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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偉
今年8月8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黃范章教授的《再談‘不應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的文章，對我的《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一文提出不同意見。讀后深受啟發，促使我對一些問題深入思考。下面將我的一些看法表述如下，以便展開討論。
正視歷史唯物主義規律的作用
黃范章教授在文章一開始講：“無論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盡管由于立場與理論體系不同，對股份制分析各異，但都沒有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這個觀點我同意，過去我一直也是這樣認為的。那么為什么我現在的觀點會發生變化，不僅將國有經濟控股的公司說成社會所有制，還將民營股份公司說成社會所有制，甚至還將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也說成是社會所有制，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有幾頂帽子在等著我，如“趨同論”、“和平過渡”、“人民資本主義”、為“民營股份公司戴紅帽子”，等等，特別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制戴紅帽子。黃范章教授指出：“關于股份制是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的論斷，既與馬克思的論述有悖，也是西方經濟學所無法接受的，還與二百年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相違背。”這的確是一個嚴肅問題。
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對社會主義經濟進行改革，我們一些人倡導商品經濟，為此就要指出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這就需要對全民所有制進行改革。1979年我在《經濟學動態》第3期發表題為《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兼論企業的獨立性》一文，對全民所有制提出質疑，指出“全民不全”，它“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應對其進行改革，還應探討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發展規律。1984年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題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應當有多種形式》一文，指出應將公有制的性質與公有制的形式分開，在公有制性質不變的情況下可有多種形式，一些國有企業可改造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見同年12月31日《人民月日報》），這就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和原因。后來將這種企業定性為企業所有制，即社會所有制的雛形（現在看來就是股份制）。以后就對社會所有制和企業所有制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撰寫專題論文：《試論社會所有制》和《企業所有制論》（前者刊在《青海社會科學》雜志1992年第4期，后者刊在《改革》雜志1998年第1期）。
從黨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大力建立混合經濟”以后，引起我對股份制的關注。社會上有人提出股份制是私有制，起碼在國家不控股的股份公司是私有制；還有人提出股份制在資本主義是一個進步，在社會主義實行是一個退步，是從公有制過渡到私有制。這些觀點促使我對股份制進一步的研究，不僅研究社會主義的股份制，還著重研究資本主義的股份制，特別是對馬、恩關于股份制理論的研究，從中得出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我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發表在2004年3月2日《金融時報》上）一文，主張無有國有經濟參股的股份公司也是公有制，為我國民營股份制戴上紅帽子。在我的《論混合經濟》（發表在《經濟學家》雜志，2004年第4期上）一文中，將股份制定性為社會所有制，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制戴上紅帽子。在我的《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此文發表在2005年3月18日《中國經濟時報》上）一文中，全面論述了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給所有股份制都戴上紅帽子。黃范章教授很客氣的不愿將戴紅帽子的責任加在我的頭上，但我認為戴上并沒有什么不妥，因為我是徹底的社會所有制派。我認為對股份制這一定性還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7節中所講的，未來社會是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觀點作一旁證，是對“否定的否定”規律的一種新認識。從目前來看，將股份制定性為社會所有制是可以解破這一“哥德巴赫猜想”難題的。
為什么我把資本主義股份制定性為社會所有制？一是根據馬、恩的論述，他們將股份制定性為：“社會生產、社會資本、社會企業、社會財富、社會管理”，而與“私人生產、私人資本、私人企業、私人財富、私人管理”相對立。二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一生中兩大發現，其中之一是“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是這樣來表述這一規律的。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他又說：“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這就表明歷史唯物主義和自然規律一樣是一個客觀規律，社會的發展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不論是什么社會制度，不論什么政黨執政，它都會發揮作用，只有人們是自覺地順應規律的要求，還是被迫地服從規律要求的區別，而無有規律不起作用的問題。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現在看來，這一“革命”會有多種形式，由量變和質變，有整體變和局部變，有整體不變和個別因素變，有漸變和突變，有暴力變和和平變，等等的區別。股份制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私有制的揚棄，出現的社會所有制，是在整體不變的情況下的個別因素發生變化，是屬于局部的否定之否定。目前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采取許多政策，如征收遺產所得稅、累進稅、縮短勞動時間、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創建各種基金、實行義務教育和公費醫療、以及縮小三大差別等等，有些與《共產黨宣言》提出的十項政策有許多雷同，有的是《哥達綱領批判》提出的要求，所有這些都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整體不變的情況下個別局部的變化，其中有許多變化是屬于社會主義因素，包括社會所有制在內。我很同意黃范章教授在該文章最后部分的觀點，他“主張對所謂‘公有制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產生’、‘公有制只有靠暴力革命來創立’的傳統理論觀點進行重新審議。”“認為這一傳統觀點應該摒棄”。我講的資本主義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正是黃范章教授所講的：“在當今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可能或已有新型生產關系因素的萌芽”，我認為股份制就是已出現的“萌芽”之一，這與黃教授的思路是相同的，只是承認不承認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之別。
資本社會化是股份制的基本特征
我與黃范章教授在股份制的特征上有不同意見，他認為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兩權分離，我認為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資本社會化（或股票持有公眾化）。股份制的功能使私人資本社會化、壟斷資本分散化，最后達資本社會化。資本的社會化，會促使其他方面社會化，以便與已發展起來的生產力社會化相適應。兩權分離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一種權力設置，使產權和股權相分設，掌握公司產權的不是產權的所有者，具有公司產權的終極所有者不能直接管理和經營公司，不能退股，公司不承擔股票在社會上流通的盈虧，所以這種兩權分離也呈現出社會化的特征。兩權分離只是股份制的一個一般特征，但不是基本特征。如同桌子的特征必須有四條腿，但有四條腿的不見得都是桌子，必須要有桌子獨有的特征。兩權分離不是股份制的基本特征，因為借貸資本、租地的農業資本、各種基金等等都是兩權分離。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應是其他企業制度所沒有的，所以我把它定性為：資本社會化。
將股份制的基本特征定性為兩權分離是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但是這一觀點并不科學，也已經過時。資本主義的企業制度的發展過程，是從兩權合一過渡到兩權分離，特別是借貸資本和信用制度的出現，使兩權分離得到空前的發展，股份制也是這一發展過程的產物。但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使企業制度從兩權分離過渡到資本社會化，即社會所有制，這是企業另一個特征，所以馬克思把它定性為：社會生產、社會資本、社會財產、社會企業、社會管理，這些帶有結論性的斷語并不是我杜撰的，每一個斷語都是馬克思講的，都有明確的出處（見拙作：《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一文中的引文具有十幾條之多）。馬克思這些論斷道出了一個真理，即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也要遵循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規律，即在局部實現社會化，以否定的否定來緩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又迫于市場劇烈競爭的壓力下，不得不使股份制從私有制向社會所有制過渡，它是不以資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也不是以西方經濟學說法為依據，而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所指出的發展方向前進。當然，這一否定的否定并不是資本主義整體制度的否定，僅限于股份制中一些上市公司私有財產的否定，所以才有馬克思所講的“股份制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對這句話人們往往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來為股份制定性為私有制，而忽視了“私人財產資本的……揚棄”，這一社會所有制屬性，這樣就“與馬克思的論述有悖”了。
從股份制發展的過程來看，我同意黃范章教授對股份制歷史的描述，“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不僅某些經濟列強締造出許多巨型公司，而且締造一些家族式財團或金融寡頭（如福特財團、洛克菲勒財團等）”。但是要記住，這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現在這些大財已成為為歷史，有的已實行股份制，有的名存實亡。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社會化發展的迫使下，在競爭規律的推動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使企業適應市場化的要求，如反壟斷法、征收遺產所得稅、建立獨立董事制、及對其他公司控股額的限制等等，都使財產分散化，削弱了資本的控股權，并有逐步弱化的趨勢。美國的電話電訊公司的被分拆、微軟公司被起訴，都表明政府強制壟斷資本分散化。日本有名的松下公司，在創始人——松下——去世后，公布他對該公司的持股量只不過5％左右，表明了資本的分散化程度。當然目前的分散程度還很不夠，但應肯定，資本分散化的歷史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另一方面從公眾持股來看，也表明股份制使資本社會化。從有關統計數字來看，“美國80％的公司有職工持股，近80％的股票控制在基金機構手中，近50％的家庭擁有股票。所有這些都表明，股份制己公眾化，公眾化也就是社會化”。（見《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3月18日《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股票是一種股權，同時也是一種有價證券，是社會財富的一個代表，它可以出售、抵押、轉讓、可以分紅，它的公眾化，就表明社會財富占有的社會化，中產階級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使絕對貧困相對化，相對貧困絕對化。當然這種公眾化的程度還遠遠不夠，還存在著重大的貧富差別，但應看到這種社會化是在生產社會化要求下，被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實現的社會化，它是歷史唯物主義規律發揮作用的結果，這種社會發展趨勢人們對它是無能為力的。
以上所講只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側面，不能因此而忽視了它的主導方面，代替大壟斷財團出現的是跨國公司，其規模和實力往往超過了某些大財團。但它有自己的特點，比如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不是依靠財產起家，而是利用知識產權發展起來的，其財產主要不是不動產而是持有股票。現在跨國公司的特征，一是不屬于某一家族財團所有；二是都是股份化的公司；三是這些跨國公司所控制的主要是知識產權。過去資本主義對其他國家的掠奪是靠商品輸出、資本輸出、以及殖民地的占領，而現在主要靠知識產權輸出，不用龐大的商品、資本的物體輸出，僅靠小小的知識產權，就可以取之不盡地使其他國家向其納貢，這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所出現的新特征。
跨國公司是處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經濟時代有許多不同，使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在1999年就引證了美國在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發生了十個方面的變化，還就知識經濟在生產力內容、資本內含、分配標準、市場經濟的功能、經濟有限增長理論等五個方面，提出了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見《經濟學家》雜志1999年第2期）所有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高度注意。知識經濟的到來表明生產進一步社會化，因而會隨之要求一切經濟關系社會化，如經濟全球一體化，表明社會化已沖破國界和民族邊疆，這種現象對未來社會發展會帶來什么影響，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有一點應肯定，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必然引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的一些變革。馬克思指出：“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跨國公司既是生產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變革的產物，又是意識形態力圖克服這一沖突的產物，但不論意識形態方面釋放出多么大的能量，總終不能扭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規律的客觀要求。
股份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與農業經濟時代相適應的社會是封建主義，與工業經濟相適應的社會是資本主義，與知識經濟相適應的社會是否應該是社會主義。這樣社會所有制應該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股份制又是社會所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完全符合馬克思所講的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一種經濟關系，因而股份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來看，其所有制改革走向是逐步趨向股份制。我國的經濟改革經過20多年的試錯，黨中央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國的經濟結構定性為混合經濟，股份制是公有制實現的主要形式，這就為我國國有經濟改革指明了方向——向社會所有制過渡。
黨中央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決定”中，對國有經濟有一個定位，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從這一定位中可看出，國有經濟不是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宏觀調控的物質保證，而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和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服務的，這實質上是國家職能的延伸。這樣國有經濟的數量和比重就會大大縮小，就會出現“國退民進”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很自然的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否還存在，我們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我認為黨中央這一“決定”雖然是工作上的一個戰略舉措，但卻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一是對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消滅私有制”和“把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這一明確觀點，第一次在范圍上和比重上作了新的界定，這對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后，如何控制國有經濟有重要參考價值。二是為國有企業如何改革，提出了標準依據。三是為建立社會所有制、重新設置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指明了方向。所以，應將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經濟的定位，看做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
如果股份制是社會所有制這一命題能夠成立，今后的任務應順應股份制控股權弱化的趨勢，加速股權的公眾化。在我國不僅城市發展股份制，農村也要發展股份制，如土地入股，推行泛股份制，使人們在股份公司法人產權共有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和所有制形式。我的這些觀點不僅給中國的民營股份公司戴紅帽子，也給資本主義的股份制戴紅帽子，是徹底的紅帽子派，它會隨著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使其不紅的逐步變紅，紅的越來越紅，這樣就為我國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指明了前途，解除了其后顧之憂。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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