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陜甘寧金融的“紅色掌柜”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熊亮華

　　1943年，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頂住日寇在“百團大戰”后的瘋狂反撲，渡過了最困難的兩年后，形勢開始好轉。然而，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寧邊區，卻發生了嚴重的金融波動，邊幣發行失控，幣值大跌，物價猛漲，黨內外議論紛紛，意見很大。

　　陳云就是在這個時候，執掌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在扭轉財政金融的困局中嶄露頭角。

　　“偷梁換柱”整理邊幣

　　陳云1905年生于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4歲時就成了孤兒，由舅父撫養大。因為家境貧寒，1919年高小畢業后無力升學，經老師幫助，進入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大革命中他參加工人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他在江、浙、滬地區從事工農運動，1930年進入中央，1934年1月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常委，1937年底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任命陳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統管陜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財政經濟。

　　陳云長期從事工人運動，主持過中央特科，搞過組織工作，但從沒有搞過財經工作，他自認“做生意我是一個外行”。此際走上財經工作領導崗位，有當時特殊的情況。

　　陜北地處黃土高原，地瘠民貧，缺乏近代工業，經濟十分落后。1935年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這里成了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大批黨政軍人口集中在這里，財政供應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極大負擔。1940年3月，蔣介石下達嚴密封鎖陜甘寧邊區的命令，在邊區周邊構建5道包圍封鎖線，對邊區貿易實行統制，并禁止邊區所需的棉花、布匹等輸入邊區。從8月開始，國民黨先是拖欠

　　為減輕群眾負擔，邊區在實行精兵簡政的同時，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種糧種菜，紡紗紡線，乃至經商辦實業，實現了大部自給，渡過了難關。

　　渡過了最困難的兩年后，1943年，邊區工農業生產取得了極大的發展。農業增產細糧16萬石，超過計劃一倍，不但自給，而且可余糧22萬石。棉花產量可滿足邊區需要量的一半。原來靠輸入的皮毛、鐵、紙、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工業品，能夠大部自給或者自給有余。邊區經濟正逐漸脫離對外依賴而過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但是，與邊區生產興旺這種景象極不協調的，是財政金融的混亂。1943年1年就出現了好幾次大的金融物價波動。1943年5月15日，西北財經辦事處決定邊區銀行由邊區財政廳管理，邊區銀行所屬各縣辦事處撤銷，具有商業性質的光華商店交由物資局領導。這一決定，使邊區金融、貿易在領導體制上全部隸屬于財政，為金融物價大波動埋下了隱患。由于錯誤地確定邊區銀行是財政的出納，片面強調金融支持財政預算，結果財政發行失控。物資局成了供給部，各機關單位，特別是大單位，需要什么東西，就直接找領導批示，東西拿走不給錢，只記筆賬；企業管理松懈了，經營出現虧損。

　　1943年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準備“閃擊”延安。為了應付戰爭，軍事費用開支劇增；為了保證冬衣原料供給，又必須及時收購棉花；而財政方面由于邊區對外貿易中斷，鹽及各項土產均不能出境銷售，法幣(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來源斷絕，財政收入減少。

　　上半年，邊區流通貨幣——邊幣發行了23137萬元，邊區金融物價已經開始波動。財政部門掌握了金融、貿易大權后，不是從邊區經濟全局出發，僅僅為應對一時的困難和危局，下半年邊幣竟然發行了143663萬元，是上半年的7倍還多。邊幣發行的過快增長，刺激金融物價劇烈波動。通貨膨脹，搶購風潮頓起，物價暴漲。

　　黨內外對這種狀況頗有意見。毛澤東除提議任弼時組織朱德、林伯渠、高崗、賀龍、李富春等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和西北財經辦事處的負責人共同研究財政金融問題外，還請陳云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出面解決這一棘手問題。

　　陳云過去并沒有搞過財經工作，但他有唯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為基礎，并重視學習善于學習。他仔細研究了毛澤東的著作和文電，認為貫穿在里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怎樣弄清實事，做到實事求是，他概括了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并以此為終身的準則。

　　唯實和學習，就是陳云進入新的工作領域的隨身法寶。確定他抓財經工作后，他并沒有急于發號施令，而是調查研究熟悉情況。1943年12月9日，陳云同毛澤東、林伯渠一起參觀了陜甘寧邊區第三屆生產展覽會。隨后，就開始接連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陜甘寧晉緩聯防軍司令部后勤供給座談會、陜甘寧邊區政府高級干部會議等一系列會議，專注地了解邊區財經工作的情況。他還搞到了兩本中國經濟年鑒，抓緊時間學習財經知識。

　　1944年3月10日，中央書記處正式發出陳云任職的通知，陳云走馬上任了。

　　財政金融出了問題，財經部門自然少不了挨批評，受抱怨，有點抬不起頭來。但是，陳云理解他們，依靠他們。3月20日，剛剛上任的陳云，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上為財經辦事處的干部說話：當家人要準備受氣，但不能因此而改變方針。財經辦事處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有了很大進步。錯誤也是有的，因為我們建設國家還沒有經驗。

　　陳云的話，表示了自己要大刀闊斧改變財經局面的決心，也無疑為處于窘境中的財經干部撐了腰。畢竟，陜甘寧邊區這個家，太不好當了。

　　當時，金融物價形勢還是很不穩定。為制止通貨膨脹、物價暴漲，1944年1月6日，邊區銀行不得不棄守牌價，讓邊幣隨黑市價波動。同時，停止邊幣發行，推銷土產，停發各單位經費3個月，以收縮邊幣。到3月上旬，邊幣和法幣兌出兌入趨于平衡，銀行掌握了足夠法幣，取得了貨幣斗爭的主動權，開始限制邊幣兌出，使法幣價大幅下跌，最后穩定在9元，物價隨之逐步下跌。采取這樣強制的行政措施，雖然一時扭轉了金融物價形勢，但邊區經濟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有些地方市場上法幣代替了邊幣，市場蕭條，生產大受影響。其情形，很有些類似于今天人們所稱的經濟“休克”，經濟形勢仍然極不樂觀。

　　顯然，問題的焦點集中在邊幣幣值的穩定上。邊幣穩定了，重新占領流通市場，市場才能穩定，邊區生產、流通和群眾生活、黨政軍供給才能得到保障。陳云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摸清了情況，立即下決心整頓金融，重建邊幣信用。

　　陳云首先確立銀行企業性質，使其擺脫財政出納的地位，以利控制財政發行。

　　1944年三四月間召開的第二次西北局高干會議認為，財政依賴發行邊幣支持，把銀行變成財政的發行機關，不但喪失銀行經營業務的獨立性，而且也是造成金融物價動蕩的主要原因之一，決定將邊區銀行確定為企業性質，并從組織上加強邊區銀行本身的領導力量。

　　5月14日，陳云同賀龍致信黃亞光、賈拓夫，通知他們：(一)向銀行內庫借用邊幣一萬萬五千元，用以借給物資局繳財政廳一萬萬元，付軍委后勤部五千萬元。(二)以上借款均由物資局負責用邊幣歸還，限定六月十日還一萬萬元，六月底還五千萬元。銀行須按期負責收回，收回后仍入內庫封存。(三)今后銀行增加發行必須經過財經辦事處書面批示。

　　這一下，不但是財政部門和軍隊后勤部門帶頭有借有還，還把貨幣發行大權收到財經辦事處，加強了貨幣發行的控制。

　　當時邊區銀行放款分一般放款與特別放款。一般放款，指銀行的固定資金內的放款，主要用于農業和工商業貸款；特別放款指經西北財辦批準，由銀行發行、庫內支付的長期或短期的經濟建設或財政性周轉，收回時如數歸入發行庫，其放款和收回，實際是邊幣的發行和回籠。邊幣發行的混亂，主要就在于特別放款失控。

　　為了切實控制邊幣發行，陳云再立規矩。6月9日，陳云同賀龍頒發西北財經辦事處《關于陜甘寧邊區銀行特別放款辦法的決定》，規定：特別放款須由借款機關出具正式借據，說明金額、用途、歸還日期、利率及付息辦法，借款機關不得將借得之款移作別用。特別放款所需資金來源為發行邊幣，由銀行向發行庫支款。銀行收回放款后須如數歸入發行庫，并報財經辦事處備案。在此過程中，邊區銀行不得將此款移做別用。

　　財政再不能像過去那樣，隨便對銀行予取予求；即使從銀行借款，到期也必須還。這就徹底根治了財政發行無度的弊端，使財經辦事處能夠根據市場需要控制邊幣發行量，穩定邊幣幣值。

　　在確立邊區銀行相對于財政的獨立性的同時，陳云還正確處理邊幣與法幣關系，整理邊幣，使其重占流通市場。

　　雖然邊區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但法幣實際上并沒有退出邊區，反而一直在同邊幣爭奪邊區流通市場。

　　由于邊幣一度發行過快過猛，信用受到嚴重損害，銀行當時已不得不采取嚴厲措施緊縮邊幣。這樣雖然有利于控制物價，但事實上等于拱手將市場讓給了法幣，以短期利益犧牲了長遠利益和財經大局。陳云很快意識到這一點。5月4日，陳云同朱德、賈拓夫、黃亞光等人談穩定金融問題，指出：目前既不提高邊幣牌價又不發行邊幣是不行的，這樣下去邊幣流通量會一天天縮小。

　　但是，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邊幣與法幣的關系。由于沒有弄清邊幣與法幣的關系，邊區財經部門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頭。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還批評了“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的現象。

　　陳云認真總結了幾年來金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經過深入思考和分析，理清了邊幣與法幣的關系，找到了解開邊幣死結的金鑰匙。

　　5月10日，陳云在西北財經辦事處第四次會議上，提出了一個他說是“偷梁換柱”的解決辦法。

　　陳云考慮到，既要使邊幣與法幣的比價達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頓。但由于通貨膨脹，邊幣的信用受損，如果發行新票子，政治上會有不良影響。公開允許邊幣和法幣同時流通，由于法幣腿長，還會繼續出現法幣擠壓邊幣的現象。因此他建議：可以考慮由鹽業公司發一種流通券，其定價與法幣一比一，而與邊幣一比九，使之在邊區內流通，逐漸收回邊幣，達到預想程度時，再以邊幣收回鹽業流通券。這樣既可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一比一，驅逐法幣，又不至于擾亂市面金融。

　　陳云的建議被接受了。5月23日，陳云出席西北財經辦事處第五次會議，這次會議決定發行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

　　實踐證明了陳云的認識是正確的。由于有足夠的法幣準備金，并輔以相當數量的重要物資，商業流通券發行后穩定了金融。

　　精明的共產黨商人

　　雖然邊區生產有了較大發展，但邊區經濟規模很小，單憑邊區經濟自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做到自給自足。許多重要物資，還是要依賴從國民黨統治區的進口。邊區的土特產品，也需要到國統區去找市場。因此，穩定邊區金融物價的斗爭，除了正確處理邊幣與法幣的關系外，另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開展貿易斗爭，打破封鎖。

　　由于邊區經濟規模與國統區相比處于弱勢，要在經濟斗爭中取得主動權，就對財經部門的領導藝術提出了很高要求。但以往邊區對區外貿易管理上掌握得不是太好，吃虧上當的事不少，連年入超，工作顯得很被動。

　　陳云上任后，除了繼續加強對財經干部的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外，還強調干部要精通業務，學會做共產黨的商人。在他的領導下，財經部門大大加強了邊區對區外貿易的管理，積極擴大外貿范圍，主動展開貿易斗爭。邊區不僅與出入口商人、腳夫建立經濟統一戰線，還利用國民黨內部各種矛盾，進行公開的、秘密的、上層的、下層的多種形式的斗爭，建立廣泛的經濟統一戰線，積極主動地向邊區周圍發展貿易關系，擴大貿易范圍，突破封鎖。同時，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經濟情況，研究各種經濟斗爭規律，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機動靈活、針鋒相對的貿易斗爭，很快結束了被動挨打的局面，取得了貿易斗爭的主動權。

　　當時，鹽是邊區出口的最大宗物資，1944年僅此一項占出口額37.16%；棉花是邊區進口的最大宗的物資，1944年棉及棉織品占進口額68.58%。兩者對邊區物價影響極大。國民黨封鎖，緊緊抓住這兩項物資，對邊區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在邊區運鹽多的季節，國民黨頑固派利用把持市場的優勢，動不動提高鹽稅、壓低鹽價、統制運輸，限制甚至禁止國統區的鹽商到邊區販運食鹽，企圖壓垮邊區鹽業運銷。食鹽是邊區財經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大部分食鹽都要外銷到西安等國民黨統治地區去。壓價太低，對邊區經濟影響很大。

　　陳云主張要爭取主動。這年春天開始，國統區受戰事影響，海鹽來路受阻。陳云指示邊區鹽業部門，要趁著國統區缺鹽的時候提高鹽價。6月24日，他在西北局常委會上說，鹽的銷售關鍵在于對國民黨區域出口時能否提高鹽價，要進行囤鹽提價斗爭。現在每斤鹽賣一萬三千元只是保本，將來要提高到一萬四千元至一萬六千元。

　　國民黨頑固派不說自己封鎖對邊區造成的損害，卻立即大肆誣蔑邊區政府的食鹽漲價行為。為抵制邊區鹽價上漲，故意不到邊區來買鹽，而利用手頭的存鹽供應市場。

　　陳云下令邊區鹽業公司把鹽價提高20%。要囤鹽就得有資金，又不能增發太多貨幣，陳云決定把貿易公司販賣土產收得，用于囤鹽。

　　消息傳出去，沒幾天就有鹽商找上門來，要求按原價買邊區的鹽。但邊區鹽業部門態度很堅決，怎么說也不同意。鹽商們一看沒有辦法，心里頭一核計，即使邊區食鹽漲了價，販運出去也比到青海販鹽合算，還是趁早買，省得鹽價再漲。

　　不出兩個月，鹽商們蜂擁而至。邊區食鹽在提價中實現持續旺銷，完全掌握了市場主動權。國民黨頑固派在食鹽對抗中占不了上風，只得依從邊區的食鹽價格，這以后對食鹽的封鎖也不得不放松，一些口岸出現明封鎖暗不封鎖的局面。

　　10月13日，陳云高興地向西北局常委會報告了斗爭情況，說5個月里共提了9次鹽價，在出口上實現了等價交換。以后在鹽銷政策上，將以國計民生第一，不吃虧第二，不少賺第三。

　　12月3日，陳云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作財經問題報告時，又專門就食鹽運銷斗爭，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邊區經濟的陰謀，回擊他們的誣蔑。

　　在食鹽反封鎖斗爭取得勝利之際，棉花收購季節來臨了。1944年九十月間，關中新花上市。國民黨一面向棉農催收貸款，一面壓低價格強迫征購。

　　邊區要打破國民黨頑固派的棉花封鎖，必須想辦法爭取棉農、棉商。為此，陳云領導財經部門采取機動靈活的戰術：高價招遠客。

　　那時，國民黨區域棉花征購價僅每斤1100元。邊區以2800元收買，差價高達1700元。棉農和棉商一看邊區棉花收購價這么高，想方設法突破封鎖，向邊區販運棉花。

　　在邊區棉花收購價格高企的吸引下，國統區棉花源源不斷流向邊區。封鎖線上的國民黨軍，連排長們帶著整連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3趟。僅兩個月時間，邊區就爭取進口棉花百余萬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鎖。

　　等國民黨頑固派醒過味來，已經遲了，不久后國民黨統治區花價上漲4倍多，強迫收購60萬擔棉花的計劃破產了。這樣，邊區一開始的高價收棉不僅沒有吃虧，最后還占了大便宜。由于收到了足夠的棉花，當年邊區不但能保證自用，還有余力支援其他根據地。第二年抗戰勝利后，大批干部由延安出發上前線時，都發了里外全新的棉衣。

　　要當掌柜，不要當出納

　　由于以發展生產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見到了成效，由于農產品和工業品生產的增加，加上貿易、金融管理的改善，經過一年的努力，邊區金融和物價基本穩定。在這種好轉的形勢面前，一些干部難免產生松懈。各單位都伸手向邊區政府要物資，而且拿得多，拿得快。

　　陳云十分警惕。1944年11月25日，陳云在西北局座談會上說：要避免在明年一二月份發生金融波動。在大公與小公的關系問題上，要堅持小公絕對服從大公的原則。財經辦事處要有不做“好人”做“惡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讓大家隨便拿。

　　這年10月和11月間，由于邊區一些機關、部隊“小公”的生產經營，使邊區財政墊支法幣4萬萬元，折合邊幣34萬萬元。陳云馬上指示，停發他們的經費，并指示鹽業公司停止屯鹽，借以收縮邊幣，穩定金融。停發經費就得準備挨罵，陳云說：這不要怕。天下大亂，不如天下小亂，這樣金融才得以穩定。

　　財經工作是一種事務性非常強的工作，陳云并沒有沉緬于事務中。他是一個注重從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提高的人。為了進一步做好財經工作，陳云認真總結了一年來的工作經驗。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陜甘寧邊區財政廳工作檢討會上作了報告。

　　陳云首先實事求是地指出，“財政廳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但另一方面，他指出，財政工作還有問題，就是工作比較被動。這有三個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實際困難；三是主動性不夠。第一條是主要的。

　　陳云認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這些缺點，擺脫被動狀態，就有一個對待工作的態度問題、責任心問題。他說：“我們是‘掌柜’態度呢，還是出納態度？每一個同志，局長、科長、科員，都要有‘掌柜’態度，當家的態度，應該把責任心提高到這個程度。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主動或被動的問題。”

　　由于正確安排了邊區的財政、金融、貿易，邊區金融物價繼續保持了穩定，生產繼續保持大發展勢頭，積累起了相當雄厚的家底。這種情形，與前幾年邊區金融物價不斷波動形成了鮮明對比，更與國統區物價飛漲、經濟蕭條形成了鮮明對比。陳云的財經才能，得到了廣泛的好評。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后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中國革命走的是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隨著抗戰勝利的到來，黨面臨著新的發展形勢，到中共七大，中央已經考慮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指出：“現在要最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那里有成百萬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萬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莊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轉到城市去，必須要做很好的準備。”

　　5月9日，陳云在中共七大作大會發言，提出一個建議：現在我們快要由鄉村轉到城市了。陜甘寧邊區有的部隊出發時，把一些東西糟蹋了，浪費了。這些東西是我們勞動創造的。將來進城時，要把農村家務保持好，還要保存好城市機器。那時的城市是經過八年抗戰、經過大反攻、破壞相當嚴重的城市。同志們到了城里，千萬別把機器搞壞了，沒有機器，恢復經濟會很困難。

　　陳云的意見，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認為陳云懂經濟。5月24日，他向大會報告七大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時說，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通曉一個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行了，把這些人集中起來，就變成了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中央委員會。“比如現在經濟建設才開始，將來還要搞大工業，陳云同志講不要打爛機器，搞大工業我們相當生疏。為什么這次大會提出不要打爛機器這樣一條呢？因為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知識，從前因為沒有知識就打爛過，我們進過城，把玻璃打爛了，把機器也打爛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爛機器的問題。”5月31日，他作七大結論報告時，又再次講到：“我當了幾十年共產黨員，過去沒有學會搞經濟這一條，沒有學會就要承認，現在就要學。陳云同志講，進了城市不要打爛機器，這就有一個學習問題，不學會還是要打爛的。抓到機器，抓到工業以后怎么辦？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從毛澤東一年多前派做組織工作的陳云，轉而從事經濟工作的事實來看，毛澤東對陳云懂經濟的看法，不僅僅是對他這一預見性建議的贊賞，更是對陳云一年多來成功領導邊區財經工作的肯定。

　　解放戰爭中，陳云主持東北財經工作，使東北經濟迅速恢復，為解放戰爭提供了強大支持。1949年他出任中財委主任，領導財經部門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打退投機資本的數次進攻，贏得新中國財經戰線“淮海戰役”的勝利，消除了長達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他領導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抓住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無私援助中國工業化的歷史契機，成功地奠定了中國由落后農業國迅速實現工業化的基礎，使近代無數仁人志士的強國夢終于有了實現的希望。在上世紀60年代那場奪去成千上萬人生命了災難發生后，他先后提出了進口糧食、賣高價商品回籠貨幣、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按短線平衡對國民經濟進行傷筋動骨的調整等一系列有效辦法，使新中國闖過了三年困難時期。改革開放后，他又一次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同鄧小平等一道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20世紀8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為一張陳云打算盤的照片題詩：“唯實是求，珠落還起。加減乘除，反復對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老謀深算，國之所倚。” 這首詩，是陳云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籌謀擘劃的形象寫照。而延安，是他輝煌財經人生的起點。

　　熊亮華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參加《陳云年譜》、《陳云傳》的撰寫，發表專著《紅色掌柜陳云》和《鄧小平與新時期干部新老交替》、《陳云與對外經濟交流事業的開創》等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