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浮動匯率加資本項目的基本封閉，是短至中期外匯政策的最優選擇

　　中國經濟的成功可能為發展與轉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新的題目：什么是最好的發展經濟的模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有很多特點。首先，以中國經濟本身的規模，足以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大的板塊。其次，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國家，一個穩定的社會是發展的必需條件。最后，中國可以在短時間內建設最先進的公路、港口、光纖通訊等硬基礎設施，但很多社會、文化、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機構等軟基礎設施的建設卻需要經過幾代人的積累，目前還存在很大差距。

　　經濟學的原理多數基于穩定平衡的假設，而非動態、發展的環境。而各種正統的匯率政策正是基于后者的假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外匯政策一定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要服務于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要盡量減少中國經濟發展的風險。要實現這兩大目標，目前管理浮動匯率加上資本項目的基本封閉，似乎是短至中期內最優的選擇。

　　首先，外匯政策要絕對避免直接或間接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社會動蕩。中國發展的根本基礎就在于社會穩定。中國在發展之初，金融體系極不健全，國內金融機構基本上沒有市場化，很少的資金就可能沖擊整個金融體系。如果在那個時候就開放資本項目，很容易造成金融危機。拉美國家在這點上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拉美整個近代金融史就是一個接一個的國家從一個金融危機走向另一個金融危機的歷史。直到最近，隨著中國銀行改革取得階段性成功，中國金融機構相對來講健康了很多。但隨著次級債危機的爆發，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進入了一個板塊相對移 動的多地震時代。未來一些年內，只要世界金融體系的過渡未完成，高頻率、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在所難免。這次愈演愈烈的次債危機，使世界經濟維持增長的希望主要集中在中國了，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資本項目的封閉使中國的金融體系未被卷入風浪。而其他如歐洲經濟，由于貨幣的傳導作用，也不得不經受來自美洲大陸的金融風暴。

　　其次，中國經濟的規模越來越大，內需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可能使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相關性日益降低，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要保持宏觀政策的自主性，就不宜執行可自由兌換的固定匯率。中國早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來自競爭激烈的貿易，這就要求執行固定匯率或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來減少不確定性、降低貿易的成本。最終，解決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的辦法，就是管理浮動加不可自由兌換。但執行此種政策有很大的難度，因為管理者要確定什么是合適的匯率。要是這幾年中國外匯政策有什么不理想之處的話，那就是對“正確”匯率水平的把握了。決策者可能過多地考慮了出口、尤其是由此創造的就業，而有些忽視了低估的人民幣對國內貨幣政策的影響，造成了國內流動性過剩、經濟偏熱，進而導致了中國目前經濟的第一大敵—通貨膨脹。其實，高儲蓄率之下，中國短期內已經不再依賴于國外資本，過高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也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和低效率，甚至很多本應發生的產業調整都因此受到了阻礙。

　　最后，中國作為未來世界兩大經濟實體之一，外匯政策遲早要實行自由兌換和某種程度的管理浮動，但要想使中國的經濟與金融體系能夠免疫于開放外匯政策的副作用，必須有一些先決條件。當前，中國金融市場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還有許多機制尚未建立，最簡單的包括利率的市場化與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健全，再有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券商等的市場化競爭力也必不可少。有了強大、健康的金融機構，才能維持未來世界經濟與金融中心的正常運行。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曠日持久的衰退，與其低效、羸弱的金融機構是直接相關的。試想，在中國銀行改革與股改完成前，有大量國際熱錢涌進涌出，勢必會造成更多的金融機構在改革前遭受不必要的沖擊甚至破產，進而造成中國經濟增長受到負面影響。

　　如同其他經濟政策，任何外匯政策都有其兩面性。權衡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高效率與可能頻繁的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執行穩健的管理浮動匯率加上基本封閉的資本項目，可能仍是目前中國較為理想的選擇。當前，中國還處在加緊建設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和健康、有競爭力的金融機構的階段，一個相對平靜的環境是非常有利的。這一點在國際金融市場處于裂變過程的多事之秋更加顯現。與此同時，在當前的國內外宏觀經濟大環境下，使人民幣達到合理的匯率對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至關重要，這就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速度，以此作為重要的政策手段對付通脹、進行產業調整等。中國經濟規模相對多數發展中國家，是能夠構成規模效應的。其實，現階段，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中國各個行業尚未完成經濟的全國化，即本國經濟的一體化。即使資本項目不開放，內需的提升拓展、金融體系效率的提升等就足以創造很多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