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寧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外匯政策一定要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要服務于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要盡量減少中國經濟發展的風險。要實現這兩大目標，目前管理浮動匯率加上資本項目的基本封閉，似乎是短至中期內最優的選擇。

　　相對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重心東移，國際金融市場與貨幣體系的發展相對滯后，還不能完全適應并服務于新經濟格局的要求(詳見本專欄2008年1月號)。筆者相信，國際貨幣體系將從現在的以美元為主導過渡到以美元和人民幣為主導的多元體系，這個過程可能要花20年的時間。在這個動蕩的過渡過程中，資本項目的封閉和可控下的逐步開放、人民幣暫時不執行自由兌換的政策，可能會幫助中國經濟停泊于相對安全的避風港，免于經常遭受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但在這個過程之后，中國要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人民幣要躋身世界兩大主要貨幣之列，不論是從金融市場的軟、硬基礎設施，還是人才與金融機構的發展，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人民幣匯率雖然不由市場整日交易來決定，但最好盡量靠近經濟基本面的要求，至少不能長時間地背離。

　　中國的匯率制度選擇影響深遠，需慎重考慮

　　經濟學的傳統主流觀點認為，外匯的自由兌換會提高經濟和貿易的運行效率，資金的自由進出便于更充分地進行全社會、甚至全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有效配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解體后，一個國家的外匯政策往往可以選擇固定匯率、浮動匯率、管理浮動制度、貨幣局制度等，但其中無一不帶有明顯的先天缺陷。有浮動匯率的支持者借用丘吉爾對民主制度的名言評論這一制度：“它是所有匯率制度中最差的一個，除去其他所有制度之外�！�

　　對很多國家，尤其是相對較小的國家，匯率制度永遠都是一個痛苦的次最差抉擇。要減小出口與進口產品價格的不確定性，最好使用固定利率，但由此卻會失去運用貨幣政策調整的空間，同時，若有宏觀經濟弱點暴露、積累還容易造成金融危機。若選擇浮動利率，市場的交易與投機經常會將匯率長時間推離基本面，使國家經濟面對無端的成本。尤其是近些年來，國際市場連續不斷地面對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的各種金融危機：從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墨西哥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到后來的互聯網泡沫，直到今天的次級債危機。即使一個國家一直執行正確的貨幣政策，也經常會由于其他國家和市場出現問題而被傳染上危機的種種癥狀。這可能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最大的成本之一。

　　上一次經濟大規模全球化發生在20世紀初，它最終因為1929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的蔓延戛然而止。此后，各國金融體系相繼坍塌，政府紛紛執行了極端的貿易保護、資本控制等措施，在德國、日本，納粹、軍國主義甚至趁機而起，并最終間接地導致了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因此，一個國家，尤其是已經在世界經濟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國家，如中國，其對匯率政策的選擇遠不止影響全球的貿易和資金的流動，其更深遠的社會與政治意義更不止限于中國，而會波及整個世界。

　　如同在其他經濟改革領域采取的漸進模式，中國的外匯政策幾十年來也一直相對穩定，甚至可以說是保守。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也不是沒有進行自由兌換的探索。事實上，若沒有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人民幣可能已經在1999年實現自由兌換了。但當時在新興市場一個個失陷的危機中，中國成為了金融市場防線最后的長城，亞洲貨幣的貶值最終止于中國。世界金融界無不為此慶幸，同時對中國存感激之情。但是，中國經濟隨后卻進入了數年的相對低速增長與通貨緊縮之中。直到近幾年，隨著QFII及QDII政策的逐步實施，中國的資本項目才局部、逐步試驗性地開放。但是，不論是QFII還是QDII的實施，都有幫助解決其他問題的用意：QFII是因為當時國內股市處于熊市，需要引入新鮮資金；而QDII則是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而疏導資金外流之舉。其實，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與否的意義本身，遠遠大于其他的政策目標，需要慎重地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