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改革中出現不同聲音的社會原因分析

　　魏杰，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科研所所長，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全國13個省市的經濟顧問，15家大型企業經濟顧問，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等 5家學會的副會長。魏杰教授有各種經濟專著20部出版，發表論文400 余篇。曾為三九集團、長虹集團等國內一批知名企業的發展規劃、股份制改造、資產重組、上市募股等項目出謀劃策，做了大量的指導性和操作性的工作，受到政府和企業界人士的高度贊揚。魏杰教授在經濟學界是“中國經濟學四小龍”（又稱“京城四少”）之一。近20年來，他的學術思想一直領先我國經濟改革實踐，被稱為“先思一步的經濟學家”，又有“魏指點”的稱號。作為中國經濟理論界的探索者，他曾獲經濟學界最高獎——孫治方經濟科學獎。1991年被評為國家有特殊貢獻的中青年專家。

　　7月10日-7月16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魏杰。----編者按

改革中出現不同聲音的社會原因分析     7月10日  星期一

　　文/魏杰 吳健

　　經歷過中國改革的全過程的人都應該都可以感覺到，從我們國家進入改革以來，對改革發生質疑最為突出的時期就是現在。為什么一方面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同時世界也上很看好中國經濟的增長，而另外一方面社會輿論上卻出現對改革懷疑乃至否定的聲音，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們認為，同樣還是需要在改革身上找原因。“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經過實踐證明是適合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的國情的，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們推行的大多數改革都取得了成功。但是這種“試錯”的方法自身的特點也決定了必然有失誤，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一些負面效果，首先是有一小部分的改革成效不大，或者說走錯了路，沒有成功；其次，有一些改革雖然比較成功，但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埋下了一些不良因素；此外，有一些原有的問題，在改革初期被暫時擱置，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改革進行到一定的程度時，問題必然會再次出現。所有這些原因具體來談，我們認為最主要有五點：

　　1、社會利益結構調整進入新時期

　　近五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利益結構調整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也就是說，一輪新的經濟利益調整已經開始。中國經濟利益結構調整的走向大致上是這樣的：利益增長首先從少數人開始，從小部分領域和行業開始，然后才能波及到整個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調整的時間上大致是十五年一個周期。改革開放到現在，剛好進入第二個周期的開始，也就是說，少數人利益增長比較快的時期剛剛開始。因此，在本輪利益結構調整中，雖然各階層的收入都有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收入增長最快的有五個階層：

　　一是非公有經濟的經營管理層。在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市場的背景下，得益于市場的進一步擴大和行業的進一步拓展，非公經濟中以前不能進入的行業現在可以進入了，以前沒法走出去的企業現在可以走出去了，企業效益提高很多，所以這個階層的收入上升比前幾年要快很多。

　　二是完成改革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層。完成改革的國有企業基本都能夠根據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來安排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等企業制度，企業經營管理層薪酬體系也初步建立起來，通過年薪制、期權計劃等多種形式來激勵經營管理層，體現其作為人力資本的價值。相對以前的工資體系，經營管理層的收入上升很多。

　　三是教育文化領域。相對于自身掌握的知識技術和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其實以前教育文化領域人士的收入一直是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的。在近幾年，由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和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需求有很大上升，該領域的人士收入也有上升。除了個別地區的義務教育以外，教育文化領域的收入從1999年開始上升得比較快。

　　四是醫療衛生相關和管理和經營層面。在改革的早期階段，人們對于健康的重視程度實際上是比較低的，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醫療衛生相關服務的發展相對落后于經濟的發展。而現在，隨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于健康的關注程度提高很快，導致醫療衛生市場的快速成長，醫療衛生相關行業的管理和經營層面收入也隨之有了較大的增長。

　　五是現代服務業。比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現代服務業屬于在國內屬于新興行業，它的出現和發展體現了我國社會專業化分工進一步發展，也是擴大服務業范圍和比重的客觀需要。這一類現代服務業不同于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一般都要求高素質、專業化的人才，基本屬于“白領”階層。由于我國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和法制化建設的推進，近幾年需求提高很快，基本處于供不應求的階段，因此從業人員的收入上升也較快。

　　上述五大群體就是在本輪利益調整初期利益上升最大的階層。通過對這五個群體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利益快速上升的人數比較少。經過我們的測算，這五個階層在可就業人數中所占的比例不到8%，是一個很小的比例。也就是說，我們剛剛進入少數人利益增長較快的時候。對于一輪新的利益結構調整初期，出現這樣的現象是比較正常的。但是很多人不了解這種周期性，也就不能理解這種現象。當他們的利益上升不快的時候，自然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利益上升很快的小群體上，小群體容易收到置疑和非議。尤其是有一部分人，從一開始就懷疑改革成果是不是被少數人享受，因此有各種各樣的提法和看法。

　　第二個特點是，本輪利益結構調整初期的利益上升群體中沒有包括政府人士。我們應該看到，除了那些腐敗分子以外，現在我們公開的政府人士收入增長并不快，這個階層的收入并沒有隨著前述階層收入的上升而上升。這樣一來，如果政府人士不能正確對待這一現象，就會出現兩個傾向：一是腐敗嚴重，如果不能通過公開正當的途徑獲得利益的提升，就從灰色的黑色的地帶來拿；二是對改革產生懷疑，甚至也產生非議，這個很容易理解，政府人士一直作為決策者和執行者推動著改革，結果到頭來發現自己的利益并沒有得到多少提升，自然會對改革產生懷疑。所以我們一直很關注政府人士的收入上升問題，我們的看法是，如果政府人士的收入不能隨著上述人群的收入上升的話，最后的結果會很麻煩。其實自改革以來，社會上就一直有一小部分人在反對改革、置疑改革，但是為什么在現在會大規模的出現置疑改革的傾向，而且在各種媒體上都明顯的表現出來呢？很大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政府人士這個階層的利益上升不太快，其自身對于改革的信念開始動搖，在某種意義上成了社會置疑改革問題的催化劑，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對改革的看法。

　　由于本輪利益結構調整初期的一系列特點，導致了這樣的一個后果，一方面是大多數人對改革有各種各樣的看法，而另一方面，政府如果不能正確看待的話，就會引發對改革方向的非議，甚至提出需要進行調整。所以最近要求停止改革，進行治理整頓的聲音有所提高。

　　2、改革進入負面效應的釋放期

　　改革實際上是需要成本的，任何經濟改革，一定有一個正面效應釋放期和負面效應釋放期，比如中國的農村改革，開始是正面效應釋放期，到1982年成為負面效應釋放期。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中，社會經濟中體現的主要是正面效應，這些負面效應還處在積累的階段，并沒有做一個集中的釋放。但是到近兩年，我們的改革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有的人把這個時期稱作“后改革時代”，在這個階段中國的改革的負面效應也開始釋放，尤其是在未來兩三年內，負面效應會釋放得非常快。可以說，中國總體經濟改革已經開始進入負面效應的釋放期。

　　對于人們來說，由于首先享受到的是正面效應，對于后面的負面效應就可能比較難以接受，或者會變得比較敏感。實際上從改革一開始，就決定了這些負面效應的產生是必然的，目前主要有這四個表現：

　　第一是工人下崗。據統計，國有企業改革導致3000多萬人下崗，雖然國家很努力的推進再就業工程，到最后只有100多萬人沒有再上崗，但是整個經歷過程是比較痛苦的。大規模的國企工人下崗，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創傷，往往容易讓人忽視再就業的成果，更容易忽視國企改革后企業效率提高給社會帶來的福利。所以在很多老百姓的眼中，對國有企業改革有這樣的一個誤會：國企改革就是要讓人下崗。

　　第二是農民失地。中國要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必然有一個農民喪失土地的問題。根據現在的統計，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每年約250萬至300萬畝，按1人1畝算，每年的失地農民就有250萬至300萬人。至于失地農民的總量，由于還存在很多違法占用耕地的情況，很不好統計，據估計大約有5000萬農民在改革中失去土地。這些失地農民其實是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做出了很大的犧牲的。過去的安置過程中，有一部分農民是安置好了的，但也必須承認，有很多沒安置好，尤其是通過單一的貨幣方式來補償效果不是太好，使得很多農民在失地以后的福利下降。而且，由于主要是因為城市化失地，這些失地農民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郊區，所以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越發達的地區失地農民數量越多，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是很容易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的。總的來說，現在失地農民往往成為置疑改革的一個重要人群。

　　第三是農民工進城。這個問題和農民失地一樣，實際上也是改革的結果，因為在過去的傳統體制下農民是不能進城的。中國現在有1億2000萬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建筑業等勞動力密集產業，過去二十多年來為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貢獻了很大的力量。他們在城市中生存，收入比沒有務工的時候要高，但是與城市常住居民的生活條件截然不同，主要問題是社會保障跟不上，沒有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甚至連子女的接受教育的權利也保證不了，所以這個階層雖然利益上升，但是經常沒有看到自身利益的增長而只是看到和城市人之間的差距，再加上工資支付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引發了農民工問題的不斷爆發，同時也埋下了很多的不穩定因素。

　　第四是收入差距。前面我們提到，中國的經濟利益結構調整一般是從少數人的利益增長開始，然后才能波及到整個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因此出現收入差距是必然的。現在很多人所認為的中國收入差距太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二元經濟問題。如果單獨就城鎮人員的收入差距來分析，我們實際上離警戒線很遠。但是將農村和城鎮放在一起綜合分析的時候，便超過了警戒線。因此中國的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是二元經濟的問題。 此外，社會上還非常關注的一個現象，那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帶來的收入差距過大。實際上，人們對收入分配的不滿情緒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上，往往把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歸結為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壟斷行業的壟斷利潤、獲得收入的機會不均等這些方面。因此，改革帶來的二元經濟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給社會正常的收入差距造成了一定的負面效應。

　　上述的四個負面效應，我們回頭來看，都是各種改革的必然：下崗是必然的，失地是必然的，民工進城是必然的，收入差距的出現也是必然的。因此，這些負面效應的集中釋放，也就必然導致負面效應承受者對改革的各種各樣的看法，在享受增長的同時引發對增長的各種懷疑，甚至是對目前整個改革的方向產生懷疑。

　　3、改革過程中對很多問題沒有取得共識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實際上對很多問題都是存在爭論的。這樣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束縛了改革的手腳，很可能會延誤中國經濟發展的時機。因此當時鄧小平同志果斷的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后來的改革過程中又接著提出“發展是硬道理”、“三個有利于”等理論，實際上是對各種爭論講“不要爭了”，將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結果是在很多問題并沒有取得整個社會的共識的情況下，改革就大刀闊斧的推行下來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們必須承認，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這樣的處理方式是正確而且有效的，為改革贏得了很多的時間和機會。

　　但是改革進行到現在這樣一個階段，沒有取得共識的問題也必然會開始暴露出來，有些問題還比較嚴重，一遇到沖擊，很容易引發動蕩。比如生產要素要不要參與社會分配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沒有取得共識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一直在討論，但并沒有取得共識，具體到實踐中，就體現為民營經濟是否應該參與分配，如果參與，應該分配多少才算合理。有人認為民營企業家出的僅僅就是資本，現在資本為什么參與這么多分配。首先是資本對于價值創造有沒有貢獻的問題，如果有貢獻可以參與分配，這個貢獻是多大，如何衡量？如果沒有貢獻，那就不應該參與分配。這樣的一些觀點的存在，反映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實際沒有取得共識。最近我們給14個民營企業發放了調查問卷，發放對象主要是工人，其中有一個問題是“你怎么看待企業的發展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在企業發展中，你的利益是不是得到保障”。問卷回收率為90%，合格問卷中85%的人認為：我們在民營企業雖然有一點收入，但民營企業主是剝削我們的。這就很明顯的沒有取得共識，大多數的工人認為這個是不合理的，因為在他們知識形成過程中，從義務教育到主流輿論都長期講這個是剝削的問題，沒有講到不同要素參與整個生產的創造過程，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形成共識，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我們國家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定位，從1982年十二大報告提出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到1997年十五大報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十六大明確提出“保護私人財產”，就是一個逐漸走向共識的過程，單單從這個過程的時間就可以看出，要達成共識是多么的不容易。

　　再比如，我們在在收入差別的標準上，也存在一些沒有達成共識的地方。本來我們改革的起點就是收入差別，沒有收入差別沒有活力，所以我們結果也有差別，但是具體到結果上差別多大，人們并沒有共識。這個是有道理的，當時小平同志提出來“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經濟增長成為政府的主要目標，收入差距開始產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快速增長，對效率的強調導致人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收入差距達到現在這個比較高的水平以后，沒有共識的問題就出來了，到底中國的收入差距保持在什么樣一個水平，是最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呢？

　　現在我們感覺到，和諧社會的第一條就是共識，沒有共識就談不到和諧，只有共識共贏制約才能達到和諧。我們過去在很多問題上沒有共識，而且這個狀況在許多現象的引導下越來越暴露出來了。如果我們在較短的時間里仍不能取得共識的結果，社會必然會有所晃動，也就必然會影響到改革的進程，甚至很可能會打斷改革的進程。

　　4、改革的走樣引發了人們的誤解

　　政府推行每一項改革，必然有它的既定目標，但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夠達到它的既定目標的。一旦改革的結果偏離了既定的目標，或者是過程中較遠的偏離了既定的路徑，改革就出現了走樣。就好比煮米飯，火候不夠，就可能做成夾生飯，而水放多了，又有可能熬成粥。

　　在我們的改革過程中，可以說走樣了的改革還是存在不少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較早開始的改革中，有很多走樣的地方。比如市場經濟改革中，我們希望政府影響企業的軌道能夠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干預企業行為轉變成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間接調節，但是，有的地方改革走了樣，存在著一些“畸形軌道”，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很微妙，政府一方面希望市場化，一方面卻還在繼續利用最后的權力，而企業一方面需要搞好和政府的關系，一方面要適應市場，由此帶來一些政府的尋租行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權錢交易等等，都是改革的走樣。

　　大家談論的比較多的還有醫療改革的走樣。現在有人說醫療改革失敗了，這個說法不準確，準確的說應該是過去的醫療改革不成功，實際上就是一些地方走樣了。其實醫療改革中的市場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市場化的時候，有些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不該市場化的卻市場化了，所以改革走了樣。

　　由此看來，改革發生走樣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任何改革都有走樣的風險。而改革走樣的原因有多種，有的是地方政府執行的走樣，沒有徹底貫徹精神，搞了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是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比如對一些壟斷行業的改革，一直進展就比較緩慢，容易走樣。改革中的這些問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是存在的。所以在改革開始的前二十年，大家并不認為改革走樣有多可怕，對于改革的走樣，是持一個溫和的包容和理解態度的，而且是積極采取各種方式來完善它。

　　但為什么近幾年，大家突然很嚴厲的對待走樣的改革，尤其是一系列新推行的改革，只要一走樣，馬上就會有很多置疑的聲音，甚至有一些叫停的聲音呢？我們認為，主要還是由于人們對改革認知的社會基礎不一樣造成的。認知的社會基礎不一樣，對改革認知就不一樣，容易對走樣的改革造成誤解。

　　這里就涉及到對改革的感知的問題，實際上，不同的年齡、不同的階層，對于改革的理解是差異很大的。有沒有經歷過傳統社會，有沒有全程經歷過改革，能不能從全局觀、歷史觀的角度看問題，對于一個人對改革的理解，會有很大的不同。一些承受改革負面效應的階層，雖然自身利益也有一定的增長，但是往往只看到不好的地方，只看到改革走樣的地方，沒有從全局、從歷史的角度來冷靜看待我們的改革和改革的走樣，自然會有誤解。

　　我們注意到，現在置疑改革的人群，除了那些負面效應承受階層以外，還有很大一個人群，就是現在的一些年輕人。他們享受到比以往優越得多的物質生活，接受到比以前好得多的教育，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本身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或者說是既得利益者，但是為什么他們對于改革的置疑還那么大呢？主要還是由于對改革的感知的問題。他們沒有經歷過傳統社會，沒經歷就沒有比較。實際上，經歷了改革全程的我們來看，走樣的改革也比傳統社會要好，甚至可以說是要好得多。但他們不那么看，就是因為沒有經歷改革以前的社會，所以對于改革的評判標準也就過于苛刻，以至于不能理解改革的走樣，也缺乏冷靜的思考，往往很容易把改革的走樣誤解為改革的失敗，加深了對于改革的置疑。

　　總的來說，進入改革的這一個新階段，社會對于改革走樣的誤解會比較嚴重，也是造成置疑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

　　5、政府穩定社會的能力非常有限

　　前面四點談的主要是社會中潛伏的不穩定因素，實際上，如果政府穩定的能力很強大，是不怕出現不穩定因素的。但問題在于，中國政府現在穩定社會的能力非常有限，主要有三點原因：

　　一是轉移支付的能力非常有限。轉移支付是政府穩定社會重要手段，美國的轉移支付能力很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用這個手段穩定社會的能力很強。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比美國差很遠，而且人均GDP剛剛進入1000～3000美金的區間，根據國際上的經驗，這個時候轉移支付的力度不能過大，一旦過大了，可能會有一部分人就選擇不工作了，轉移支付就失去了原有的效果，但是不轉移支付的話又難以穩定。而且中國現階段的主要問題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窮人太窮。如果窮人太窮，轉移支付力度太大會犧牲社會效益，反而影響我們把

　　二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很有限。首先主要是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力有限。現在人們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公共產品的提供，為什么最近流行講醫療改革失敗、教育改革失敗，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的供給能力非常有限，引發了人們的不滿。如果我們供給能力很強，能夠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很快提供這些公共產品的話，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比如，義務教育應該由政府解決，但是中央政府沒有能力，所以現在縣和鄉以下的中小學教育基本上都由地方政府買單，有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較困難，就很難買好這個單，最后出現交易不公平的問題，導致社會的不滿和民眾情緒的不穩定。當然，現在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能力的有限，不光體現在公共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本身，還在于政策供給和制度供給的有限，比如從最近的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醫療監管的制度就是很有問題的，要給中國的醫療改革提出一個有效的制度體系，是比較困難的，主要還是能力有限。

　　三是社會保障的基礎很差。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這三大最基本社會保障大部分是有賬沒有錢，這些錢從哪兒來，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現在我們經常提“拉美化”，其實拉美國家當時出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問題，這些國家的人均GDP剛剛進入1000～3000美金的區間，就馬上推行全民社會保障，給國家帶來了很大的財政壓力，缺口的部分只能通過外債來解決，加重了外債危機，而在國內，所謂的全民保障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在這樣的一個內外環境下，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激化便成為必然。近幾年泰國政府也推出了“全民醫療保險計劃”，我們不看好這個改革，這種超前的“全民福利”，極有可能將國家拖入“拉美化”的泥潭。因此，必須正視我國社會保障基礎差的現實，一旦對社會保障提出過高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給國家帶來危機。但是現在社會上各方面的呼聲很高，而且人口老齡化本身給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就很大，方向把握不好就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轉移支付、提供公共品、提供社會保障這三方面的能力都比較有限，這三條決定了政府穩定社會的能力不強，也就是說，社會容易出現晃動，對改革的進程也會是一個挑戰。

　　以上五點便是改革中出現不同聲音的主要社會原因，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導致了人們對于改革的置疑。這些置疑，是改革二十五年來最為集中、最為嚴重的一次。我們的很多同志，對于這樣的一種情況是從未經歷過的。因此，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討論一下，對于改革中出現的這些不同聲音，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

點擊進入 魏杰學者主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