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須繼續改革

　　經濟觀察報：前些年大家還在強調民營化、“小政府大社會”等理念，但現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

　　陳志武：前些年大家對產權多元化、對國家在經濟中的定位的認識很到位，但是，正如剛才講的，以模仿為主線的“后發優勢”實在太強，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國有與民營的企業都在增長，于是，一些人開始感到資產由誰所有不重要了，國家相對于社會、相對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須強調，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來增長經濟，國有企業或許也行，過去這些年的現實表現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再依賴出口市場帶動了，實際上今后的出口市場空間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無限地拓展了，必須靠內需、靠內生的增長動力。民營經濟得不到更快發展，將抑制中國內需的增長。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沒有足夠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結構。

　　經濟觀察報：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應該通過增加分紅的方式，減少國有企業掌握的資源，你是怎么看待這個觀點的？

　　陳志武：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把更多的錢從中石油、中石化、中移 動這些企業轉移到財政部，至少可以限制這些企業在許多相關、不相關行業里盲目擴張，去搶占本來屬于民間的收入增長機會。但是，這樣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把國有企業的收入通過分紅轉移到財政部，財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機制去監督它？只有進一步推進民營化改革，只有讓中國公民從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中分享到好處，才能改變目前內需增長不足的局面。

　　經濟觀察報：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進行民營化改革，是否行得通？

　　陳志武：為了中國的長久持續發展，這種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實際上，現實壓力也要求進一步推進這種改革。

　　第一，由于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問題可能使美國和全球經濟出現蕭條，這對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中國經濟會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和收入增長，必須想辦法刺激內需的增長。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貸款的推出從根本上刺激了中國經濟增長、使中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順利走出來一樣，現在如果加快民營化改革、使中國公民真正分享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好處，必將刺激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將進一步帶動新的產業高潮。

　　第二，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必須轉型，如今是重型制造業太重，服務業太輕。以前蘇聯為例，在國有計劃經濟下，蘇聯經濟也曾經增長很快，只是它增長的是制造業和軍工，而不是服務業。當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的絕大部分都屬于國家、并由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去花費時，他們當然更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業和重化工業。國有經濟支持的是一種產業結構，民營經濟支持的是另一種產業結構。誰可以決定錢怎么花，誰就最終決定產業結構。

　　第三，國有經濟分量過高，對法治建設會形成某種威脅。根據對幾十個國家的情況做的研究，我發現，一些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為什么會是這樣？民營企業界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有很強的感受，因為任何行業只要有國有企業介入，那個行業就很難平等競爭，遇有法律糾紛，有關部門甚至會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國有資產。

　　《勞動合同法》是“后發劣勢”的具體表現

　　經濟觀察報：當年建立國有經濟，主要是基于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現在如果進一步推進國有資產多元化，今后國家如何為社會提供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呢？

　　陳志武：這中間有很多誤區，甚至是誤導。首先，我要強調，1950年代將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進行全面國有化的時候，我們對老百姓有這樣的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醫療、養老、教育等等都由國家包了。這是一種對稱的交易。

　　那么，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中國公民是否得到很多福利呢？我們可以看看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在這三項上的總開支約6000億元，相當于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 (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國有經濟比重并不高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于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于一個普通美國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絕對數字算，還是按相對水平，美國政府回饋給老百姓的醫療與社會保障都遠高于中國，盡管美國是十足的市場經濟。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的財政稅收占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國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于美國，在民生上的開支沒有理由低于美國。

　　這又回到了“后發劣勢”的問題。財政預算的邏輯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該把更多的錢從行政開支以及其他浪費性開支中轉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投入？由于增長來得太容易，所以，我們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對財政預算的制約和監督，在很多方面還付之闕如。公平與公正，只有在相配的權力制約機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證。

　　經濟觀察報：你上面提到的這些與 《勞動合同法》有什么關系？

　　陳志武：把民生責任推回給民間自己以后，普通大眾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這就引出來一些問題，“后發劣勢”就表現出了。本來，應該通過憲政改革強化國家對民生的責任，但這條路難度較大，所以，就有了新《勞動合同法》這條更容易走的捷徑。

　　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這當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有很多條款是把政府沒有盡到的社會保障責任推到企業身上。比如，在與一些參與起草《勞動合同法》的專家討論中了解到，之所以規定任何人在一個雇用單位工作10年以上即為終身職員，是怕35歲或更年長的人如果被解雇就會再找不到工作，在沒有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障的情況下，可能會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沒工作，從而變成社會負擔。所以，他們規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另外還有，企業與員工簽約兩次以后就不能再解雇員工，所有勞動關系都必須有勞動合同，超過一年無合同就自然認定雇員為終身雇員，如此等等，初衷都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但是，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產階層和大學畢業生，因為農民工流動性很大，10年對他們來說太久，兩次簽約可能已經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又不會在乎有沒有鐵飯碗，他們到哪里都有人要。對于那些受過大學教育但沒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工作時間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增長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巨大的便宜勞動力供給，也因為勞動力市場變得越來越自由。而新的《勞動合同法》使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將加快全球制造業向其他國家轉移，從而導致中國核心競爭優勢的喪失，對中國經濟產生根本性的沖擊。第三，很多用人單位在雇人方面會變得非常謹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體就業水平會更難上升，特別是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影響會很大。

　　有一點值得一說，那就是，并非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勞動合同法，勞動者的權益就必然受到隨便侵犯。在美國，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業都沒有勞動合同，雇傭關系是隨意的(employmentatwill)，也就是說，雇主在任何時候解雇人都可以。這聽起來好像勞動者權益被隨意侵犯，但實際情況正相反，因為解雇人是件很嚴肅的事，雖然你可以隨意解雇員工，但你還得考慮到，如果你隨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員是否會有安全感呢？事實上，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國企業里，沒有隨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盡辦法把人留住，美國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一步步改進的。反倒是限制性過度的勞動法會阻礙整體就業機會的增長，讓更多人沒有工作。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就是因為《勞動合同法》的出臺是“后發劣勢”的一種具體表現。由于配套制度改革的遲滯，到今天，雖然我們的財政稅收占GDP比重比美國高，雖然我們有這么多國有資產和公有土地，但是卻沒有到位的社會保障、失業福利、醫療保障、教育福利，到最后就希望通過《勞動合同法》把一些責任推到用人單位身上。立法者可能沒想到，轉嫁的結果是把中國更多的就業機會往別的國家送。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