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論新改革開放觀

　　楊帆，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日本經濟研究所，獲得世界經濟碩士學位。1994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工作，1995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在職博士，1999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已經發表論文上千篇，著作15本，總字數超過1000萬字。根據有關統計，楊帆在發表文章的數量和被轉載的數量，在經濟學家中居全國第一。

　　5月15日-5月21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楊帆。----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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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改革開放觀     5月17日  星期三

　　文/楊帆

　　一、為什么要提出新改革開放觀？因為舊的改革開放觀已經過時，不能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劃清界限，他們的市場經濟教條主義不能認識新形勢解決新問題，越來越墮落成為權力資本寡頭集團尋求既得利益的工具。他們反對新中央的新方針，把所有反對意見都污蔑為“反對改革開放”，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徹底的問題，這就可能把改革開放引向錯誤的方向，最終斷送改革開放的成果。 因此必須揭露之，并以新改革開放觀代替之。

　　新改革開放觀的要點是：揭露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誤導，繼續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將改革從經濟改革擴大到政治與社會改革；以公平優先原則糾正一系列社會不公，進行社會利益格局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但不能影響國家安全，要擺正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防止經濟依賴性過強，在加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堅持技術和經濟的自主性。

　　黨中央新一代領導提出以民為本，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科學可持續發展觀，為進行利益格局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奠定了基礎。新的改革開放觀的意義是為了貫徹上述方針，打破新自由主義對改革開放的解釋權和話語壟斷權，推動中國社會認識目前的問題，防止未來潛在的危機，維護改革開放的成果并保持其正確的方向。

　　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化還沒有完成，在許多方面開放不夠，因此需要堅持改革開放。但是，不能簡單地以市場化和全球化概括下一時期的改革開放。改革也包括市場經濟的規范，政府調控的完善，利益格局的調整，政治現代化和文化重建。開放也應該包括中國人向國際社會自由移民，在發達國家沒有向我們開放移民的時候，中國不能無條件無限度地向國際資本開放國內市場，不能讓國際資本主導我國的產業和技術發展。

　　任何革命或者改革都包含著利益的再分配，中國的漸進改革的特點是利益轉移的隱蔽性。不能只講機制的改變不講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不能只講與國際接軌而不講中國人的民族性與國家利益，不能滿足于形式上的自由而忽視人民大眾的實質自由民主權利，不能片面追求形式上與國際接軌而不講改革開放的性質與利益分配格局。由于中國社會高度集中的權力基礎沒有根本改變，特別要防止在改革開放中的腐敗和權力資本化失去控制，進一步走向買辦化，最終被一小撮人篡奪改革開放果實，將中國改革的目標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變成一個官僚買辦資本控制的，兩極分化的，失去獨立主權的拉美化社會。

　　三、國內改革的基本點是要將“效率優先”變成“公平優先”，堅決打擊腐敗，縮小兩極分化。新改革開放觀支持必要的改革，但要求對改革中受損失的社會階層給予充分的補償，做到尊重歷史，照顧弱勢群體。

　　新改革開放觀堅決反對為腐敗辯護的“資本原始積累論”。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早已在計劃經濟時代完成了，不存在利用改革開放進行新的“私人資本原始積累” 階段。 那種“讓權力靠近市場”， 依靠強勢集團暴富作為改革動力的觀點，是非常危險的，必將使腐敗變得難以控制，陷入“路徑依賴”不能自拔。

　　我們反對以效率作為改變產權歸屬的依據。即使國有企業的效率真的不高，也不能送給極少數經營者和他們背后的權力階層。國有企業是需要改革的，大部分中小企業已經改制，需要納入反腐敗軌道清查其中的流失問題。目前200家特大型國有企業，數百家國防企業和科研院所，應按國家戰略產業進行改組，以非股權控制為主，進行股份制改造，在國有與私有，國內與國際，軍工與民用之間闖出一條新路。

　　新改革開放觀反對市場迷信。經濟學早就揭露了市場機制自動產生壟斷，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制造兩極分化等缺陷。我們進一步懷疑“均衡市場”假設的可靠性。市場經濟特別在金融領域是不均衡的，非強有力的綜合手段不足以遏止經濟泡沫的發生。盲目主張政府退出，把一切交給市場，就是主張投機資本和壟斷資本泛濫。

　　四、必須打破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的誤導。中國學術界的不正常，是“經濟學主流派”的話語霸權造成，他們既然占據了優勢地位，就以沉默封殺對手，誣蔑對手的學術水平與人格，使學術界真名真姓的批判與反批判不能開展。參加公開辯論馬上就暴露出專橫與無禮，他們在主流媒體上是明星，但在網絡上是過街老鼠，說明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出現巨大社會分裂。

　　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已被實踐擯棄。2004年8月“經濟學非主流派”支持郎咸平打破封鎖，進行國企改革大辯論，其意義不在學術，也不在國企，而是暴露問題和澄清觀點。在這次爭論中，盛行10年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已失語，在 ”中左,中右，極左，極右”四種思潮中出現重要格局: 以中左派提出問題，老左派響應，中間派和中右派跟進，在網絡民意強大支持下，形成前所未有的，社會性的, 批判極右翼的社會潮流，促使政府重新審視政策，出現中央決策與民間輿論的良性互動，為揭露和糾正中國的實際問題, 維護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創造出實踐和理論結合的新模式。其實這種模式，在孫志剛，拆遷等問題上已經出現了。

　　思想陣營并不是按照“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劃分的。這是自由主義在90年代中期制造的話語陷阱。在策略方面他們把鄧小平說的”左是主要危險”絕對化，不分時間地點具體問題，把所有不同意見全部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左派”政治帽子，他們仿效的是他們自己最痛恨的反右派的辦法。

　　真正能夠破壞改革開放的正是國際極右翼的“新自由主義”，他們采取了“默認強者，依靠強者，壯大強者”的路線。強者是誰？國內是權力，國際是大資本和美國霸權。因此，1995年以后中國改革就一步步向權力資本化方向蛻變，2000年加入WTO以后，開放就向買辦化方向蛻變，他們的目標是在中國發展“權力――寡頭――買辦”三位一體的利益集團，其代表人物就是政治、經濟、文化界一小撮人的“精英聯盟”。他們得到國際反華勢力長期支持。如果得勢，首先破壞的就是國家安全和大國利益，大多數人民和民族企業失去國家保護，在國際競爭中難以發展甚至無法生存。

　　在這樣的形勢下, 我們提出新改革開放觀，不是反對或者妨害改革開放，而是維護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制約強勢集團的惡性膨脹。

　　我們以“大國”立論，無論觀點如何，首先打破了“經濟理性人”的假設。何謂“理性人”——資本是也，國際資本是也。在國際資本主導下的世界是不承認發展中國家“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的。2003年以來中國盛行“安全熱”、“大國熱”，都標志“經濟學主流派”話語霸權的破產。

　　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0年以“經濟學非主流”批判主流，我對主流的定義就是“以經濟學面目出現的國際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理論上最大意義就是以新的線索分析中國問題。文化學者不懂經濟, 他們把經濟爭論作為全部爭論的分支。其實不然，25年以來中國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 其中出現的問題與辯論，當然就是全部中國問題的核心，好像遵義會議集中糾正教條主義軍事路線一樣。中國目前思想界的核心任務是批判和揭露“經濟學主流派”所代表的寡頭主義，由此必然從經濟問題延伸到各個文化領域。自由派和左派都會發生分化。希望我與王先生的討論能夠符合這一趨勢，促使自由主義與寡頭主義劃清界線，促使“左翼”反思傳統社會主義，共同走向愛國主義和新社會主義。

　　五、在對外開放方面以“大國”立論，首先是承認國家利益的現實存在。 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問題，其出發點不是資本邏輯而是國家安全邏輯。國家要素包括領土、主權、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壞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不能因為政府體制有缺點就否定國家利益。我們判斷政府好壞的最重要標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證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如不能保證就喪失基本合法性。民選與否當然很重要，其作用是：當政府不能保證國家和人民利益時，人民可彈劾之。在本質上，要求民主和維護國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國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錯誤的，以民主名義否定國家利益也是錯誤的。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是實踐的突破，要把民主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民主從維護國家利益開始，比如對臺灣問題舉行公民投票，對WTO在人大公開辯論和表決，民主主義必然加強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因為賣國的人總是少數，他們是壓迫大多數人民的，怎么能夠喜歡民主呢？

　　1995年中國自由主義右翼達成共識，把自由與民主分開并且拋棄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顧實質自由，以效率否定社會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變產權歸屬。從鄉鎮企業到國有企業推行權力資本化, 經濟自由主義蛻變為新自由主義與權力結盟。在2001—2004年黨和國家最高層權力過渡期，一個以MBO 為幌子，以部分地方政府、國企負責人、管理機構與金融騙子為動力的，全面權力瓜分國有資產的局面已經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斂。

　　我在1998年指出，中國的權力資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聯盟，必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并走向買辦化。我的預言在2002年成為現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借修憲保護私有財產之機，提出“赦免原罪”論，“神圣不可侵犯論”，企圖為權力資本化直接爭取合法性，因為“神圣”意味著不能追查來源。修憲結果是把公有財產“神圣”去掉，實現了“公私財產對等”。想直接推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暴富階層爭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開放”名義走買辦化道路就是權力資本發展之必然，但是這樣以來，也就毀滅了民營資本自身。

　　中國即將發生愛國主義與買辦主義的大辯論。其社會背景是：加入WTO 對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沖擊；大學生泡沫的破滅，事業單位改革知識分子進一步分化；經濟嚴重依靠于國際市場, 國家安全形勢日趨嚴重。我們的目標是把辯論納入愛國主義框架，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盲目與國際接軌論”，“靜態比較利益論”，“依靠跨國公司技術轉移論”。

　　六、我們從邏輯上導出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國家安全為中心進行全面戰略調整的必要性，設立假想敵人的重要性。

　　國家安全基本原則是:

　　第一，確立國家與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標。新的大國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現實利益格局的打壓和遏制的，無論中國采取什么體制都是一樣，必須以綜合手段沖破這種打壓和封鎖，特別要警惕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破壞，不受國際新自由主義勢力的誤導，在關鍵時刻敢于和國際強權勢力攤牌。所謂 “霸權禪讓論” 鼓吹向國際霸權妥協甚至做幫兇, 斷言挑戰國際霸權必敗, 已經對國家戰略產生了消極影響, 應該肅清其流毒。

　　第二，采取綜合一體化的手段。

　　在虛擬空間高度發達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國家安全已從傳統領土安全擴展到綜合安全，戰爭從常規軍事戰爭擴展到科技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個人和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國家民族和文明層次，而涵蓋了科技軍事金融和媒體關鍵部位的虛擬空間，將成為競爭和沖突的主要戰場。因此中國崛起的不能從單個個人和企業出發，必須是個人, 家族, 企業, 國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 軍事, 經濟, 科技手段并用的長期奮斗過程------這是新愛國主義產生的基礎。

　　第三，新安全觀包括主權安全，綜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國家享有主權，包括獨立權，管轄權，平等權，自衛權。國家綜合安全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信息安全等等。經濟安全是國家綜合安全的核心，因為和平時期經濟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核心，經濟和科技是綜合國力的基礎，經濟對外依賴性應該適度，經濟命脈不能被外資控制，外國勢力不能干政，宏觀經濟運行要與國際協調，防止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從經濟安全派生出來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軍事安全仍舊是國家安全的支柱。

　　第四，解決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脫節的問題。“先經濟后國防”應該改變了。社會財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經濟發達了，寡頭們勢力也強大了，他們進一步削弱國家安全，結果是: GDP 越高越沒有國防。

　　國家崛起的根本標志是對外戰爭的勝利，是國防高科技的強大, 而不是消費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數人利益的兩極分化。即使是“和平與發展”時期，戰爭也沒有消失，只是轉變形式而已。競爭的本質是沖突而不是交易，結果是單贏而不是雙贏。

　　大國戰略最大特點就是經濟可以自成體系，對外貿和外資依賴程度低。而中國似乎采取小國戰略，對國際市場依賴太高。即使沒有臺獨和戰爭，發展市場經濟和小康社會, 資源遠遠不夠。經濟上依賴國際市場而又沒有強大國防，這是國家安全危機的根源。

　　第五， 樹立獨立發展理念，為“全球化”條件下的民族國家定位。

　　對外開放不能放棄國家保護，只能改變保護的形式。中國的個人，企業，政府和軍隊，在國際霸權和國際資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國家的保護和整合。國家不是為國際資本服務的，應支持民族企業介入國際競爭，以強大的國防力量保證基本競爭地位。

　　確立國家安全的底線和國防地位。 國家安全的底線首先是傳統的領土與主權完整概念，然后擴大到經濟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個方面。

　　開放的市場經濟要求“大國防”概念。與自然經濟講生存權不同，市場經濟講發展權，并將國家安全邊界擴展到領土邊界之外。以馬六甲海峽為中心的制海權是國家安全的中心，未來中國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馬六甲”。保障國際貿易通道，應以此為目標發展中國的海陸空天力量。

　　市場經濟和資本要求市場與資源擴張, 16億中國人進入小康社會需要占用相當份額的世界資源, 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如果沒有能力達到，中國人只能是少數強者占有稀缺資源，這是兩極分化的深層原因。中國已經有條件把經濟力量向國防力量轉化，開始新的“國防優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時期。如果周邊緊張，則需要優先發展國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鮮半島、馬六甲海峽是中國傳統地緣屏障，屬于中國安全邊界，必須有強大的海陸空軍力量能夠達到。要對國防進行補償性投入。

　　全球化條件下軍事力量應該保衛國家的發展權而不僅僅是生存權。國家安全不僅是生存概念，更是發展概念。與自然經濟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同，中國國家安全應是維護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概念；國家安全應從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經濟利益安全；外交和國防應從獨守家門轉變為積極進取；從制陸權為主的作戰方式，轉變為以現代信息高科技為主導的制海制空權。中國已形成強勁發展的生產力，未來5年世界經濟蕭條，大量過剩資本進入中國將進一步增強供給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維持可持續發展，不得不依賴海外資源并維持海外市場，沒有這兩條，市場經濟解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終將因為沒有出路而崩潰。任何大國的高速全面發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賴本國資源。在國內能源成本遠遠高于國際水平的歷史階段，空談什么“立足于國內開發，多元化能源戰略”等等，實際是回避中國不可避免的選擇：或者使用國內高價能源以降低經濟增長率和國民消費水平，或者打破美國封鎖在世界范圍內獲取廉價能源。中國的國家利益包括海權利益，不可避免地要與美國海上霸權發生沖突。

　　七、正確估計未來20年安全形勢

　　美國制造的 “民主和平論”, 說非民主國家經濟強大了必然侵略別人, 這是美國蓄意制造假想敵，制約中國國防的戰略謀劃。在理論上說，對外戰爭與內部民主與否沒有必然聯系，真正的危險臺獨日本利用我們的弱點進行挑釁。

　　經濟繁榮消磨中國人斗志，一個時期“韜光養晦”使綏靖主義思潮滋長蔓延。趁機發跡的“精英階層”，本來也沒有多少文化底蘊和尚武精神，只考慮合縱連橫把禍水引向他人，投機取巧搭便車，缺乏大國思維和大國戰略。他們鼓勵奢侈消費而貶低誠實勞動，排斥富國強兵鼓吹短期行為。據他們說世界變了，中國國家安全可以依靠美國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國為他們提供市場和賺錢機會，在價值取向上 “靠攏主流” 就可以了，發展國防不但打不過人家，還會刺激人家遏制你的發展。廢除武備不會帶來強敵外侮，而是一個永久和平與發展小康社會。 綏靖主義說中國有20年發展機遇，是因為美國20年之內反恐，不會把中國作為主要敵人。他們鼓吹中美經濟互相融合與依賴，鼓吹中國拿一億條褲子去換美國一架波音飛機；他們假定美國是一個為了經濟利益可以不堅持意識形態的國家，假定美國理想主義是假的，現實主義是真的，而且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只要中國以喪失自己的航空制造業為代價，每年購買美國幾十架波音飛機，就可以依靠或者利用美國來制止臺獨和日本軍國主義。這只是一種可能性且極不可靠。絕對不能把自己國家的安全寄托于他人。

　　應“樹立假想敵”。“國無敵國外患，國恒亡”，中國許多弊病都源于此。應重新解釋“和平與發展”，和平是目標而不是現實，不能不惜一切代價求一隅偏安，爭取和平的最有效手段是發展國防。以備戰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偏安則和平亡，中國不僅不能崛起，反而被臺獨勢力逼到 “不外戰就內戰” 的境地。美國以反恐為名占領中東，威脅中東朝鮮和臺灣，本身就是對中國安全的威脅。

　　八、2009年發展與安全問題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平均年增8%，90年代9%，21世紀前10年可達到8%，基礎設施能力有很大提高，國家外匯儲備創6000億美圓高峰，可通過進口緩解通貨壓力。人民幣還有20-30%上升空間。2009年以美圓計算GDP可提高1倍超過日本，人口14。8億，人均GDP達到1500美圓。

　　總量膨脹，財富增加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如果財富分配如果失衡，中國發展前景面臨巨大風險。經25年改革開放，中國出現多方面不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與國防和公共教育衛生發展不平衡；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可持續發展不平衡；經濟改革與政治社會改革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平衡；沿海地區與中西部發展不平衡；社會各階層發展不平衡；經濟與思想文化不平衡。失衡的核心是新增利益和原有利益如何在社會各集團之間，在局部和整體之間，在眼前和長遠之間分配，在國內和國際之間分配的問題。只有調整利益格局才能保持社會穩定，為進一步發展提供條件。

　　不平衡發展在一定發展階段是必須的，只要能夠及時調整就沒有問題。但是“路徑依賴”原理告訴我們，任何發展模式都產生既得利益集團，它們會反對調整，使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在經濟表面繁榮背后積累結構性矛盾和危機因素。

　　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過程中已經出現并將繼續惡化以下問題：需求嚴重依賴于國際市場；能源原材料嚴重依賴于進口；國際跨國公司控制我經濟命脈；腐敗蔓延降低政府能力；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加劇；權力資本惡性膨脹并有買辦化趨勢；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等等。以上矛盾將集中表現為經濟與社會不安全。當內部矛盾激烈的時候，既得利益集團傾向于買辦化來維護自己，絕無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可言，這就會導致中國的現代化利益大量流失，最終結束經濟增長，陷入長期的半死不活的危機之中，這樣的經濟結構就是不能打仗的結構，怎么會威脅臺灣或者亞洲?

　　九、民營資本重新定位，上升成為民族資本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得到政府的重用和傳媒吹捧，極力鼓吹靜態比較利益，中國只能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又鼓吹技術已經成為流動要素，可依靠跨國公司技術轉移，企圖毀掉中國獨立自主的高科技，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中國民營資本如果要發展就要重新定位，重新選擇理論代言人. 首先應該定位自己是強者還是弱者。 前25年選擇新自由主義路線，是由于發展的需要。那時有國家保護，企業家迅速崛起，相信弱肉強食這一套，反而批評政府干預。現在政府不干預的結果是什么？就是勾結外國資本吃掉民族企業，后幾年中國腐敗可能加劇到不可想象程度。國際跨國公司行賄操縱政治和政府的手段遠高于中國民間資本。以后腐敗的實際作用就是政府權力和跨國公司資本結合起來吃掉中國民間資本。

　　中國民間資本現在應該發現自己是弱者，弱者信奉新自由主義就是信奉吃掉自己的理論。民間資本要上升為民族資本，要求國家保護，這是中國未來民族資本想存在的經濟思想，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新社會主義，要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后幾年中國民營資本的前途在于自己的選擇: 是爭取國家保護，還是作國際資本的附庸?

　　十、文化安全的關鍵是重建信仰。

　　300年來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壓倒谷底，是因為我們在戰爭中敗于西方，因此精英層思想和價值取向是追隨西方，每逢改革潮流就批判孔子。他們一整套世界觀，從庸俗進化論，直線歷史觀，西方普適價值觀，西方文化中心論，科技至上論，自由市場論，自由選擇論，歷史虛無主義和盲目接軌論，在改革初期起到積極作用，在90年代走向反面，納入新自由主義軌道，填補中國意識形態真空，起到了瓦解國家民族的消極作用。

　　在批判新自由主義過程中，應該樹立新的文明，這就是以孔子---孫中山----馬克思----毛澤東為線索的中國文明，同時能夠吸取西方先進的文明。對于西方的學習只能夠停留在技術和制度層面是由于信仰系統無法移植，說全盤接軌等于不要信仰體系，先進制度最終不能建立起來。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民族主義, 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作為民族信仰的基礎。

　　中國的發展現在正處于關鍵時期，能不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團誤導，克服權力資本化買辦化傾向，是關鍵問題。因此，需要新的一次“撥亂返正”，徹底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誤導，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目標，樹立新的改革開放觀和科學可持續發展觀，在假設外部敵人的前提下，徹底清除腐敗以增加政府能力，扶植戰略產業以參加國際競爭。如繼續遵循新自由主義路線，那么國內金融危機和臺灣獨立就可能發生，許多國家和文明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過程中間衰敗甚至瓦解的危險，在中國也不是不存在。歷史有自身的規律，但自己的道路總是自己選擇的。中國人又一次在選擇自己的命運，衰落還是崛起，有時就在觀念的選擇。

　　這就是我們提出新改革開放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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