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阿貓阿狗都自稱經濟學家 需要清理門戶

　　民眾并不知道經濟學家的評價標準，但有一點他們知道，中國很多的經濟學界人士在瞎說，拿了房地產公司的錢拼命替房地產公司講話，拿了煙草公司的錢拼命替煙草業講話

　　本刊記者 陳靜 發自香港

　　2005年10月，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遭到前所未有的否決與棒喝：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

良對國內媒體撂下這樣一句刺耳的話：“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在隨后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得更不客氣，更刻薄：“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來為某一利益集團說話。” “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里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

　　根據《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7日的調查結果，“中國最受信任學者”只有郎咸平和吳敬璉兩位。在公眾的心目中，經濟學家不再是可以相信的群體。丁學良對國內經濟學家學術能力的評價，恰好吻合了中國民間社會對經濟學界的普遍不滿，他的言論發表之后立即在網絡上得到民眾的支持，也使他成為大眾關注的明星。

　　自一語激起千層浪以來，丁學良每天都會窩在四壁堆滿書架的辦公室里，看看網上的反應和朋友們對此的回復，然后從中挑選一些文章轉發給更多的朋友。他健談，喝口水，把胡子一抹，繼續他的憤世嫉俗；他也愿意談，語速極快，帶著江淮口音的普通話，老是擔心對方聽不明白。他一貫的心直口快，他一貫的自負和傲氣，在香港學術界是出了名的。他沒有要閉嘴的意思，他還會繼續談下去，“一年一個問題。”

　　祖父祖母沒有名字

　　因為出生在偏僻的皖南農村，因為家貧如洗，也因為十年浩劫，丁學良只斷斷續續地受過不完整的小學和初中教育。外人難以想象，那個極度閉塞的村子依然沿用民國紀年，甚至存在“私刑”，用“沉豬籠”這種殘忍方式處死偷情男女。在這樣的環境下，一個6歲喪父的孩子該承受多大的生活之重啊。語調高昂的丁學良回憶起來，也不禁掩面嘆息，淚流滿面。

　　“1982年我從上海分配到北京工作，政審很嚴，要調查祖宗三代。我6歲時父親就死了，爺爺奶奶的名字怎么也填不出來，他們懷疑我成分不好，不愿意照實填。后來他們調查回來，確證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到他死，村里人也只知道爺爺姓丁，稱他為‘丁老粗’；奶奶姓潘，一輩子在地主家當丫頭，所以到死別人都叫她‘潘丫頭’。他們說我真是三代赤貧、根紅苗正啊！在美國的時候，我的美國同學寫我的故事，開頭就是‘我的祖父母沒有名字……’”

　　孩提時代的苦痛是揮之不去的。“很多年里，我眼睛一睜開，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把肚子吃飽。很多年，夜里睡不著覺，餓啊。聽到寒風的聲音，還有狼的嚎叫聲，很害怕，山里的狼沒有東西吃，就跑到村里來吃小孩！直到現在，我晚上還害怕那樣尖利的風聲，有時候做夢都回到童年時代，犀利的風聲夾雜著狼的嚎叫，夾雜著母親半夜里無助的哭泣，真的像夢魘一樣！”

　　這是一個從來不過生日的人，因為他不知道哪天是自己的生日。不識字的母親只告訴他，他出生的時候老家正在發大水。長大后他算來算去，家鄉發生特大水災，應該是在1954年。很多年后，他在回憶錄中將自己的出生時間定為：1954年發大水之前。

　　貧窮的鄉村仍然恪守著儒家文化的傳統，把讀書這件事看得很重，丁學良清楚地記得老家的那句俗語——“三代不念書，放出來一窩豬”。近代史上，這一地區涌現了多位文化名人，胡適的家鄉績溪和丁學良的老家，相隔不到幾十公里。因此，丁學良雖然家貧，也讀了3年多小學，上過兩年初中。

　　不正規的農村教育給他留下了后遺癥。如今已是國際知名學者的丁學良說自己打字總是有問題，因為小時候老是念錯字，“挑釁”念成“挑半”，“欽差大臣”念成“欽差大巨”，這些小時候念錯的字根深蒂固地印在腦子里，不肯轉換過來。

　　1979年，自學考試，丁學良成了當地八縣一市第一個考取研究生的人。鄉親們搞不清楚什么是研究生，只知道當時最有名的是陳景潤研究員，于是他們非常興奮，“我們這里也出了一個‘研究員’啦！”

　　拿下哈佛博士學位

　　從皖南到上海，丁學良終于邁進了正規大學教育的門檻。他對那3年并沒有特別的感情，很多時候只是提到自己曾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學讀書。他的畢業論文差點沒有通過，這件事到現在還讓他憤憤不平。 “我太創新了，我寫的是經典社會主義理想中，最吸引人的是人道主義，以人為本。那時絕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甚至反對，但是現在已經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了！”

　　此后，丁學良的人生道路一帆風順：1982年，在于光遠等知名學者的幫助下，順利進入中國社科院；1983年，獲得首屆全國社會科學中青年優秀學術論文一等獎；隨后，經恩師推薦赴美留學。那時他的英語很差，在匹茲堡大學校長的歡迎宴會上，他連校長先生的問話都聽得一頭霧水。

　　10個月后，丁學良獲得哈佛大學和福特基金會的雙項獎學金，轉入哈佛。 “像我這樣從農村出來，有機會到哈佛去念書，你不知道心中揣著多少代的希望，肩膀上承載著多少人的期待！”剛進哈佛，就聽說一個北京來的學生跳樓自殺未遂，因為覺得不成功，無顏見江東父老。“我到哈佛之前，都是輕而易舉地拿第一，不用多努力。哈佛不一樣，這里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學生。”他嘆了一口氣，“現在想來，我一輩子最累的還是在哈佛。”

　　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不是可以輕易拿到的。據1990年的一項統計，哈佛大學社會科學系科的學生平均花費8.2年完成博士學位，這其中大部分是美國學生，沒有語言障礙。丁學良對于自己在哈佛的表現很滿意，他在文集的自序中寫道：不到7年拿到學位，已經很不錯了！

　　讓更多貧困少年通過讀書改變命運

　　在今天這個物質主義時代，理想主義在很多人那兒已經很稀薄了，但丁學良依然難改初衷。“如果可以放棄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物質條件，我最愿意回到在北京的那兩年，睡辦公桌的兩年。那時充滿了理想，對個人，對國家，對民族。”當時，他沒有宿舍，只有一床棉被，夜里常常就睡在于光遠先生的大辦公桌上，早上把鋪蓋一卷，繼續看書。

　　求知和報國，是他強調的“我們這一代人的終極目標”。出國二十余載，至今他還保留著中國護照，盡管一次次在過境時遭受歧視，但他想堅持到底，忍受“一個普通中國公民在國際上所受的種種歧視”。現在雖然身在香港，公寓面向大海，每天都可以盡享西貢的碧海美景，他卻說，最希望的是回到國內當一名大學教授，而以他的個性，北大最為合適。

　　丁學良念念不忘家鄉和他的同鄉胡適。“我感受特別深的是那些20世紀初期到美國和歐洲去，在最好的大學拿到學位后回來，推動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學者，比如胡適。100年之后，我們的肩上依然有這個擔子。”

　　拿到博士學位，經歷了幾年的茫然和抑郁之后，丁學良終于找到了他可以稱之為精神寄托的抱負，他認為自己負有Mission (使命)。“人不能只有工作啊，要有個beyond(更高的)，不僅僅是教書，一個job(工作)，比job、career(職業)更重要的是mission， 我必須要有個mission才能活下去。現在我覺得惟一的mission，就是為在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做我能做的事情，哪怕為此而得罪人。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傳教士’，英文就是missionary。”

　　2004年，丁學良出版了專著《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談到大學，談到讀書，他的語調再度高昂，雖然他的母親不明白兒子為什么要出來讀這么多年的書，而且越讀越遠，從上海讀到北京，最后讀到了美國。“我母親最大的希望就是兒子能夠在村里當一個獸醫，因為我父親就是獸醫，叫‘牛郎中’，她覺得這個最牢靠。”

　　讓讀書和好大學改變窮困孩子的命運，丁學良對此深信不疑，他的母親因為這個有出息的兒子，在家鄉受到尊重，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子。說起這個故事，他竟在記者面前泣不成聲。

　　“93年夏天我第一次回國，母親對我說，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我這一輩子別人沒有把我當人，有一回別人把我當人，是因為你。母親去看牙，診所門口排了一大堆人。她年紀大了，站不住，有人就勸她去找馬醫生，當地最好的牙科醫生，她跑去問他，‘醫生吶，能不能看在我兒子的面子上，先給我看看牙？’當時我在美國。馬醫生架子很大，‘你兒子是誰？’ 老太太說，‘我兒子是丁學良。’馬醫生一聽馬上摘下口罩，把自己的椅子讓出來，用白大褂擦干凈，讓我母親坐下，給她倒了一杯水，遞了一支煙。母親對我說，‘兒啊，我一輩子是人下人，頭一回有人把我當作人上人，是因為你念書念得好啊。’”

　　在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讓更多的貧困少年因讀書而改變個人和家鄉的命運，這一信念在丁學良心中越來越堅定。他已經決定在家鄉的中學設立一份以母親名字命名的獎學金。

　　中國很多經濟學界人士在瞎說

　　人物周刊：您的那句話，“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引起軒然大波，是不是當初也沒有預料到？

　　丁學良：對學術界的沖擊我想到了，這本來就是我考慮的最重要的事情。

　　2005年底我在四川遇到一個朋友，他在北京讀了碩士，在一個中等城市當市委書記多年，接待了很多國內經濟學界的名人，他給這些人起了一個名字，叫“結論經濟學家”——不需要做研究就已經有結論了。這種結論從哪里來？我想有兩種可能，一個是“惟上”，一個是“惟商”。可見這么多年來，人們所見的這類現象太多了。

　　人物周刊：民眾非常支持您的話，您怎么看？

　　丁學良：民眾關注的是公正，他們絕大多數并不知道經濟學家的評價標準，但有一點他們知道，中國很多的經濟學界人士在瞎說，拿了房地產公司的錢拼命替房地產公司講話，拿了煙草公司的錢拼命替煙草業講話，而且是以“經濟科學”的名義講話。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阿狗阿貓都稱自己是“經濟學家”，因為經濟學資源多，這很麻煩，已經到了清理門戶的時候了。人太多了，需要一個專業標準。

　　人物周刊：您本人學過經濟學嗎？

　　丁學良：我本人按照國內的標準，老早就是經濟學家了。1978年11月，我的文章已經發表在《經濟研究》的頭條，你知道第二篇是誰嗎？孫冶方！1949年以后國內影響最大最受尊敬的經濟學家，而《經濟研究》是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刊物。按照國內的標準，我老早就是經濟學家了；按照美國的標準，我不是。國內很多經濟學界的人搞不清楚，他們以為所有談論經濟問題的人都是經濟學家。哈哈！

　　經濟學是一門很嚴謹的科學，我們人人都談論天氣，明天冷不冷，下不下雨，但能說我們是氣象學家嗎？當然不是！

　　人物周刊：您談到的經濟學界的不規范的活動和研究，最終會帶來什么樣的危害？

　　丁學良：至少兩點，第一是誤人子弟。國內大部分名牌大學我都去做過學術交流，很多名牌大學的學生，包括來我們這里讀書的，都被誤導了，經濟學科特別明顯。

　　一個人有效地做事的年頭是不多的，只有幾年時間在讀書，如果被誤導了，再回來不容易。人生就像開車，快車道上錯了就很難退回來了。

　　假如我有時間，我會一個學科一個學科地問過去。

　　第二個危害是武大郎開店。自己水平很差，又不好好做學問，當然就不會用積極開放的心態引進人才，因為怕自己一下就被比下去了。

　　人物周刊：國內對您的反駁意見，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認為您不是經濟學家，怎么能隨便發議論，還有一個是不同意您提出來的判斷標準。

　　丁學良：我講的標準，都是國際上最好的或者比較好的經濟學系，花了一代一代人的功夫總結出來的，評價經濟學研究成果的一整套的復雜的評價系統。

　　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口學、地理學、語言學，沒有哪一個學科像經濟學這樣，有專門的人來評價他們的研究成果，而且不是一個地方在做，北美的、歐洲的、亞洲的，都有人專門做這種研究，所以我講的話都是有根據的。

　　你剛才看到我的辦公室堆著一大摞資料，都是我們做學術評價的標準。怎樣評價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系？核心就是研究成果啊。你的研究成果要得到大部分同行的認可和欣賞。

　　我舉個例子，“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江南造船廠造了一個1萬噸的水壓機，說趕上和超過了世界先進水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就”。有的老外不吭聲。終于有一天，幾個內行憋不住了，問他們，你們知道現在國際上水壓機的先進水平嗎？能給幾個參數嗎？廠方回答不出來。你都不知道國際上的先進水平，又怎么知道自己趕上和超過別人了呢？

　　他們老講我沒有資格評論他們。我到美國去不能評論最好的經濟學家，但是在這里，他們這些人還沒有好到我不能評價的地步！我倒希望他們很快長進到我不能評價的地步。他們這些年來寫的東西，不需要什么經濟學訓練的人都可以看懂，說明他們還處于“經濟科學前”的狀況，還沒有進入經濟科學的大門。

　　不是我不懂標準，是那些反駁我的人不敢面對標準，一面對標準，他們就完了，連大門都進不了！

　　在國內，自我標榜“名流經濟學家”已經十年、二十年的，甚至自我標榜“大牌的”，他們想要進國際上最好的經濟系，我認為一點希望都沒有。那他敢不敢申請排行75至100名的經濟系的副教授？他能不能排上前三名？不行的話，退而求其次，人家招助理教授，你去試試看？

　　北京有位姓X的人，一家非學術類雜志的主編，也出來評論經濟學規范。中國有句話叫“藝高人膽大”，我這次發現不是這樣，有幾個全盤否定我的話的人，共同特點是無知，無知才膽大，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經濟學界發展到了什么水平，所以什么話都敢講。那些人說話的水平之低啊，我發現他們屬于井底之蛙的最下面一層，最上面的一層還能看到巴掌大的天，他們什么也看不到。

　　還有一個據說在國內也是“知名經濟學家”，我沒聽說過，問了在世界銀行的朋友，他說，那個人在國內鬧了個大笑話，他們組織翻譯英文的關于經濟和法制的書，把《孫子兵法》(《The Art of War》)， 翻譯成“孫中山先生的《戰爭的藝術》”，而且12年都不改，兩版都不改，連基本的敬業態度都沒了，不是誤人子弟又是什么？

　　人物周刊：中國人歷來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傳統，大家一般都不愿意直接批評別人，您的勇氣是從哪兒來的？

　　丁學良：在這點上我和很多人心態不一樣，我從來不認為對于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發展很重要的事和我沒有關系。

　　人物周刊：您這么猛烈批評中國經濟學界，是不是和您身處香港有關？如果您人在國內，可能就不會這么說了？

　　丁學良：我在國內工作也會講這個話，方式可能不太一樣，但傳達的信息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也許這種事發生在美國我不會講，因為和我沒什么關系，那不是我的國家。問題是，這種事恰恰發生在中國，在我自己的國家。

　　中國的經濟學家一部分是經濟“談家”，是空談，不是研究；還有一部分是經濟“干家”，會搞錢的。我不反對合理合法地搞錢，但不應該和經濟學家聯系在一起，經濟學家是做學問做出來的。

　　人物周刊：您這次的言論對自己有什么影響嗎？

　　丁學良：當然。本來很多大學請我去，會有非常好的接待，很好的抬舉，但我講了這話以后，可能很多人不理我了。我國內的大部分朋友也都是在經濟學界，我希望他們正面對待我的評論，繼續做朋友。

　　人物周刊：在西方的大學里，經濟學系的情況如何？

　　丁學良：在西方，經濟學系訓練出來的最好的博士生，絕大多數留在最好的大學的經濟學系，雖然工資比不上商學院，比不上大公司，但是他有學術上的尊榮；次等的經濟學家大部分是到投資銀行，雖然在學術上沒有多大貢獻，但掙錢很多，有得有失。

　　中國相反，很多人以為到銀行的是最好的經濟學家，因為錢多。不是這樣的。要想國內的經濟學走上正道，還需要制度性的保障，有些要靠經濟學界的集體努力，有些還要靠經濟學之外的制度建設，這是更大的問題。

　　西方在經濟學系拿到博士學位的人，大約四分之一都去了大學教書。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如果最好的經濟系不是最好的人在教書的話，怎么能培養出青出于藍勝于藍的學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