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那么造成我國流動性偏多的根源何在？

　　易綱：我同意你剛才提到的流動性過剩是我國階段性經濟現象的觀點，因為，國際收支大幅順差是造成我國銀行體系流動性偏多的源頭。2004～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分別達321億美元、1020億美元和1774億美元，2007年貿易順差已達到2622億美元。目前我國貿易順差占GDP比重超過8%。同時我國每年FDI流入均在600億美元以上，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在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情況下，為維護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央行只能被動購匯，通過外匯占款渠道不斷向銀行體系投放大量流動性。

　　從深層次看，國際收支失衡反映出我國儲蓄率過高、消費率偏低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經濟增長不平衡。我國最終消費占GDP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6年50%的歷史低位。與此同時，我國儲蓄率持續攀升，尤其是政府和企業儲蓄增長過快。初步估算，1992～2006年政府儲蓄占總儲蓄的比重由13.5%上升至19.3%，企業儲蓄占比由33.6%升至42.2%，分別上升5.8個和8.6個百分點。我國經濟結構失衡既與發展階段、人口等因素有關，也受長期以來為鼓勵出口和增長所形成的外資、外貿、產業、財政等政策導向的影響。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經濟發展方式加劇了對外需的依賴；“獎入限出”、“寬進嚴出”等政策導向鼓勵了資本流入，而國內對外投資卻起步較晚。這些因素共同形成國際收支雙順差和流動性的長期累積。

　　記者：近幾年來，人民銀行在管理流動性方面主要采取了哪些舉措？您認為當前流動性管理的難點和今后的重點在何處？

　　易綱：早在2003年4月，針對經濟周期性變化及出現的苗頭性問題，根據國務院部署，人民銀行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操作，啟動央行票據收回銀行體系流動性，加強預調。目前，大規模對沖流動性已近五個年頭，對沖手段也從最初主要依賴國債吞吐及再貸款控制，發展到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等多種工具搭配協調運用。例如，2007年年初以來，人民銀行在加大央行票據發行力度、以特別國債開展正回購操作的同時，先后十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共5.5個百分點，對沖了由新增外匯占款投放的絕大部分流動性。考慮到經濟發展、就業增長和擴大消費都需要一定的新增流動性，對沖比例是基本適合的。

　　通過加大對沖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貨幣信貸過快增長總體上得到抑制。在外匯儲備年均增長40%和GDP增長超過10%的情況下，M2和貸款增速分別保持在年均17%和16%左右。M2和貸款占GDP的比重都呈現出穩中趨降的態勢。這可能已是我們在多種制約條件下所能實現的較好結果。可以說，如果不采取對沖操作，信貸膨脹和經濟過熱可能已經發生了。

　　當前流動性管理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結構調整相對滯后。近兩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的措施，比如，提高居民收入，優化財稅結構，調整和規范外資、外貿和產業政策。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總的看，當前我國貿易順差仍呈較快增長勢頭，低消費、高儲蓄的結構性失衡仍在加劇。

　　下一階段人民銀行將認真落實從緊貨幣政策，進一步加強流動性管理。與許多曾經歷長期對沖的經濟體相比，結合考察央票等占GDP的比例，再比較中外及我國歷史上存款準備率的走勢，我認為我國繼續對沖流動性尚有空間。存款準備金工具主動性強，有利于實現流動性的深度凍結，仍可作為常規工具加以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則具有靈活性高的特點。財政發行特別國債購匯與央行發行票據一樣都是通過債務發行的方式購買外匯，可以豐富流動性管理工具組合。

　　但必須看到，僅僅依靠貨幣政策進行對沖效果畢竟有限，無法根本解決結構失衡下流動性不斷生成的問題，并非治本和長久之策。若流動性偏多的形勢繼續發展、國際收支失衡矛盾持續累積，則通貨膨脹終究會顯現，對國民經濟的平穩和可持續發展將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

　　記者：您曾指出貨幣政策對沖是在打阻擊戰，為的是贏得時間進行結構改革。請您談談結構改革的含義以及當前我國推進經濟結構改革的著力點。

　　易綱：要從根本上解決流動性偏多問題，必須從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入手，加快實施以擴大消費內需的一攬子結構性政策為主、匯率為輔的戰略，促進國際收支趨于平衡。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政策對沖是在打阻擊戰，目的是給治本的結構改革贏得時間。我們必須在這有限的寶貴時間內取得結構改革的新突破。

　　所謂結構改革，其要義正是消除造成經濟不平衡增長、扭曲市場機制、阻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性因素。與過去的一些理解不同，結構改革并非直接控制投資結構——這應由市場來決定。我認為，當前我國結構改革可以從消費內需、財稅體制、社會保障、資源價格、土地制度等方面著力。應充分利用經濟持續較快增長、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有利時機，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快向公共財政轉型，增加公共消費性開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穩定居民消費預期。調整和規范外貿、外資和產業政策，優化收入分布結構，繼續推進要素價格改革，從而增加消費，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里我還想進一步談談以下幾點：

　　首先，當前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天賜良機。我國曾有兩大財政隱性赤字，即銀行巨額壞賬和社保欠賬。隨著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成功改制上市以及農信社改革取得進展，金融體系不良資產大部分得到消化。社保欠賬問題更加凸顯。當前我國稅收狀況良好、股市活躍，應抓住這些有利時機，用劃撥國有股的方式建立起養老金個人賬戶。這在收入分配效應上要明顯有利于低收入群體，從而可以促進消費。這一方法可能比俄羅斯和東歐民營化的分配方法要好，因為它更有利于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

　　第二，要積極推進資源價格改革。兩害相權取其輕。資源價格機制市場化改革可以消除行為扭曲，減少資源浪費，促進節能減排，但也會增大短期通脹壓力。不改革雖能暫時緩解名義通脹，但總體損失更大。為了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下決心進一步理順資源價格。

　　第三，實行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以物業稅為例，十六屆三中、五中全會均提出要穩步推行物業稅。這有利于穩定地方政府收入來源，匹配財權與事權，激勵政府轉變職能，使地方政府不搞工業也能收到稅，并有積極性搞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物業稅征收的基本原則應是中央作決策、省人大通過法規、征收和管理在縣市。目前應加快推進試點工作。

　　第四，有序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城鎮化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這就要求進一步完善土地制度。要在保護耕地的前提下科學規劃城鎮化用地。同時，應在土地資源配置中引入市場機制，維護農民土地權益。通過統籌兼顧，更有效地利用好土地。實際上，非農產業更高的效益可以使我們通過貿易“進口”土地，大豆進口就是一個例子。此外，要注意維護房地產業健康發展。文化娛樂等領域的消費擴大需較長過程，而房地產業將長期充當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