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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強
近期，有報紙刊登《樊綱首次回應產權改革 國有資產不能平均分配》的文章。
對于樊鋼提出的“中國的國有資產，絕不能搞俄羅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的觀點，我是贊成的。但是，樊鋼說：“當前一些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指責是對中國產權
體制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歷史進程的一知半解，是迎合一些社會情緒。”我是不贊成的。為什么廣大群眾關心這個問題，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有財產是全體人民的，因此所謂“國有資產”實際上全體人民的，政府部門是代理人，是人民財產的管理者，所以“國有企業”、“公共設施”被稱為“全民所有制”，既然是全體人民的財產，人民群眾當然關心，這說明群眾的覺悟提高了，所以不是情緒化的問題。而在國有企業產權轉讓過程中，也確實出現了國有資產被賤賣的現象，意識是對存在的反映，所以，這不是“一知半解”。
樊綱認為，對國有資產管理的一個重要方式是實現國有資產在不同形態上的轉化，即我們所說的所有權的處置權。中國目前所有的對國有資產的買賣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資產形態的轉換。當一家國有企業被賣掉的時候，從企業的角度來講是私有化了，但是國有資產并沒有私有化，只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變成了現金形態和非經營性資產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的有進有退并不是企業的有進有退，而是國有資產的有進有退。國有資產的有進有退并不意味著國有資產消失了，而只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
“國有資產”有不同的形態、資本、資產、企業是三個有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概念，國企被賣掉以后，只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變成了現金形態和非經營性資產形態。這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在資產形態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國有資產是否全部收回來了，如果被賤賣了，那就是國有資產流失了。
樊鋼說：“當一家國有企業被賣掉的時候，從企業的角度來講是私有化了，但是國有資產并沒有私有化，只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那么，我們請問：如果國有資產被賤賣，會出現什么現象呢？樊鋼實際上回避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按照樊鋼的說法推理：只有在國有資產得到合理的價格時，才能說“國有資產”形態發生了變化，沒有被私有化。如果國有資產被賤賣，那就不僅是企業私有化，而且相當一部分國有資產也被私有化了。比如說，一個國營企業正確的評估應該是1個億，但是只賣了5千萬，那么不僅企業被私有化了，而且損失了5千萬，本來應該收歸國有的5千萬，就在所謂的“只是資產的形態發生了變化”的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了。
報刊上有不少這樣的報道，例如最2004年11月2日《民主與法制時報》刊登的《武漢演繹蛇吞象神話 30萬的小公司吞2.68億國資》，洪山公司算了這樣一筆帳：“武漢電腦大世界”寫字樓共有2.69萬平方米，按市價8000元/平方米，就是2.15億人民幣，還有1700平方米車庫，市價為3000元/平方米，就有500多萬，加上“電腦大世界”1至5層房屋3年的租金,每年的租金有1000多萬元，這樣算起來就是2.6億多的資產。從2002年到現在短短2年的時間內，一個好端端的合資企業，一棟達2.68億人民幣的大樓，就在張鉅文董事長的精心“導演”下，變成了一個“空殼”。同時還欠銀行貸款4000多萬，拖欠建筑商近2000萬的工程款，可以說是債務累累，這讓中方的投資者百思不得其解。洪山公司已向武漢市公安局辦案人員舉報。
在這樣的實例面前，人民群眾要問為什么？難道是“一知半解”？難道是“情緒化”？
樊鋼說：國外普遍認為，國有資產存在的意義就是兩點，一是通過國有企業或者說是通過政府的支出包括虧損的支出，創造一些私人企業難以創造的就業機會。二是國家在調整社會經濟結構方面可以通過國有企業來做一些私人企業不愿意做的事情。但中國目前的國有資產管理目標還存在較大的缺陷。因此，他主張：中國要搞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經濟應該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資本的基礎上。
所謂“國外普遍認為”是一個含糊不清的說法。為什么要“國有企業來做一些私人企業不愿意做的事情”？這只平等嗎？著名經濟們不是主張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嗎？有人說國企壟斷，但是在國際上那些大的跨國公司難道不是壟斷嗎？著名的微軟公司難道不壟斷嗎？否則就不會有所謂“市場份額”的說法。現在我們的大型國企業也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面對的是更大的企業，甚至可以說面對的是壟斷的國外大企業。那么在國內呢？一些大企業是上個世紀國家投資建成的，有它的優勢，同時也有國際、國內環境的因素。例如大慶油田的開發，對我國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以后陸續出現了一批石油企業，都對國家的基礎行業起了重要的作用。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看問題。如果從1960年起國家不進行石油行業的開發，那么由誰來做呢？在經濟發展急需石油的情況下，只有國家進行組織才能及時地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在日本和韓國經濟發展時期，也是由國家組織大型的民企進行攻關，并沒有搞自由競爭。
現在我們國家也在有步驟地對外企、民企開放能能源、交通、電力等等部門的經營權。這個開放應該是有步驟的，不能搞急速轉化。而且開放，是為了讓國企、民企、外企平等競爭，并不是讓國企關門。更不能讓國企只做“一些私人企業不愿意做的事情”。
樊鋼說：“中國要搞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經濟應該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資本的基礎上。”這是他要說的核心問題，也是某些經濟學家的想法。其實，這是形而上學，而且不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后，歐洲出現了國家直接收購私人企業的情況，美國也是國家直接投資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1930年大蕭條時私人投資不振，迫使國家加大投資力度。大危機前美國私人投資是國家投資的好幾倍，1932～1937年國家投資就超過了私人投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國民經濟轉入戰時軌道，以軍工企業為主的大量企業由國家掌握，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國家在國民財富中的份額占27%。這說明國有化，不僅挽救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而且為戰勝法西斯奠定了基礎。值提注意的，這個時期，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為市場經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正是由于國有經濟的示范作用，這些法規實行起來才比較順利。二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的國有經濟成份在恢復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歷史事實說明國有經濟成份不僅沒有妨礙市場經濟，反而對市場經濟起了推動作用。道理很簡單，不同形式的相互競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對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
就中國的情況來說，我認為包括國有控股公司在內的國有經濟成份和包括民營控股公司在內的民營經濟在未來會長期存在，而且還會出現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共同參股的公司。因為股份制必然導致社會化、公眾化。
今年(2004年)8月在深圳舉行的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屆深圳高峰會上，中國誠通集團董事長馬正武提出，中國民族企業要做大，必須實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新合營”。這一觀點在會上引起了強烈回應。我看企業家更實際，就在某些主流經濟學家一再宣揚“國退民進”的時候，民營企業家提出“新合營”的觀點，這確實很有意思。其實混合經濟的設想，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申報》月刊組織的“中國現代化”討論中就提出來了，當時有上百名學者和知名人物參加了討論，大多數人同意把蘇聯和歐美的經驗結合起來，搞中國式的現代化。這段歷史，我將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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