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問及獨立的學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個他更在意時，“獨立的學者”，林毅夫絲毫沒有猶豫地回答，只有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者思考問題，才能對政府的決策有所貢獻，這樣才能稱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運，有些建議后來被政府采納成為政策”，但是，他說“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決策后改變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他同樣珍視另外一個角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主任。

　　1993年底，一次會議的間歇，他與張維迎、易綱等幾位同樣有留學背景的學者聊到了在國內成立一個獨立的學術中心的想法，所有的人都感到興奮。

　　然后是行動。1994年，CCER在北京大學成立，這是第一個由歸國學者成立的獨立研究機構。

　　成立之初，CCER有政策、有兩間半辦公室和6位海歸學者，而所有資金，都是“化緣”而來，“開始時主要資助者是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世界銀行，還有不多的一些私人捐資。”林毅夫說。

　　林毅夫的哥哥是私人捐助者之一。1996年，在他捐資成立的獎學金頒獎儀式上，他說，“我不了解我弟弟的研究，但我知道他做的事情一定對國家有利。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他的事業。”

　　世行也是堅定的支持者。1994到2000年間世行資助留學人員在CCER做客座研究，并參與各種CCER的學術討論——1996年，世行該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初稿討論會就是在這里召開；包括斯蒂格里茨在內的多任首席經濟學家也多次到訪CCER，進行學術交流。

　　CCER有著國內罕有的管理框架。日常管理事務由主任會決定，教員晉升、招生和研究方向由主任和學術委員會主任聯系會決定。而它的教授會扮演著中心最高權力機構的角色，中心的章程、內部規定和戰略方向的決定和變革，以及中心新進人員的聘任，由全體教授會決定——每個全職教員，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一人一票”。

　　如今，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辦公場所古雅秀麗，被稱為“全世界最美麗的經濟研究機構”，在這里，如盧鋒所說，數十位有著海外學術背景的中國學者致力于“為轉型中國貢獻認識增加值”。從成立至今，在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住房問題等幾乎所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中，都有CCER發出的聲音，逐漸受到高層領導的矚目，成為國家決策的高級智庫之一。

　　CCER的獨立性與學術水準同樣為人稱道。中心從來不乏對政府批評的聲音：盧鋒對糧食政策、周其仁對電信壟斷和土地制度直言不諱的批評……不僅贏得了學術界的尊重，也得到決策部門的關注。從成立之初，創始人員確立了學術獨立的原則，此后所有的人“一直像保護眼睛一樣珍視這一原則”，而這一獨立性，不僅是相對于政府政策，同樣也相對于公眾一時的輿論，在內部，教授們已經習慣了學術觀點的分歧甚至是對立。“現在，學術自由和獨立已經自然而然地進入我們的文化基因。”林毅夫說。“幾個天真的學者，有很大的責任感，因緣際會，很幸運地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談及CCER，林毅夫的聲音罕有地帶上了感情色彩，他表示，世行任期結束后，他仍將回到這里，“這是我終老的地方”。

　　“作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長期領導人，林教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管理者，這些管理技能至關重要，因為世界銀行是一個龐大的、需要杰出管理者的機構。”全球發展問題專家杰弗里·薩克斯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書面采訪時說。

　　到世行去

　　1月16日世行行長佐利克親自致電林毅夫，告知任命他擔任世行常務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的決定，2月4日世行董事會批準這項任命并正式對外公布。他將于5月底離開中國，到華盛頓工作四年。對于他個人，同樣是做研究，只是從為中國服務到為全球服務，這不需要猶豫。他難以割舍的是離開CCER和中國。他說服自己，CCER需要有一個新的領導者，“總要有新的人當主任，即使我不到世行，也要考慮這樣的安排”；不能再直接參加中國的政策討論和決策了，“但可以為中國和世行的合作做許多事”。“對于我個人、CCER、中國、世行和世界，這都是一個有益的選擇。”他說。

　　一直以來，世行的經濟學家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基于西方經驗提出建議，“華盛頓共識”就是這樣的標準藥方——發展中國家應進行以自由化、私有化為特征的經濟改革，同時執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

　　但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問題，是在西方經驗之外的。比如，市場不完善，許多時候，市場和問題一起產生；企業普遍缺乏競爭力；制度框架很弱，政府缺乏執行能力，等等。

　　作為華盛頓共識的批評者，林毅夫說，他不反對華盛頓共識的長期目標——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但不贊成激進的改革。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自由化、私有化、緊縮財政”是一個不可能三角。

　　主流西方理論認為，國有企業預算最大化，而不是利潤最大化，效率低下，國家財政需要對他們進行大量補貼，導致預算失控，財政困難；有效的解決方案就是進行私有化，這樣國家預算將不需要耗費在補貼上。

　　林毅夫認為，私有化并不能必然導致效率，只要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不消除，私有企業同樣會虧損，同樣會要求政府補貼，而且在逐利沖動下，他們對補貼的胃口會更大，這樣，控制預算的目標將難以實現，結果伴隨著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是預算失控、巨額的財政赤字和失控的通貨膨脹。

　　林毅夫表示，將在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位置上，更廣泛地研究和探討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機遇和限制條件，和各國政府和研究機構一起探討符合該國實際的解決方案。

　　他將與世行的七八百位經濟學家合作，通過了解和溝通，為全球發展問題提供更多新的視角和認識。“過去人們傾向于用標準藥方解決問題，現在，我們明白，經濟學家們需要用診斷式的方式提供政策建議。”

　　就像世行過去幫助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樣，他也將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建立起獨立的學術研究機構。他認為各國問題的最終解決和發展機遇的把握有賴于該國政府和研究機構的智慧。

　　曾在世行擔任10年副行長的中國人章晟曼說過，“爭論從來就是世行這個巨人的影子，它的大小長短由觀察者的視角而定，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它永遠不會消失。”

　　作為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如何看待可能的困難？“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向把困難看成是機會。”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