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明

　　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經濟觀察報：最近各界討論最多的有幾個話題，一是圍繞新《勞動合同法》的爭議，二是中國經濟正在出現的新一輪國有化，三是在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機構的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我們希望你能結合自己的調查和思考，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陳志武：改革開放30年，到今天經濟成就很大，這是世人所見、世所公認的，中國人的勤勞終于有了成效。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因為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也因為過去只顧經濟發展而忽視體制改革，忽視對過去30年經濟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與認識，在今天的具體政策制定上，極容易做一些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比如，重新國進民退，重回強制性行政干預，以各類名義過度征稅，強化政府作為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角色，推出備受爭議的新《勞動合同法》，等等。表面看起來這些現象互不相關，但卻都是中國式漸進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再繼續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經濟倒退了，還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與林毅夫關于“后發劣勢”與“后發優勢”的爭論。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論指的是，后發展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復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而楊小凱的“后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后發展國家可以輕便地模仿技術、快速發展經濟，所以會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動力，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后發便利反成了“劣勢”。

　　幾年前，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那時不少人認同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論。但是，現在，我們的確正在經歷楊小凱講的“后發劣勢”。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這一點，以糾正“后發劣勢”。

　　經濟觀察報：那么在你看來，中國過去30年經濟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陳志武：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中國通過“改革”(市場化、民營化)和“開放”充分利用了后發的“優勢”所致。

　　我要強調，僅僅“改革”和“開放”是難以造成這些成就的，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是私有市場經濟(所以，那時不需要做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 “開放”(盡管晚清是被迫 “開放”)，可是那時的“改革開放”沒有產生這種經濟成功。另外，單憑中國人的勤勞也不足以產生這種經濟成就，因為不只是今天的中國人才勤勞，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也照樣勤勞。如果說今天的成功是因為“人多力量大”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也站不住腳，原因是1830年時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

　　客觀講，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者說機遇來自于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在于讓中國加入了起源于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后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于這種“便車”已經存在。如何理解這點呢？

　　首先，我們看到，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然而，從1880年到2000年，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兩千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這種發展發生在中國之外，在中國積極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國卷入，但中國要么拒絕、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從19世紀到20世紀，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發展？到1880年，工業革命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全面進入新的高潮，特別是從那以后，電氣技術、汽車技術、飛機技術、電話技術相繼出現，1940年代后又出現電腦和互聯網。工業制造技術越來越成熟，而交通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這些技術的跨國移植變得可行。這些發展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飛速增長。這是中國在1978年甫一實行改革開放即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這種工業革命背景，就不會有中國目前的成就。

　　經濟觀察報：你能否舉幾個例子。

　　陳志武：例子太多了。比如，中石油去年的營業額超過8000億，利潤將近2000億元人民幣，對中國GDP貢獻10000億以上(包括間接貢獻)。仔細想一想，中石油對中國GDP的貢獻是源自哪里？這10000億的產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換句話說，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現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據我了解，地下鉆油技術在1859年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發明，而石油行業真正有規模地發展還是1900年后的事。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汽車業在1900年之后才開始出現，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國才有比較快速的發展。如果沒有1930年代建設的美國高速公路網絡，汽車的普及就不可能。沒有汽車的普及，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第二，飛機是石油業的另一個推動力量，雖然萊特兄弟第一次試飛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運輸的真正興起是二戰以后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現像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汽車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已經非常高，國際海運、空運的規模已經非常大，石油行業規模空前，中國很快就出現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能源企業。現在，這三家企業加在一起，對中國GDP的貢獻在10%左右。

　　再比如，電力行業等也是19世紀后發展起來的。簡單說，中國GDP的80%以上都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

　　經濟觀察報：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世界發展的大潮流，這一點不會有爭議。但是，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1998年短短20年間就翻了兩倍，這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

　　陳志武：這當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們所有中國人自豪、慶祝。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其背景。從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這等于是中國把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會留給了1978年以后。實際上，從1950年到現在，全球人均GDP翻了兩倍，而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現在也翻了兩倍多。也就是說，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長，中國只花了30年，中國的速度不是更快嗎？表面上，確實是這樣。可是，50年前國際秩序和工業技術的發達程度，跟30年以前中國準備改革開放時的情況，是沒法比的。

　　比如，個人電腦和微軟這類軟件企業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現，互聯網在1980年代以后出現。這些新技術使生產能力、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只要后發國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發展的國家，其追趕的速度就越快。此外，在過去30年，不僅通訊技術和運輸技術使各國的市場范圍迅速擴張，而且從美國的里根、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到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到中國的鄧小平，這么多國家同時進行市場化改革、自由貿易改革，使市場全球化出現突破性進展，這些都加快了中國的追趕速度，肯定比50年前的日本等亞洲國家的趕超速度更快。

　　不要說中國，就連美國的UPS(聯邦快遞)公司也一樣。UPS是美國最早開展快遞業務的物流公司，1909年在西雅圖成立，二戰之前雖然有一些發展，但規模不大，可是在過去30年，這家公司的規模突飛猛進，去年的銷售額是492億美元。如果沒有這一期間的全球化和各國市場化改革，UPS的銷售額不可能達到這種規模。

　　從以上情形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從技術發展角度講，晚清時候的中國不可能出現過去30年這種經濟增長，民國時期也不可能。第二，從國際秩序變遷角度看，情況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貿易體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軍實力為基礎，你沒有海軍實力，你就不能發展世際貿易。連當年的跨國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軍。晚清政府即使想把當時的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也不可能，因為首先要有自己強大的海軍。但是二戰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規則為主體，今天美國的跨國公司要聘請許多律師，而不需要養龐大的軍隊。這也就是為什么1978年后，在沒有強大海軍的情況下，中國馬上就可以開展國際貿易，迅速變為世界工廠。

　　在討論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縱向發展上，拿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中國比，這樣當然容易看到奇跡。但是，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過去150年的發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橫向比較，并考慮到同期間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國際秩序狀況，我們會發現，過去30年的發展與其說是中國的奇跡，還不如說是世界帶來的奇跡。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跡，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經濟觀察報：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了。

　　陳志武：是的，越是往后實施貿易全球化、資本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國家，在增長速度方面就越有優勢。到目前，中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對科技創新的貢獻、對建立并維系世界秩序的貢獻卻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這些并沒妨礙中國利用別人建立的技術和世界秩序發展自己。不過，正因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產生錯覺，好像體制改革并不重要。他們沒有意識到，模仿對于一個處于發展初期的國家來說的確管用，但自身卻很難內生出持續增長的推動力。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