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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劍專欄周11月23日文章:負價值階層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11月23日 09:46 新浪財經

  

袁劍專欄周11月23日文章:負價值階層

新浪專欄作者袁劍。(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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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劍,新浪專欄作者,畢業于南開大學,獨立評論人。現任《董事會》雜志執行總編,著有《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一書。

  11月21日-11月25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袁劍。----編者按

                      負價值階層     11月23日  星期三

  文/袁劍

  如果你不知道中國的政府機構究竟有多膨脹,人員設置究竟有多荒謬,這里有一個現成的例子。據《南京晨報》2005年1月份的一篇報道,江蘇的一位省領導在一次會議上披露:“在蘇北的一個鄉鎮,正副鎮長和黨委書記有50多人!”請注意,這篇報道白紙黑字寫的是“正副鎮長和黨委書記有50多人”,這就是說,如果加上人大、政協、人武部門等其他職務,這個鎮的領導干部應該是一個更加驚人而荒謬的數目。愿望良好的猜測是,諸如人大、政協這些機構的領導都是兼任,已經被算在書記和鎮長的人數之內了。不過即便如此,一個鎮有50多位負責人,這也絕對是驚世駭俗的紀錄。

   一般的說法是,中國急劇膨脹的基層政權導致了農民負擔的加重,所謂“食之者眾,生之者寡”。但以現代科技水平而言,“食之者眾,生之者寡”并不是一個問題,相反,它甚至是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的標志。在美國,就是1%的農民養活全部人口,甚至還要養活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口。

  政府膨脹不只是中國的現象,也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福利國家的興起以及政府職能的大幅增加。這個趨勢,就連有著最深厚的反大政府傳統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幸免。從這個角度講,對于現代人而言,小政府可能只是鄉土社會給我們留下的美好記憶。以現代標準衡量,所謂小政府之小,其要點并不在于政府人員的多寡,而是在于這個政府權力的大小,以及這個政府是不是受到約束和監督。如果政府的膨脹僅僅是多幾個人吃飯、多幾個人拿工資、多一些教育或者社會保障的職能,那應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問題,怕就怕增加了太多不受約束和監督的權力,增加了太多的巧取豪奪,這恐怕才是問題的緊要之處。

  觀照目下的中國政府,連醫療、教育等等典型的分內職責都摔出去了,用更好聽的術語叫做“市場化”了,中國的政府還能稱得上“大”嗎?以政府公共職能的標準衡量,它實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政府。只不過此“小”非彼 “小”。在這個時候,教條主義者還在到處用公職人員的多寡來衡量中國政府的大小,實在是錯置時空,誤導焦點。

  雖然大政府是一個現代趨勢,但以任何標準衡量,中國的政府機構都屬于最臃腫之列。在政府職能的大幅削減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的公職人員還在繼續膨脹,這當然是一件非常蹊蹺的事情。其中奧妙可能在于:中國正在加速形成一個尋租階層。

  改革以來,市場化將中國大部分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以市場交換獲得收入的龐大人口。這部分創造了中國主要財富的人口,我們可以姑且稱之為“市場階級”。然而,市場階級所創造的財富卻相當部分流入了上面那個尋租階層的口袋。有人曾經計算過,在北京

出租車司機的7000元成本中,所謂“份錢”占到了4800。而在這4800元的“份錢”中,出租車公司及其相關利益者獲得的特許權收益(凈利潤)達到3300元之多。為了維持生存,出租車司機唯一的辦法就是“自愿”延長勞動時間,“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車司機的每天工作時間普遍在13小時以上。基于這個原因,有人將出租車司機比喻稱“現代包身工”。進一步的數據還有,北京近20萬“現代包身工”(出租車司機)每年要為尋租階層創造特許收益261.6億元利潤,而他們所獲的工資則僅僅為60億左右。這種勞動力收益與特許權收益的對比,無疑是觸目驚心的。在這里,“份錢”的確是一個相當形象的名詞,它象征著尋租階層“特許”人們進行市場活動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一個徒增社會交易成本,卻攫取了大量財富的階層,顯然只能是一個“負價值階層”。

  事實上,對這種階層,還有另外一個形象的稱謂:國家經紀。即以市場化、公司化形式“經營”國家職能而為自己牟利的階層。

  很容易推論,國家經紀或者尋租階層遠不止于出租車行業。在中國大量行業和領域都存在。如果讀者對這個階層在中國的分布仍然沒有具體的印象,那么可以去看看那些壟斷巨頭和形形色色的“公私合營”公司,看看他們畸高的人員工資和奇少的貢獻價值,就會心里有數了。國家經紀階層占中國絕對人口的很小比例,但抽取的財富卻不少。不然的話,憑借普通中國人這幾十年來胼手胝足所創造出來的巨大財富,中國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絕對意義上的窮人了。據說,中國已經出現了中產階級。沒有判斷錯的話,這個階層有相當部分與中國的尋租階層重合。按照米爾斯的劃分,美國在上個世紀早期所崛起的新中產階級,是包括超市售貨員的,但以中國超市售貨員微薄的工資,他們顯然不是那個新興的中產階級,幾十年后也不是。如果中國真有所謂中產階級的話,他們肯定不完全是米爾斯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中國的中產階級有另外的來源。對此,我的一位朋友曾經作出個一個評論,他說,中產階級就是“體制內”。這個結論雖然偏頗,但也讓人們看到了中產階級在中國的歷史背景和獨特來歷。

  1992年之后,市場化在中國的勃興,一度使許多人看到了市民社會在中國崛起的希望。但這個希望在90年代后期逐漸變得黯淡起來,原因就在于,政府對資源的控制開始重新加強,其中一個顯著的表現就在于,金融、財政、土地的配置權力又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更準確的說的是以某種市場化的形式向國家集中。中國原來的大型國企不斷央企化的過程,很能說明問題。當市場資源向國家壟斷或控制的企業集中,又當這些企業壟斷了市場經濟的基礎架構和核心要素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市場可能已經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被操縱了的。市場并不必然可以融解權力,市場是完全可以被操縱的。因此,中國的負價值階層不僅可以靠國家權力赤裸裸的尋租,也同樣可以靠對市場的操縱巧妙的尋租。而后面那種方式,似乎更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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