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離企業應該有多遠

　　馬海寬 鄧中華/采訪整理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經濟學家是經濟理論的研究闡釋者，企業是經濟建設的載體。遵循偉大領袖“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導，中國的經濟學家與企業，二者進行了緊密的聯系，以至有人認為達到了“過猶不及”的程度。我們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聯系了雙方個別當事人，一起來討論“經濟學家離企業應該有多遠”這一“深奧”問題。

　　2005年10月，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表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一石激起千層浪。為了推波助瀾，兩年后的今天，我們的討論仍然借此展開。

    合格經濟學家的標準

    王建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說世界上的經濟學家合格的有幾個沒有意義，因為這完全取決于你的評價標準，你完全也可以說合格的一個也沒有。

　　按照丁學良的標準，界定了在哪些西方學術雜志發表文章算數，界定了需要發表多少篇后，我們當然可以準確地計算出來到底有多少個合格的經濟學家，可以得出誰是第一、誰是第二的結論。但是，經濟學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西方的研究模式進行，是不是只有西方這樣一種研究模式，這是存在疑問的。而且，所有的西方學術雜志其實都是被少數人控制的，發表不發表你的文章他們說了算，有一個有形無形的圈圈。有沒有經濟學知識，邏輯上也并不能用發表不發表文章來評價，不能說沒有發表的就一定比有發表的差，很多人的研究成果從來沒有發表，卻最終以一本專著成名。中國的經濟學家也不一定非要到美國去發表，這和投稿有關系，很多人不向那里投稿。很多中國人不懂英文，難道經濟學水平的高低，要用英文水平來衡量？

　　問題在于，中國現在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不論用什么樣的標準來評價，都不會是合格的經濟學家。中國很多經濟學的成名，是靠媒體炒作。雞爪子也是一票，很多人是被外行炒成了內行。還有，就是有些人水分很大，本來只有半桶水卻被吹成了一桶水。有很多人并不是學問做得好，而是利用權力與媒體的結合來成名，靠討政府的歡心，說政府愛聽的話而成名。權力和媒體的力量很大，就像

火箭，但卻往往把一顆子彈當做核彈推了上去。子彈成了名，而有些核彈卻因為沒有火箭助推而沉了下去。所以，在中國，好經濟學家并不一定出名，名氣大的不一定是好經濟學家。

　　我比較喜歡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易綱、樊綱，張維迎也不錯，只是被夸大了一些，鄒恒甫絕對是一個很不錯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和宋國青理論上的成就差一些，但對中國的實際非常了解，還有余永定；另外，茅于軾和盛洪也非常不錯，只是距離權力中心比較遠，沒有人去捧；汪丁丁也還行，只是哲學化的東西多了些。在老一輩經濟學家中，首推厲以寧，相比而言吳敬璉稍差一些，董輔 也很不錯。在整個華人圈，經濟學家首推張五常、黃有光、楊小凱。如果根據發表文章的引用率，黃有光第一；如果單論某篇文章的分量，張五常第一；如果以系統性原創性來評價，楊小凱第一。還有就是鄒至莊(美國的計量經濟學家)，林毅夫，錢穎一，田國強，王一江，徐滇慶等。湯敏和左小蕾也都不錯，畢業于很好的學校，有一定的經濟學素養。如果從發表文章上來論，是鄒恒甫、錢穎一、田國強、王一江、張新、文貫中。

    易憲容(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丁學良的評價沒有意義，因為丁學良根本沒有界定什么是經濟學家。丁學良采用歐美國家的標準，那么，他應該到歐美而不是中國來套誰是合格的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學家為什么要拿歐美的標準來套？這對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有什么意義？ 我個人認為，在華人中，張五常絕對是成就最大。第二是吳敬璉，然后是錢穎一，周其仁，張維迎。我評價的標準：第一是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就是對經濟學(知識以及體系)的貢獻，第二是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不但要傳播經濟學知識，而且還要產生很大的影響，改變了這代人的思維的框架，改變了社會的觀念、理念。吳敬璉就不用說了，張維迎的《信息經濟學與博弈論》，(學經濟學的)大學生有幾個不讀？

    左大培(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合格經濟學家，暗含兩個標準，其一就是經濟學家必須為社會整體利益考慮，第二則是西方的一套學術標準。具體的就是，得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政治經濟學季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和《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等幾個一流雜志上發表文章。中國絕大多數著名經濟學家，按這兩個標準，確實是不夠格的、 不合格的。首先，從為社會利益考慮的角度，很多人就不夠格。另外，據我所知，中國經濟學家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文章的只有林毅夫、錢穎一等幾個人。

　　說張五常華人經濟學家中成就最大，根本談不上。張五常有沒有成就？有成就。按西方的標準，成就的大小就是看論文的引用率。剛才我說的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文章，那是潛規則，真規則是看論文的引用率高低。張五常的論文是有一些引用率，但張五常論文的引用率還不如黃有光的。中國人不走正道，專走歪門邪道。張五常早就和張維迎說，說咱們中國人要懂訣竅，就是要互相引用，提高引用率。

　　在中國，經濟學家到處亂講，媒體一報道，就會知名，就會有影響力。所謂的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基本上都是這么一撥人。老實說，包括我，我自己現在的名聲，肯定不是由于我的學問，雖然我并不貶低自己的學術水平。我出名就是因為敢講，因為是左派，講的都是左派言論，講的都不是我工作所做的學問。著名經濟學家到處亂講，就是這樣一個情況，講的與他們的研究不相關，不是那些評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可以拿出來的干貨。

    向松祚(華友世紀創始董事長、經濟學博士)：

　　丁學良的評價是很隨意的，是沒有根據的。我個人很難說有幾個經濟學家合格，坦率地說，我沒有資格評價誰成就最大。道理很簡單，經濟學是一門非常龐雜的學科，領域非常多，我們不可能都熟悉。有些人的成就我可能不知道，還有些人的成就可能根本就沒有發表。論文發表的數量、媒體的曝光率，上鏡的次數，博客的點擊量等，都不是評價一個學者學術成就的好的指標。一個人的學術成就，只能由該學術圈子內的少數人來評價。

　　在華人經濟學家中，真正在經濟科學上有貢獻的是張五常。他是有原創性貢獻的，這不僅僅是我的個人意見，這是全球經濟學界公認的。張五常被公認是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張五常的全部學術著作我都研讀過，我寫過《張五常經濟學》的研究專著，主編過《五常思想》，我對張五常思想的脈絡有研究，所以我還有一點點資格來評價他的學術貢獻。老一輩經濟學家，我比較熟悉并且研讀過其著作的，是張培剛先生，他的“農業與工業化”是有貢獻的。其他人我不了解，就無法評價。張五常教授和張培剛老師，他們兩人的著作我是非常認真地拜讀過的，也拜讀過相關領域的其他文獻，所以我知道他們的貢獻在哪里。高鴻業、厲以寧等，他們翻譯了西方的名著，介紹西方的學問到中國來，這是有作用的，但這與學術上原創性的貢獻，是兩碼事。我們翻譯了馬克思的著作，解釋了資本論，但我們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貢獻。

    趙海均(春都集團董事長)：

　　真正的經濟學家應該是那些對社會經濟制度、社會經濟結構、經濟體制以及經濟發展方式做出科學見解、分析的人。知名度高、對公眾有影響力不一定就是合格的經濟學家。

　　改革開放以來，對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變革，對于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薛暮橋、杜潤生、于光遠、高尚全、吳敬璉、劉國光、董輔 、林子力、馬洪、厲以寧等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蔣一葦、馬洪、高尚全、吳敬璉、厲以寧、劉詩白、周其仁、張維迎等做出了貢獻。單從學術上來講，新一代的林毅夫、張維迎、周其仁等實力最強。

    孫大午(大午集團所有人、監事長)：

　　我了解的經濟學家不多，但我認同茅于軾、陳志武，如果說影響力和知名度，我想到的還有張維迎和樊綱。我認為，經濟學家應該有客觀性和獨立性，其立場應該是客觀中性的，其觀點學說應該是帶有普世性的，是市場經濟取向的。另外，合格的經濟學家應該是經國濟世，而不是經政濟私或者說經商濟家的。

　　經濟學家的角色：公共知識分子？科學家？政策闡釋者？

    左大培：

　　經濟學家就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專業意見時，首先要過自己的良心關，掂量掂量自己是否是從社會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第二，要講專業的話。自己不太懂的領域，最好少講甚至不講，因為公眾不需要。現在的西方經濟學，分支越來越多、越來越細，沒有哪個經濟學家在經濟學的所有領域都是專家，在一兩個、兩三個分支領域是專家就很了不起了。1992年，高小勇在美國采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時，很多人面對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提問，直言沒研究無法回答。中國有些經濟學家之所以對很多問題都喜歡發表意見，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是崇拜通才全才。西方則認為，一個人的精力能力有限，能在一個領域做好就很不錯了，社會需要進行越來越專業的分工。分工的專業化程度，決定一個社會的文明發達水平。

　　中國的經濟學家，包括臺灣的，很多一開始是踏踏實實跟著西方學的，但最終沒有幾個能真真正正做研究。為什么？誘惑太多。臺灣社會誘惑太多，中國大陸誘惑更多。不管你隨便做一點什么事情，名啊、利啊就都來了。于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就可以什么事都不用、都不要、都不必做了。中國人并不是不聰明，而是把聰明才智用到了四面八方，用到搞關系撈好處上了。

    易憲容：

　　公共知識分子要符合三個基本條件：具有專業知識，秉持基本的道德倫理，要有批判精神。所以，有一部分經濟學家是公共知識分子，但多數經濟學家不在公共知識分子之列，這個我們要界定清楚。

　　經濟學家可以為政府服務，為企業服務，為個人服務，在大學做學術，等等。經濟學家怎么做都沒關系，只要表明自己的態度，表達清楚自己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到底是公共知識分子，還是為政府、為企業、為某個人服務。如果我說我是微軟公司的經濟學家，那么，至于我賺多少錢，我怎樣為微軟服務，那都是我個人的事。

    向松祚：

　　如果你承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那你得承認經濟學家首先應該是一個科學家。科學家也有權利對所有的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就像愛因斯坦可以就愛情、婚姻、家庭、股票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經濟學家首先是一個科學家，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和科學研究分開，把自己的感情利益偏好和自己所探索的科學真理分開，把自己的牢騷和闡釋的科學真諦分開。

　　經濟學家必須首先尊重真理，這是科學家的責任，更是科學家的基本素質。你不能因為公眾喜歡聽什么就講什么，或者某些公眾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你講什么你就講什么；你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講什么就講什么。我相信任何一個真正的經濟研究者，絕對不是為了要替某些人講話而去研究的。許多科學家的傳記表明，興趣永遠是最好的老師。研究結果出來之后，經濟學家希望政府按照自己所揭示的真理去做，那是人之常情。馬歇爾說：“我承認，我一直有為政府的政策提建議的沖動。”但這是真理探索出來之后的事。馬歇爾又說：“我從來不相信，一個人會單純地為了給政府政策提建議而去做研究。”

    王建國：

　　經濟學家不應該依從于任何組織，經濟學家與政府的關系，就是獨立學者與政府的關系，就像物理學家與政府的關系一樣，只不過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是政府也普遍關注的經濟問題。經濟學家只應該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邏輯地去評價一件事情。在給定的前提下，結果會怎么樣，至于要不要怎么樣，不是經濟學家要處理的問題。如果你要解決污染問題，那么我通過研究告訴你應該怎么做才能解決污染問題，至于要不要解決污染問題不是經濟學家的問題。當然，對于那些被政府雇用的經濟學家，那就是要詮釋政府的政策，因為這是你的職業。

　　經濟學家研究效率和公平(平等)的問題。當你研究效率的時候，是價值中立的，不應該涉及利益分配問題，這是政治家的事情。經濟學家只研究如果要實現某個效率那么應該怎樣，至于應不應該這么做，政府會不會這么做，不是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經濟學家在研究公平問題時，一般會帶有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應該是站在全國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問題，而不是站在某個利益集團的角度去看問題。

　　美國的經濟學家更像純粹的學者，完全獨立于政府，他們的思想觀念完全不受政府的約束和影響。中國的大學不獨立，造成中國的知識分子人格不獨立，有依附感，會講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另外，就是我們的學者，知識分子的人格不純粹，獨立人格有缺陷，摻雜著各種私欲，會去拍馬屁、抬轎子、錦上添花。有些人的興趣不是完全集中在學術上，很多人甚至把學術研究當做謀取權力、利益、名譽的手段，把經濟學當做了工具，超越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本分。

    質疑經濟學家出任獨立董事

    王建國：

　　請經濟學家出任獨立董事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請的獨立董事幾乎都是經濟學家，有時候可能更需要會計師、審計師等專業人士出任獨立董事。企業不清楚經濟學家的專業領域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經濟學家只能就企業運行的經濟環境和政府政策提供建議，經濟學家不研究企業的內部管理，與企業內部管理一絲關系都沒有。企業請經濟學家出任獨立董事，可能是為了其他目的，比如說為了與政府拉近關系—利用的是經濟學家的關系資源而不是專業知識。還有些上市公司可能僅僅是為了滿足相關法規和證監會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作為自然人，有自己的需要，既然有人請，那為什么不去呢？經濟學家作為個體的人，同樣是比較復雜的。

    向松祚：

　　首先，法律對擔任獨立董事的資格有規定，任何人只要符合這個規定，就可以擔任獨立董事，這是法律界定的問題。第二，擔任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必須履行獨立董事的職責。如果你做了獨立董事后，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亂講話，或者制造假的消息，或者利用自己經濟學家的影響力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你本身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經濟學家做獨立董事，并不意味著他要站在這個企業的立場上講話。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科學家要特立獨行，要獨立自主，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經濟學家出任獨立董事不但有錢可以賺，而且還有助于自己了解企業的運營，了解經濟的運作。其實，即使第一位的動機是經濟學家想賺錢，那也沒有什么錯，只要不違法就可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在批評一個人一個社會現象的時候，我們不能把道德因素等同于法律要求。

    孫大午：

　　獨立董事不獨立。既然不獨立，董事也就不董事(不能很好地履行職責)。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由其董事會決定聘請誰不聘請誰、決定獨立董事的薪酬待遇，所以被聘請者很難發出獨立的聲音，維護中小股東的利益。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吃誰向誰，誰請的就替誰說話。學者要做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前提是必須首先在經濟上是獨立的。如果你的飯票在別人手里，你的政治生命由別人來決定，刀把子在別人手里，你就很難做到獨立。海瑞很難得，所以幾千年來就只出了那么一個海瑞，我們尊崇海瑞但無法(很難)學習海瑞。如果將來大午集團上市請獨立董事的話，一定是由監事會來請，而不是由董事會來請。現代企業治理的理念應該是分權制衡，如果不能把這種理念融入到公司治理的架構中去，獨立董事就很難發揮作用。

　　企業聘請經濟學家出任獨立董事，從積極意義上來說，是因為經濟學家站得高看得遠，其對宏觀經濟形勢走向的把握，對經濟前景的分析預測，從宏觀上對企業有指導作用。企業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體，經濟學家的知識面比較寬，從這一點來說，比會計師審計師更適合。另外，經濟學家的知名度很高，企業即使不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只用經濟學家的名聲，也可以裝點門面，使無形資產增值。

    趙海均：

　　經濟學家參與到企業包括到上市公司的實踐中去應該說是件好事，可以深入了解現代企業的運做，特別有助于了解證券市場的情況。近幾年來，因為缺乏對現實的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家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很少有富有遠見的見解。因此，我并不反對經濟學家出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問題是有些經濟學家并不是出于這個目的，而是為了經濟利益或者像明星一樣走穴。

　　前幾年，國內的一些企業邀請經濟學家出任獨立董事，主要是出于社會對知名人士的崇拜。我認為，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更適合會計師、審計師、律師等方面的專業人士出任。實際上，在企業具體的經營管理上，經濟學家能提供的幫助很少。根據春都集團當年與外商合資的經驗教訓，企業的經營管理還是應該依靠職業經理人和律師而不是經濟學家，這一點我們應該向外商學習。

    經濟學家離企業應該有多遠

    向松祚：

　　經濟學分析人類經濟現象揭示經濟運行的規律，幾乎所有的領域都用得著。公司、政府、軍隊都會雇傭經濟學家。在中國，那些高科技公司，比如說華為，也雇傭很多經濟學家。其實，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經濟學里面的很多原理很多真理很多規律，早就運用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工作中去了。具體到某個經濟學家個人對某個企業的經營管理有沒有幫助，那就因人而異了。

    王建國：

　　經濟學家的學術研究，與(具體的)企業的經營管理距離比較遠。經濟學家的學術研究，主要是針對整個社會如何運行的，是關于整個社會的，而不是企業內部的。嚴格來說，經濟學對政府比較有用，對企業了解外部的(經濟)環境有用，對企業內部的管理絲毫用處沒有。

　　在大企業，確實也需要經濟學家的意見，經濟學家能就企業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提供建議，能夠為企業提供政府將會怎么做的建議，幫助企業了解政府的政策及宏觀環境(企業畢竟是運作在宏觀環境與政府行為當中)。另外，對于一些大型企業，由于自身的規模原因，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對其影響巨大，比如說匯率變化帶來的金融風險。經濟學家在這種情況下被雇用，做的還是經濟研究工作，而不是管理工作。現在確實存在一個企業的判斷問題，企業對經濟學不了解，不清楚經濟學和管理學的區別，不知道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的領域不同，所以他們請錯人。很多企業把經濟學家當做管理學家來請，寄希望于解決企業的內部管理問題，是錯誤的。經濟學家就應該去做研究、去搞本行，而不是去企業演講，去做一些不相干的事。嚴格來說，經濟學家應該與企業的關系不大，與政府的關系則比較密切一些。

    左大培：

　　在西方，企業基本都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就是要實現利潤最大化，就是要賺錢。經濟學家的本行不是為企業牟利，不是為個別具體的企業牟利，經濟學家的本行是為社會牟利。亞當?斯密雖然講看不見的手，講個人賺錢了，整個社會也就豐裕了，但是，亞當?斯密講這些的最終的目的還是從增進社會利益的角度來考慮的。如果只講個人利益只講個人賺錢，誰還會關心社會變好還是變壞？好和壞的標準，不是多少人賺了多少錢，而是整個社會變好了還是變壞了。經濟學家應該首先實事求是地研究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然后告訴政府制定執行什么樣的政策制度才能讓市場經濟更好地運行。在西方，如果一個經濟學家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幾個人幾個企業賺錢，那他不叫經濟學家。所以，科班的經濟學家往往就是純粹的大學教授，整天在做研究在做模型，他們往往與企業保持很大的距離。

　　企業利益是社會利益的組成部分，二者密切相關，不排除經濟學家為著社會利益的目的而為企業利益考慮，但絕不是考慮某個或者某幾個具體企業利益。所以，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經濟學家，他們并不知道如何幫企業賺錢。他們是從宏觀層次來考慮如何調節企業行為的，具體企業如何賺錢，經濟學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西方正統的經濟學家，是通過研究經濟運行的規律，來給政府出主意，這是從亞當?斯密以來的傳統。亞當?斯密講看不見的手最有效率，也就是無為而治，也是為政府出主意，是經濟學家為政府出的一種主意。

　　在西方，不僅企業，工會也雇經濟學家，工會有工會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一旦被雇，在講話的時候，尤其是在以被雇單位經濟學家的名義講話的時候，行內也認為是有一定色彩的。從職業精神來講，你不應該講被雇單位的壞話，不能說工會雇你你還反過來罵工會。斯蒂格利茨曾批評自己的雇主世界銀行，結果被解雇了。但這卻是一個真正經濟學家應該做的，斯蒂格利茨雖然受雇于世界銀行，但他更是一個經濟學家，他認為世界銀行的做法對社會不利，認為《華盛頓共識》有問題，就是要批評。這說明受雇于企業或其他組織，與經濟學家的社會角色，本身是有矛盾有沖突。這時候，你就面臨選擇就要做出選擇，選擇是不是要做一個真正的純粹的經濟學家。

　　中國有一大幫經濟學家講管理，對企業的具體經營管理指手畫腳的問題在于：首先，你壞了行規，你背叛了經濟學；其次，你不夠格，你不懂企業經營管理。企業經營管理是商學院的事，這在美國分得很清楚，經濟學院和商學院是兩家分開。實話實說，不要說經濟學家，在中國，就是專業的管理教師，我也懷疑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他們到底有沒有資格講管理。你在企業做過沒有？你有沒有在企業的實際管理經歷？管理源于實踐，也必須扎根于實踐，最成功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就是案例教學。

    孫大午：

　　我接觸過不少經濟學家，和他們都是朋友，但說實話，在企業的具體經營管理上，我從來沒有聽從過他們的建議。他們的忠告和建議，距離我的企業太遠，他們有時候就是習慣了下車伊始，指指點點。一個企業發展得好，自然有自己的道數，經濟學家的經驗可能在某個企業某個行業有用，但一定不是全都適用。一旦根據經濟學家對經濟的宏觀分析來指導具體的企業經營管理實踐，很難適用，我沒有覺得哪個經濟學家朋友的建議對大午集團的運營起到了作用。對于經濟學家，企業可以聘請他們做顧問，顧他問他，用他們的專業知識，而不應該讓其參政議政，而不是讓其起監督作用。這應該是企業與經濟學家的正確關系。

　　經濟學家的基礎并不是經濟，而是政治，政治學家的基礎不是政治，而是經濟。對企業，經濟學家應該關心的是其制度建設，這屬于政治范疇。一個企業，如果制度建設上不去，其贏利就不可能持久。經濟學家撇開政治談經濟，就會走向經政濟私。我們說市場經濟使公眾的道德大滑坡，義和利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在金錢面前，義理道德都黯然失色，都在崩潰。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我覺得西方的經濟學家一定會研究本國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說把義利分割是一個誤區。利必然以義為歸宿，義必須以利為基礎。企業賺錢必須有意義，沒有意義財富就不可能產生，義和利不可能是背離的。“壟斷是為人民服務，特權是為了大家好”，我們把壟斷把特權貼上了義的標簽，才使得潛規則盛行。經濟學家不應該去詮釋這些標簽的正當性，不應該投贊成票，不應該在這種所謂義的基礎上去謀取自己的利。道必然產生德，因道而德立，有道必有德，德從道而來。現在你這種德不從道而來，是從特權而來從壟斷而來，就必然使商人走向投機取巧歪門邪道，必然走向潛規則盛行。經濟學家不應該做這種投機取巧者的高明軍師。我不認可這種經濟學家，他們經濟上不能獨立，思想上也不能獨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很難提供普適的經濟理論來指導企業，我如果聽從這樣的經濟學家，我的企業就必然會變成一個賺錢的機器，也就是我們經濟學家所宣揚的，企業就是以賺錢為目的的組織。

    中國經濟學家的信仰與挑戰

    王建國：

　　我們的挑戰是，怎樣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造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理論。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研究市場經濟，邏輯上是行不通的。我們需要西方的現代經濟學，但我們的制度體制與西方經濟學適應的前提不符，所以我們需要用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來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然后得出一些新的結論。像丁學良鄒恒甫開口閉口都是西方經濟學，以為不在那里發表文章就不行，這是不對的。但是，認為中國只能搞中國的一套，這也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的研究方法是落后的。

    向松祚：

　　探索和追求科學真理，應該是經濟學家的第一信仰。

　　從科學發展上來看，我個人對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很失望。我們還要不要《原富》(即《國富論》)？當然需要，但只有《原富》是不夠的。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被譽為奇跡，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致力于研究揭示其中的規律，應該有很多原創性的貢獻，但我們還沒有看到。所以，解釋中國的制度變革是重大挑戰之一。張五常、林毅夫、張維迎等做了許多研究，但還不夠。我們沒有看到能夠影響學術發展的重大貢獻，我們期望中國能出現像亞當?斯密像馬克思這樣的大師。我們應該學習英國，英國在各個學科都能人才輩出，大師迭現。 左大培：

　　在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傳統中，經濟學家起碼要有一個為社會利益考慮的立場。就在為社會利益考慮的大前提下，還是會有很大分歧，在為“有沒有一個社會？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社會利益？”等問題爭論不休。亞當?斯密和馬克思就提供了不同的兩條路。但是，有沒有為社會利益考慮的基本意識，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自由派只看到了西方成功地進行了城市化，卻沒有看到拉美的失敗。其實，自由派學者根本不了解西方社會，西方社會絕不是他們所聲稱的個人社會，經典的歐美社會時是一個很有集體感團體感很團結的社會。他們通過基督教文化，很奇妙地組織了起來。很多事不是通過政府，而是通過民間的互助自動地就解決了。西方社會的自由的境界，就像七十歲的孔子，“隨心所欲不逾矩”，中國人、中國的社會是達不到的。孫中山深有體會，他在游歷了西方國家后，感慨地說中國是“一盤散沙”。歐美社會的基礎就是韋伯所說的新教精神。韋伯碰到一個美國商人，商人說，我只和信基督教的人做生意，因為一個連上帝都不信的人，你怎么相信他明天會給你匯款？中國傳統文化中也不缺乏類似的東西，但在我們如今的社會中卻得不到遵行。

    易憲容：

　　我希望經濟學家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是可能嗎？我們都希望經濟學家為社會利益鼓與呼，為大眾服務，但這只是個理想，是沒有可能實現的。所以，我們不能以一個沒法實現的美好愿望來衡量經濟學家群體的對與錯。

　　另外，我的愿望也只是我的個人意見—經濟學家沒有必要遵照別人設定的標準和模式去走去做。經濟學家可以信仰社會主義，也可以信仰基督教，這都不重要。一個人的行為好不好，由社會來甄別。市場經濟就好在這里，每個人都在說話都在做事，但由市場來評判你的行為好不好。社會在選擇的過程中，會給出一個很好的答案。 趙海均：

　　經濟學家的任務應該是深入了解現代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癥結，以便為政府和決策者提供更有前瞻性的建議。但是，中國經濟學家在邁過照抄照搬西方經濟理論的初級階段后，卻未能建立起新的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經濟理論。長此以往，在中國創造舉世矚目經濟奇跡這一歷史進程中，我們將看不到經濟學家們的真正貢獻。實際上，如果拋開表面的喧囂，近三四年來，經濟學家已經或者正在被社會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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