀監局局長于學軍，就曾回憶，有一次，黃達到深圳，語重心長地對他提出了兩條要求：一是靜下心來，把經濟學讀通讀透；二是要學會電腦，要能親自打印文稿。于學軍說，這就是黃老師，學生離校多年后，仍要給學生布置“作業”，并要檢查學生的“作業”。于學軍感慨，師生之情總是感人于懷，而黃達對中國金融和他的弟子那一份深切的關注，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真實思考者和認真的探索者的傳承和延伸”。

　　黃達不僅是學術上的導師，更是道德上的楷模。其治學的嚴謹和誠實，為人的真誠與熱情，一直是學界的榜樣。1999年，黃達出版了《黃達文集》，讓人意外的是，他特意把大躍進時期所寫的被自己稱為是“滿是囈語”的文章也一并收錄進來，自揭其短。他說，這樣“可以自警，也可以使沒有這類經歷的人對于那種歲月的思想紊亂多少獲得點形象的概念”。《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一書是他受侯夢蟾、周升業兩位先生的一篇論文啟發，進而深入思考研究寫成的，為此，他特地在著作中提到兩位先生的文章，并將其附于專著之后。他經常告誡他的弟子們，做人要端正，切忌做“墻頭草”，不要為獲一時之利留下終生遺憾。而他本人也始終以身作則。在金融已經成為顯學中的顯學時，作為知名金融學家的黃達，近年來不斷接到慕名請他擔任顧問或董事的邀請，但他統統拒絕了這樣的“變現機會”。他還有個“三不”原則：不兼職、不寫序、不寫推薦信。“寫序，自然要寫好話，只簽名呢自己又覺得不妥，真要自己寫還要花時間認真讀這本書，我又沒那么多時間。”他說。而且，黃達還有一個“堅持自己干，不依賴他人”的習慣。他寫東西不用人代勞，出門在外也不太愿意屬下或工作人員幫忙提行李。

　　黃達不相信真正的學者能夠不受環境與時代的影響，但他也絕不相信一名“賈桂”式的學者能安身立命。愛好京劇的他對京劇《法門寺》中小太監賈桂的奴才思想印象深刻，他提倡做學問應當獨立思考，實事求是。他反復強調：文章生澀、教學枯燥是“賈桂”式治學帶來的通病。只有真懂，才能傳承。他發表出來的東西，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旦提出，從不輕易改變。生活中，他待人和氣，對誰都不冷眼。但在學術觀點上，他堅持原則，從不和稀泥。這也是他被人敬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曉西教授盡管沒有直接師從黃達，但他一直視黃達為恩師，稱自己是黃達的“私塾弟子”。在他眼中，黃達最顯著的特點是，數十年來一直堅持與時俱進，他參與了中國金融改革的全過程；他敢于“講真話”，提出與官方不同的觀點，但從不“盲目、過激”，他的觀點總是有理有據，讓人信服。

　　也正是這種與時俱進和不斷的追求真理，讓黃達在成為金融大家的同時，更成為一個能將多學科融合一體的思想大家和當代有重要影響的綜合性大家之一，而且是一個一直處在學術、學科研究最前沿的，真正的學問大家。

　　在追求真理的征途中，他樂于發現新問題，研究新問題。他深知，日新月異的經濟發展使得任何停頓都只能意味著倒退。因此，在學術研究上，他一直堅持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力爭每一步都有所收獲，有所突破。在講課時，他很少簡單重復前次的講稿，而力爭講點新意。寫文章時，他也力求每一篇文章都得提出點新思想。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時，他喜歡多接觸些年輕人，向他們學習些新的東西。因為他總是在社會的日新月異中保持自我的日新月異，所以，即使已經年愈古稀，黃達依然總能“聽得懂現在”，并不時有新觀點、新作品問世。而且，他的與時俱進還不僅僅是體現在學術研究上，即使從技術等角度而言，他對新事物的接受速度之快，也令不少年輕人汗顏。他不但是人民大學財經學院老教授中用電腦寫作的第一人，更可以自己掃描圖文、制作課件，充分利用網絡資源。

　　作為新中國貨幣金融學科的重要奠基人、領航人，黃達不但在這一領域建立起系統完整的知識架構和融合貫通古今中外開放式的學科體系，而且把這一體系與整個經濟社會運轉的大系統結合起來，并能在新中國的每一個重要時期和重大經濟問題上，都有獨到創新的研究成果，在學科發展的每一個關鍵階段，都引領了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他在不同時代編著的相關教材，也總是中國金融高等教育在不同時代的藍本，每一本著作的生命周期也都緊密與中國經濟金融的變革周期相呼應，且篇章之中處處可見關注現實、獨立思考的鮮活理論，與經濟學“舶來品”的教條、生硬形成強烈的對比。

　　他是一流的理論學師，卻非象牙塔里的學究。因為在他的經濟思想和學科體系中無不融入了他睿智的哲學思考，體現了他在史學、社會學等領域的深厚功力。他一直不間斷地閱讀了解國內外的最新資訊，不間斷地參加學校和嚴肅的社會學術活動，不間斷地為學生授課。顯然，相比于單純的學術知識傳承而言，他的這種思想和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方法更能使后學者受益無窮。

　　即使這樣，他仍然對自己的學術研究報有遺憾。當眾人在談論他對于中國金融學的重要貢獻，并對其主編的《貨幣銀行學》、《金融學》等經典教材大加贊賞之際，他卻將上世紀80年代發表的《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視為自己的最高學術研究水平。他常常說，總覺得從那以后，再也沒有達到過那種水平。雖然，從那以后，已經身為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校長的他，已經為自己的教學和研究，盡了全力。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他說：“我不愿意當校長，不想干。從1983年開始，由于工作需要，我擔任了幾年學校行政領導職務，但我還是擠出一些時問搞研究。人事關系也一直留在系里。我是要回到系里去的，我的興趣還是在學術上。當副校長，校長期間，再忙的時候，我堅持兩條。一是晚上不開會，白天開會提高效率。管理要有方法，不要不相信別人。能干到副校長、系主任的，都是能人。依靠大家干，自己就可以擠出點時間。二是堅持每學年給學生開一次課。那時候，講課是最優先的。只要有課，什么會都可以不去，哪怕是國家教委的。只要你講課，就要備課，就要關注學術動向，就不會丟掉專業。”

　　黃達用“古今中外，含英咀華”來概括自己大半個世紀以來所領悟的建設基礎理論所應取的思維態度。他認為：對經濟金融理論思維框架的概括很難表述精準，精準往往讓位于模糊，繁不如簡。黃達說，建國伊始，在金融理論建設中，我們拒絕西方，拒絕建國前的研究成果，同時漠視自己本民族的古代思想，這不符合“古今中外”的精神。而現在，西方經濟理論、金融理論、金融知識又受到特別重視。搞市場經濟并要在國際經濟舞臺上取得生存空間，不能不學習一直以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并在指導市場經濟實踐中得到驗證的西方經濟理論、金融理論。問題是如何學？他提倡要“含英咀華”。“含英”的“含”，是認準了就要全盤照搬；但更需要“咀華”的“咀”，沒有充分的咀嚼，就沒有消化吸收。而實踐起來，好像一百多年始終處于反復之中。現在，受到大家關注的主要是克服完全照搬。但這個傾向的解決，不可能實現于旦夕之間。簡單的指責解決不了問題，需要的是真正培育起我們自己深厚的理論根基。

　　黃達一直謙虛地稱自己為“教書匠”，而且的確不像一些專家學者那樣具有相當高的社會知名度，但事實上，他在學術研究、教書育人之外同樣卓有建樹。他不但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財經委員會委員；第二、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第四屆、第五屆委員；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財政學會、中國價格學會、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中國物資流通學會等團體的副會長等職務，并在這些領域盡職盡責，貢獻力量。還經常作為各屆政府決策部門征詢意見的學者，在國家現實經濟生活方面發揮、貢獻了智慧。

　　自稱“哪里也沒去過”的黃達，其實十分具有國際化視野和遠見能力，注重在兼收并蓄和積極開放中發展充實自己。在1983年出任人民大學副校長，1991年至1994年任校長期間，他就前瞻性地提出：“我們要將學生造就成能夠在東西方兩個文化平臺上自由往返的人才。”后來，這一理念也成為人民大學培養財經類學生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目標。他說：“人類的智慧、學識和文明，永遠是超越國界的……要建立真正的現代化大學，必須實現校園的國際化。”

　　他十分強調大學校園的國際性對推進世界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并身體力行地推進人民大學與世界各國大學的交往，使得人民大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國際交流局面迅速拓展，亦為人民大學的傳統財經學科與國際主流接軌奠定了基礎，為國家培養國際化的經濟金融人才作出了積極貢獻。比如，由他所推動的美國福特基金會項目——經濟學培訓中心，為中國的主要大學培養了具有國際視野和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經濟學人才，而這批人，早已是活躍在中國經濟學界的中堅力量。2001年，他又與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之父”的蒙代爾共同設立了“黃達—蒙代爾經濟學講座”，并將其發展成一個跟蹤經濟學尤其是財政金融領域國際前沿動態，構筑中西文化交流的平臺。該講座成功啟動并取得良好成效后，他還與蒙代爾教授共同冠名設立了“黃達—蒙代爾優秀博士論文獎”，激勵更多杰出青年學者為新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貢獻聰明才智。

　　如今，已是82歲高齡的黃達身體健康，精神矍鑠，思路清晰，每天仍然堅持幾個小時的學習和工作。

　　當然，作為一個潛心金融學將近60年時間的學者，黃達最為關注的依然還是中國金融學的發展，雖然，歲月無情，青春不在，繼續親身投入或推動金融學發展的程度已不能與過去相提并論。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中國金融學的發展將不再產生重要的影響。事實上，黃達一生為師的精神、成就和風范，已經而且必將成為更多中國學人，特別是經濟和金融學人心中的豐碑，并將激勵和鼓舞更多后來者不斷向上攀登。在這條攀登的道路上，也已經而且必將涌現出更多和更加優秀的“黃達”，繼續在新的時代，堅定地推動中國金融學與時俱進地向前邁進。

　　能讓自己所選擇與鐘愛的事業后繼有人，發揚光大，能讓“后生”們做得比自己更好，這既是一個“先生”的最大榮譽和成績，更是早已被人稱為“黃老”的黃達，所最感欣慰與自豪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