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中國企業界真的不需要國家主義嗎

　　楊帆，1951年生于北京。1984年畢業于吉林大學日本經濟研究所，獲得世界經濟碩士學位。1994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工作，1995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在職博士，1999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已經發表論文上千篇，著作15本，總字數超過1000萬字。根據有關統計，楊帆在發表文章的數量和被轉載的數量，在經濟學家中居全國第一。

　　5月15日-5月21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楊帆。----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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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界真的不需要國家主義嗎     5月16日  星期二

　　文/楊帆

　　中國企業界真的不需要國家主義嗎？

　　----論民營資本需要提升為民族資本

　　一.經濟自由主義應該完全排斥國家主義嗎？

　　在我們中國新崛起的民營企業家面前，有兩種理論，一種是新自由主義，一種是國家主義。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自于英國政治經濟學“看不見的手”，從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設出發，為企業設定了“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以靜態比較利益為根據，主張自由貿易，反對國家保護。他們認為國家保護產業，會助長腐敗，降低效率，產生利益集團尋租，而自由貿易，則可以使國家和企業享受國際分工的優勢，取得最大的利潤。 經濟自由主義作為理論體系，政策主張和價值導向，數百年以來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的主流。 這樣的理論是有誤導的，它在“經濟互相依賴與融合”的外衣下，掩蓋了企業的主導和控制權的問題，這樣的理論在本質上符合強者的利益， 不符合中國民營資本的利益。 因為強者是作為“國際領導者”霸主國家，是國際大跨國公司，而不是中國民營資本。 當然，共同利益也是有的。弱國和弱小企業作為附屬，也可以得到少許利益，但你如果真的要強大自立，就會受到強者的控制和打壓。沒有國家的保護和支持，民營企業僅憑自身能力很難發展得起來。

　　其實，歷史上4個最大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工業化的，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以死刑禁止絲綢和紡織品的進口，美國在20 世紀20---40 年代，關稅平均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達60%。日本戰后迅速復興是由于美國的優惠關稅政策，美國允許日本的關稅率在15%以上，而美國對日本的關稅只有5%。日本筱原三代平運用動態比較利益理論，提出“產業結構論”，主張國家扶植需求彈性高，能夠促進社會生產率提高的產業，即重化工業，獲得成功。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不起來，根本原因是國家對外戰爭的失敗，以5% 的關稅對美國 40% 的關稅，誰能夠發展得起來自不必說。這與制度，官辦還是民辦，沒有直接的關系。 如果自己國家的國防力量相差太遠，那么企業在與外商的交易中能否“雙贏”，什么樣的“雙贏”，就值得懷疑了。

　　與此相反，“非主流經濟學”主張在落后國家由于企業弱小，需要以國家力量保護產業，創造動態比較利益。 如德國歷史學派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 其代表的是后進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自主工業化道路”。 越是后進，越需要國家保護。其實，發達國家也同樣保護自己的骨干企業，支持根本性的科技創新，比如美國政府策劃的波音兼并麥道，歐洲5國合作制造空中客車，等等。只不過他們不明說，而且保護方式不同而已。他們之所以不惜違背自己的基本信條，以國家力量支持大公司合并與壟斷，是出于國際競爭的需要。在高科技的巨額投資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間，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天真或者愚蠢到放棄現成的國家力量，把參與國際競爭的任務交給企業獨立承擔的----當然，那些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誤導的國家除外。這樣參與國際競爭，受損失最大的，當屬民營企業。 所謂“以市場換技術”，即使能換得來，也是消費者得好處，民營資本作為生產者并不能控制新技術。而讓市場，卻是貨真價實地讓出了民族企業的未來發展空間。 你準備試制的產品，或者剛剛試制成功的產品，被進口貨替代了，你還研制什么？于是，就只能為外資加工配件，成為“世界加工廠”，中國的龐大飛機工業就只能為波音配尾巴。于是，中國的GDP越來越大，GNP越來越小，其差額就是就是外資的利潤。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總量高速增長，消費過度升級，民營企業卻賺不到錢，核心技術被外資所掌握，損害的是長期競爭力。

　　二.參與全球化能夠消解民族國家利益嗎？

　　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由貿易理論在新經濟的技術基礎上，升級為“全球化，地球村”的主流話語霸權,過去“國際化”的說法，尚且承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經濟，民族產業的存在， 自由貿易和投資受到國家關稅和其他政策的限制與保護，產業主體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國家，金融自由化剛剛開始，尚未根本觸動民族國家的社會結構。

　　“全球化”概念，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經濟，金融創新與危機，跨國公司擴張，美圓霸權聯系在一起的，在本質上是要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和民族產業進行解構。西方主流話語所解釋的“全球化”要點是：

　　第一，全球化是指生產要素不受國界限制而自由流動，但是發達國家一貫把勞動力自由流動排除在外，于是，全球化就成為國際資本單方面的自由流動，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優勢只能通過引進外資，生產勞動密集型商品，向發達國家出口的扭曲形式表現出來。

　　第二，以個人利益最大化，企業經濟效益，取代社會總體和長遠利益；

　　第三，以跨國公司的全球經濟效益，取代民族國家的國家綜合效益。

　　第四，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產業整合，控制或者吞吃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產業；以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影響和限制民族國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響民族國家的內政和政策制定，

　　第五，以美圓的世界霸權，主導國際金融和匯率，操縱國際金融市場。以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協調，影響和限制民族國家的宏觀調控，削弱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

　　第六，以美國的新經濟和技術優勢，主導世界高科技發展，以知識產權和標準，控制各國經濟與產業。

　　第七，保持西方意識形態優勢，操縱輿論導向，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思想。

　　第八，以軍事力量作為最后手段， 強行推行美國式民主，

　　遏止新大國崛起，甚至使他們分裂和瓦解。

　　第九，將“國家安全概念”大大擴展，一方面以“綜合安全”代替國防安全，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媒體力量的綜合使用；一方面將“國家安全邊界”擴大到領土之外，國防的目標是保衛國家安全邊界，這個安全邊界是大大超越了領土的，對美國來說是全球范圍；對日本來說，就是馬六甲海峽的“石油生命線”。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戰略和政策，在本質上是美國單極霸權主義的表現。不存在什么純粹“客觀的經濟歷史規律”，歷史是人創造的，是無數利益主體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重大的決策和天才的思想，都可能在選擇歷史方向的關鍵時刻起決定性作用，一旦走上某條道路。就可能產生“路徑依賴”，長期不能修正。這就是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作為“人為設計”的過程，“全球化”是由國際霸主的超級大國以綜合國力為擔保推動的，美國通過全世界的軍事存在，對國際組織提供經費，取得了制定規則，裁判異端，調節糾紛的主導權。蘇聯的瓦解，東亞的危機，新經濟的成功，中國四億過剩勞動力以產品的形式加入國際市場，都強化了大資本的力量，使新自由主義理論成為主流。 美國因此獲得了超強的世紀霸主地位：

　　----軍事優勢。140多萬陸海空三軍部隊，擁有世界上數額最高的軍費和最高的技術水平，總體實力超過排在它后面的世界10強的實力總和。

　　----在世界重點地區的軍事存在。蘇東解體后，美國在西歐的駐軍仍有10萬人，在亞洲(主要是在日本和韓國)的數目大體相當，中東25萬人，巴爾干2萬人。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第七艦隊)和地中海艦隊(第六艦隊)在海灣、臺灣海峽、地中海東岸和巴爾干半島南部保持經常性巡弋，隨時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脅。近年來在科威特駐軍，并且占領了阿富汗和伊拉克。

　　----高科技優勢。美國在世界高科技的7大領域(航空航天、生物遺傳工程、人工智能、微電子通訊技術、新型原材料、電腦芯片和核技術)都具有相當優勢，并使國際社會對它具有一定依賴。

　　-----總體經濟實力及在國際金融的控制力。國內生產總值9萬億美元，占全球1/3。美國金融市場包含了世界2/3投資。美元霸權，美國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控制，具有影響他國內政外交的手段。

　　根據國內對綜合國力的評估：美國綜合國力值遙遙領先；日本綜合國力值等于美國60%；法英德基本同一個水平，約等于美國一半；俄羅斯為美國40%；中國為美國1/4，法、英、德的1/2，俄羅斯的2/3。評估報告的取值主要包括經濟、軍事、科教、資源。在經濟領域，中國分值略高于俄羅斯，不到美國的1/3；在軍事領域相當于美國1/9，俄羅斯1/3，英法1/2，與日本、德國接近；在科教領域，中國分值只有美國1/7，法英德1/5，俄羅斯1/2弱；在資源領域，俄羅斯第一，中國第二，美國第三。中國最弱于美國的是軍事力量，與其他6國相比，中國最弱的為科教水平。歐盟沒有強有力的權力核心，決策中心，很難形成對美抗衡力。俄羅斯在軍事上仍為第二強國，困難在經濟方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0內可望增長1倍。日本綜合國力在亞洲最強，但發展高潮已過，空間不大。

　　假設美國綜合國力年均增長速度為3%，中國為7%，中國達到美國水平需36年，達到法國水平需18年。該評估同時指出，中國始終保持綜合國力的高增長較難，若中國年均增長的速度為5%，在14年內，綜合國力與美國的相對差距逐年減少，但絕對差距逐年增大，第15年后，絕對差距才開始減少。希望東亞的區域化像歐洲一體化那樣，是不現實的。在20-30年的時間里，不大可能出現能夠結束“美國世紀”的力量。

　　在全球大型跨國公司中，美國占了大部分，發達國家占了絕大部分；世界外匯儲備是美圓；國際貿易70%是以美圓結算的；世界各國大量優秀人才和資金，流向了美國；2000年全球軟件生產共16000億美圓，美國占了12000多億，印度占70億美圓，中國只有幾億美圓，出口只有幾千萬美圓；美國占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發明專利，并且醞釀更大的突破，如生物工程，新一代互聯網和計算機；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流向。

　　中小國家可以依附于美國換得經濟利益，大國則不同。由于腹地遼闊，人口眾多，可以為企業提供廣闊的國內市場，加入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利益比小國要小得多。大國接受自由貿易是有限度的。日本韓國一直走經濟民族主義道路，直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美國終于通過國際經濟組織控制了這些國家的宏觀經濟，美國還利用安保條約禁止日本韓國獨立生產飛機，只讓它們給波音飛機配件。巴西和加拿大這些依附于美國的鄰國均可獨立生產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歐洲4個國家，則聯合生產空中客車，與美國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彈，并建造第3艘航空母艦。

　　象中國和俄羅斯這樣在地緣政治，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文化與美國不同的國家，更不可能全盤接受西方解釋的“全球化”。俄羅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沒有得到西方援助，其實力仍舊依靠自己的資源和國防產業。

　　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全球化問題，與經濟角度不同，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以國家總體利益為原則的。地緣政治，講的就是國家利益。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特別多，說明美國十分重視自己國家的利益，只不過美國是世界霸主，可以用“全球化”作為自己國家利益的代名詞而已。

　　經濟學是以企業和個人為基礎，以經濟效益為原則考慮問題的，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多，在90年代被捧到神學位置，金錢和利益關系代替了信仰和道德。90年代中國思想界被經濟思維所控制，經濟學又被新自由主義所控制，造成嚴重的市場教條主義，話語霸權已經形成，對于持不同意見的經濟學家，在資格上貶低，在形象上妖魔化，以至于在經濟學主流話語中，幾乎沒有“國家安全，民族經濟，戰略產業，國防建設，國家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這樣的概念。

　　就國家總體利益而言，即使“和平崛起”之路能夠走的通，也需要國家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強調國家利益，國防力量和民族凝聚力。 因為，中國進入重化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需要極大的能源和資源消耗，經濟高度依賴國際市場，這15年是我們最容易受到外力脅迫甚至直接攻擊，威脅我們的國家利益和主權，進一步影響到國內社會穩定。 因此，我們國家安全的概念也應該擴大，我們的國防力量要能夠保護“國家安全邊界”，特別是經濟安全。 作為大國，中國有史以來最基本的問題，一是治水，二是國防； 要保證主體板塊不分裂，不出現劃江治的南北朝，現在則要防止東部與內地的分裂，城市與農村的分裂；國際上則要貫通歐亞大陸橋。這個歷史的任務不能因為現代化而消失。

　　走向市場化民主化，融入國際社會是大勢所趨，但這并不意味著否定國家利益和國家干預，削弱國防力量，喪失國家信仰和民族凝聚力。 愛國主義，包括新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必然產物和必要補充，兩方面不能失去平衡。

　　三，自主創新能夠放棄國家主導嗎？

　　經過長期爭論， 那種主張把科技進步交給國際跨國公司，依靠外資技術轉移實現技術進步的“開放創新論”，終于沒有被決策層接受。 但是，“自主創新論”也有模糊之處，它沒有明確，根本性的科技進步究竟是由國家主導，還是由企業主導。 奇瑞汽車是企業主導，但大飛機只能以國家主導。

　　“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控制中國15年，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和理論教條，他們對毛澤東時期國家主導工業化耿耿于懷，必徹底否定“趕超戰略”為快；許多中國人不敢與波音和空客競爭，安于長期作消費者，也不想坐國產飛機，他們喪失斗志，不再想成為國際舞臺上的高科技產品的生產者；坐享消費繁榮的中國人，開始懷疑自己的創新能力，以為弱不能變強，弱不能勝強，在精神上首先認輸了。他們以為發揮比較優勢，用勞動密集型產品去換大飛機和高科技產品更合算，中國低工資的優勢還能持續30年，為什么還要費時費力去參與國際競爭？ 他們尤其反感國家干預，寧可企業變成國際資本的附庸，中國成為低級加工廠也在所不惜。其背后已經不是什么經濟道理，而是對自己國家力量和體制心存反感，對自己的民族沒有信心，這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我們主張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國家主義，新的含義是：

　　1.承認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基本規律并且積極參與，在此規

　　律之上強調國家利益，國家主導創造比較利益，國家支持企業進行根本性的技術創新，力爭多掌握一些核心技術，并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中國的技術和工業體系， 應該是開放的，與國際合作的，但應具備自主性，不能被國際跨國公司所整合，納入他們的軌道。

　　2. 國家對于企業技術進步的支持，主要不是通過計劃經

　　濟和國有制，而是通過扶植國家戰略產業，如核，航空，航天，電子，機械，基礎科技發明，進行戰略物資儲備。 國家計劃是不可缺的，補貼是需要的。 戰略產業不能分拆，自我競爭。 戰略產業，應該實行國家主導下的軍民結合，國民結合，計劃與市場結合，結合的方式就是國家定貨，公開招標，把有技術能力的民營企業通過技術合同，納入國家戰略產業的軌道。 這是國際通行的“ 非股權控制”，比股權控制有效得多；同時為民營資本開辟廣闊的市場，提供技術進步的動力和保障。

　　中國民營資本30年以來，接受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這是由于他們實際感覺到的，是政府的壟斷和壓迫。 其實這里有誤導。實際上沒有國家支持，甚至是官商一體化，我國民營資本作為整體，絕不可能迅速發展起來。 30年以來國家對于民營資本的支持是主要的，欺負和壟斷是次要的，當然這些問題是應該改正的。 現在加入WTO了，國家真的不保護民營資本了，甚至傾向于外資一方，民營資本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弱者，需要國家予以適當保護，至少不能偏向于外資。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本質上代表國際跨國公司利益，而不代表中國民營資本。 什么時候我國的“民營企業家領袖們”，能夠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控制下解放出來，轉向新國家主義，什么時候就實現了從民營資本向民族資本的飛躍，只有如此，才有希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打出自己獨立存在的空間。

　　以后的貿易理論越來越明確地承認比較優勢的動態性。比如資源稟賦理論指出，一個國家應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進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產品。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這當然是動態變化的過程。

　　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而出口勞動密集產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對里昂惕夫悖論的解釋是：美國熟練勞動比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練勞動型的產品，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這就使比較優勢更加顯示其動態性----熟練勞動和人力資本，都是后天培養并可較快形成的。

　　在微觀理論方面體現比較優勢動態性的，是產品壽命周期理論。處于創新期的新產品，實際上是知識技術密集型的；進入發展期即變成技術資本密集型；進入成熟期變成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進入衰退期基本成為成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地也隨著壽命周期變化而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

　　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假設各國外貿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生產要素積累狀況而迅速改變，比較優勢可以逐級替代。“雁形發展模式”強調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和某種生產要素快速積累之間的動態聯系。實證分析證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而難以升級。

　　中國加入全球化，應從自身實際出發，按照動態比較優勢規劃產業發展。

　　第一，以勞動換取資源和技術，為中國現實比較優勢所決定。進口糧食等于進口外國的土地，石油和水。每進口1噸糧食，可節省1000噸水。但必須加速農村城鎮化，為數億農民安排出路，而水資源和農民權利保障，則是最大的制約。

　　第二，勞動密集產業向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勞動力競爭優勢不僅是低工資，而且是與資本，技術和知識產權結合的程度。中國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關鍵生產環節技術落后，裝備水平低。鋼鐵、有色金屬、石油化工、電力、煤炭、建材、建筑業、公路水運、交通、鐵道、船舶、機械、電子信息、輕工、紡織、醫藥等15個行業，普遍技術水平比國際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在產業組織方面，企業小，形不成規模效益；自主研究開發能力差，技術水平低，需要兼并和集中。

　　第三，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

　　有先進技術創新，有獨立知識產權，主導行業技術標準，是企業核心競爭力所在。中國企業勢所必爭，絕不能夠滿足于為外國公司加工裝配。

　　國際資本對中國進行技術和品牌壟斷。在程控交換機、數控機床、芯片、軟件、鋼鐵、轎車的技術創新戰略研究中，我們發現合資外方給中國的技術，是成熟期開始衰退的技術。與外商合資，不可能培養自主開發能力。必須破除對外資的依賴和對市場的迷信，鼓勵民族產業的獨立品牌。

　　有人以投資太大反對自主開發。實際上中國在開發方面很有優勢。蜂窩式移動電話，國外開發用8億美元，中國只用7000萬人民幣。國外開發程控交換機用1億美元，中國1000萬人民幣。長3 甲火箭開發費用為國外幾十分之一。做雪蓮牌羊絨衫需要的羊絨分梳機，中國開發費用是意大利的1/10。西方的研發費是多少美元，中國就是多少人民幣，只有西方的1/8。

　　阻礙民族產業發展的關鍵，在于地方保護主義割裂全國市場，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權威打破地方政權的阻礙，允許先進企業跨地區兼并落后企業，那么，在“全球化，市場化”過程中就會出現外國公司和國內企業聯合，打垮國內的著名品牌的事件。中國不應該反對國家保護，而應該反對地方保護，促進有規模效益企業的形成。

　　四.中國應該以國家力量扶植國防和戰略產業

　　西方定義的“全球化理論”，把新經濟和全球化的主體，片面歸結到企業，特別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邏輯上消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是片面的。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參與主體，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民族。21世紀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大國超級產業競爭。

　　超級產業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以其巨大規模，巨大投入，產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間(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空間，自然地理意義上的空間),帶來的巨大利益，成為主要國家綜合國力和戰略能力主要來源與體現，成為進入大國俱樂部的門欄。超級產業是以國防產業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電子，常規武器等，不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術，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規模。

　　只有大國才有條件發展超級產業。超級產業建立在科學技術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研究費用極高，風險和收益都高。發展超級產業可以推動國家技術創新能力，這是國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巨額的社會先行資本。超級產業主要提供公共產品或者準公共產品，政府是主要買主；美國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已經達到三分之一。超級產業的進入門欄極高，能否發展取決于大國規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長初期需要政府支持，進行大規模國家基礎研究計劃和國防采購。

　　比如航空工業，是高科技，戰略性核心產業，涉及機械，儀表，電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運輸，在制造業中附加價值最高，按產品單位重量創造的價值計算，如果船舶為1，小汽車為9，彩電為50，電子計算機為300，噴氣客機為800，航空發動機為1400。新戰機的導航設備和軟件已經占成本的50%。開發研究費用50億美圓，用8---10年。現代航空制造業集材料、機械、發動機、空氣動力、電子、武器各前沿技術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種工藝。下決心發展航空工業，等于動員全國工業技術精英，強制性提升本國工業制造水平。我國航空制造業一再遭受嚴重挫折，自己的問題是：決策層次太高而多變，過分強調賺錢和對外合作，內部矛盾嚴重。

　　有人以為通過國際轉包、合作，引進先進制造技術，這是幻想。為外國轉包生產和自行設計獨立知識產權，然后轉包給外國生產，是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而不是同一種發展模式的前后兩個階段，前者不但不能自動發展到后者，而且可能長期被外國“鎖定”在加工配件檔次上許多年。中國可以參加國際飛機的轉包生產，但主要力量一定要放在研制獨立知識產權的大型飛機方面。標準和機型是自己的，某些造不出來的零件可以進口和轉包。

　　獨立發展戰略產業是國防安全和提升工業科技水平需要。鄉鎮企業已能獨立設計制造摩托車，需要提升技術檔次。技術和工業全面升級，依靠的就是國防和戰略產業向國際最高水平努力。一方面給一般企業騰出空間，去生產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一方面通過公開招標，帶動一般企業為戰略產業加工配件。中國某些研究制度學派的學者片面強調產權改革，把發展國防和戰略產業與發展民營經濟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

　　發展戰略產業可創造長期動態比較利益，真正帶動國內需求。這類產業處于幼稚期，國家應以堅決意志和法律，長期進行扶植，這絕不是什么閉關鎖國。學習考察，翻譯資料，全球加工定貨，都是對外開放。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強者的規矩。中國人不是沒有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的資本，未來的國內市場，加強國防和技術實力，都是我們的優勢。

　　以國家力量支持戰略產業，培養動態比較利益，還因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接近飽和，中國有40%的儲蓄率，每年40000億人民幣的巨大固定資產投資，如果繼續向勞動密集型產業投入，全球馬上過剩。中國2000年GNP為10000億美圓，出口為2500億美圓，出口依存度25%，今后假設GNP每年增加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再提高，每年也要增加200億美圓的出口。這200億美圓增量如果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將搶走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同時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上跌價。

　　否定比較利益的動態性，片面主張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交換，在實踐上危害極大，在理論上也是錯誤的。如果中國集中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服裝，出口美國，換取飛機和芯片，一旦中美斷絕貿易關系，美國人可以從墨西哥賣衣服，中國人將沒有飛機配件和芯片。把過分競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高度壟斷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放在一起講“比較利益”，在理論上叫做“虛假前提”，非常荒謬。兩種產業的動態價格曲線，類似于國內“工農業產品價格差”，農業的壟斷程度沒有工業高，所以總是跌價趨勢，工業品是漲價趨勢，或者降價的速度沒有農產品快，因此，壟斷程度低的產業總是處于相對不利地位。

　　即使從賺錢的角度考察，發展衛星和飛機，也未必就不如服裝和玩具飛機。衛星已經使用于地質勘探，氣象預報，地圖測繪，軍事情報，網絡電訊各個方面，利潤可觀。從外貿對于國民經濟拉動的綜合經濟效益來看，服裝只能拉動一般勞動就業，拉動的紡織機械和面料，特別是原料，大部分都是進口的。而飛機所拉動一系列工業和科技部門：包括高精度鋁合金，數控機床，電子遙控，計算機，高級空調等安全設備，武器裝備，儀器儀表，發動機，液壓系統，燃油系統等等。即使飛機最終難以完全成功，在試制過程中也會全面拉動工業和科技的發展，與簡單的來料加工裝配，不可同日而語。

　　最新的“學習效應理論”，論證了動態比較利益和適度保護的意義。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生產成本越低。美國人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發展中國家“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低于發達國家，相對成本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要使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它們。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受到進口產品和引進外國設備的競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生產無法進行，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相對生產效率永遠不會提高。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總之，中國相對劣勢的產業是：高技術，部分資本密集產品，如化工，航空航天產品，先進技術裝備，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必須作為長期動態比較優勢培養，盲目迷信市場自由競爭，將永遠是劣勢。中國作為政治獨立的世界大國，必須同時走兩條道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將目前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利用國家力量支持大企業，長期扶植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略產業，這是發展和創造動態比較優勢的，兩條并行不悖的道路。

　　五.全球化與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國家安全

　　第一，“國家安全”概念的歷史發展

　　加強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背景是全球化和市場化，而不是向計劃經濟回歸，發展市場經濟意味著鼓勵人的欲望，提高消費水平，能源供應和海外市場成為經濟發展的命脈。一個國家越是開放，加入全球化，就越是需要國家實力，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而絕對不是相反，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或者自廢武功感動霸主國家。這就需要新的強國理論和國家安全理論，一些學者如張文木已有出色的研究。

　　在全球化時代不能削弱國家力量包括國防力量，對于大國來說特別是如此。國家安全觀念隨經濟利益向世界擴展而擴大，領土邊界安全要有一定外延空間即“國家安全邊界”來保證，國家安全邊界是大于領土的。象美國這樣的世界霸主是沒有國家安全邊界的，它的國家利益就是“全球化”，它的國家安全邊界就是全世界。所以美國飛機在全世界進行偵察，在全世界設立軍事基地，干涉任何國家內政，在美國人看來是正常的，因為都與美國的安全利益有關。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要點，就是控制中東石油，并且阻撓海陸石油通道附近任何大國的崛起。首先需要海軍，建立海權。海權指建立在在外層空間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能力之上的海上權利。海權，在霸主來說是海上霸權，比如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設卡檢查所有油輪，對世界能源運輸形成潛在的威脅力量，誰敢和美國對抗，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自己的能源運輸是否被卡斷。海權對一般國家來說是海上自衛權利，近代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幾乎都是在打敗海上強國，取得自由貿易的權利以后。可以說：國際自由貿易的背后是國家武力保障的海上安全和國家威懾力量。“自由”，在國內與市場經濟和民主相聯系，對外則與國家武裝力量為中心的國家總體威懾力量相聯系，必要時則由國家出面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脅的形式保衛“自由貿易”，這才是“自由”的真諦。

　　英國的崛起，是經過長期海盜般的恐怖主義襲擊打敗西班牙以后才實現的；歐洲人是依靠征服美洲和非洲，才絕處逢生的；彼得大帝終生為俄羅斯爭奪的，就是一個出海口，而南下經里海，阿富汗，取得印度洋的出海口，一直是俄羅斯夢寐以求的，70年代蘇軍突然占領阿富汗，是中美化敵為友對抗蘇聯的直接原因。至于日本，則是在海上打敗中國和俄羅斯以后被接納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的，極為冒險的珍珠港偷襲，說明爭奪海權到了何等瘋狂的程度。任何國家逃避挑戰，不去主動迎接與霸權的沖突，就不會有發展。對大國成長的歷程而言，爭奪海權的戰爭是回避不掉的。

　　當英國的海上霸權衰落以后，美國繼續聯合英國，以英國外交策略和馬漢海權學說，麥金德地緣政治學說為指導，要點是不斷制造小國、特別是海上島嶼小國的方法，確保海上運輸線，確保地緣，資源關鍵地區控制在美國及其盟國手里。首先要控制的是歐亞大陸中心，即中東中亞地區，關鍵部位是其兩翼的巴爾干和南亞。90年代末，波捷匈加入北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重新修訂，日美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設想，美國對俄中兩翼合圍的戰略勢態大體成型。

　　在亞洲實現均勢戰略，讓日本、中國、俄國及印度在均勢中相互制衡，有利于美國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不排斥多極化。美國從自己的建國經驗中得出，國家強大的基礎是廣大的版圖，阻止一國崛起的最徹底辦法，是肢解它的版圖，讓它在分裂中內耗，在內耗中為大國操縱。二戰后西方肢解德國，削弱印度，促成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在21世紀安排好歐洲地緣政治版圖之后，美國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標指向崛起的中國，使中國在有限分裂中徹底失去成為世界級大國的機會。��

　　“國家安全”是歷史概念。自然經濟的小農國家，安全與土地面積和人口相聯系，產生了以保衛擴大土地和農業人口為目標的國家安全觀，以攻防陸地要塞為目標的陸權國防理論。國家安全環境考慮的是保證人的生存條件。

　　市場經濟下，利潤的意義使“發展”成為國家生存的前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表現為對“發展條件”即資源、市場的威脅。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相聯系，超越了生存條件的范圍。

　　市場經濟下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安全的海上貿易線。產生了以遠程海軍為主要作戰手段，以控制海上要塞為軍事目標的海權國防理論，使國家防衛概念從中世紀的保衛生存條件，轉化為保衛發展條件；從本土防衛轉化為海上防衛，把戰場推向敵國邊界。蒸汽機和火炮產生了海上機動性和遠距離打擊能力，使西方海軍打敗了東方陸軍的冷兵器，滅亡了印度，控制了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革命是制空權。德意日率先采用飛機配以坦克集團軍、高度機動的大縱深地空一體化作戰，潛艇在水下控制海權，先發制人。二戰完成了從制陸權到制海權再到制空權，即平面戰爭到立體戰爭的軍事革命。��

　　80年代信息革命對國家安全有巨大意義：里根依據“高邊疆”戰略思想，宣布“星球大戰”計劃，想通過空間衛星監控技術建立一個攔截敵國導彈的防御系統，從而使核打擊對美國失去威懾作用；預示著信息高科技戰爭形式，將首先借助太空在未來戰爭中占據優勢地位。��

　　全球化意味著：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速度取決于它按市場交換原則獲取海外資源和市場的能力，高額利潤來源于對世界市場及戰略資源的控制，做到這一點必須控制海上交通線。對國家安全環境要素的評估，主要不再是對本土安全的評估，而是對海上交通線控制能力的評估。20世紀美國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圍繞中東石油以及通往北美和西歐的石油運輸線：西線由波斯灣經紅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線；東線由波斯灣經科倫坡、馬六甲海峽、馬尼拉、關島、夏威夷到美國太平洋沿岸。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長驅直入，美國坐視不管，一靠近上海，美國就認真起來；兩伊戰爭中，只要伊拉克向東北擴張，美國就表示出慷慨的資助。一旦調頭南下，就遭到美國打擊。海灣戰爭前美國外交最大遺憾就是不能對波斯灣石油實現直接控制，而美國在中東的“首要國家安全利益”是海灣的石油利益，需要軍事介入海灣事務的能力。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為美國提供良機，在阿拉伯人“邀請”下堂而皇之地開進50萬軍隊。不除掉薩達姆，正是為了在海灣長期駐軍，同時美軍駐軍12000人于沙特。

　　然后，美國把注意力移向經濟迅猛崛起的亞太地區，這里有美國的投資利益，

　　美國有36%的貿易在亞太地區，是美國同拉美貿易的3倍，同歐洲貿易的1.5倍，經營著5000億美元的商業貿易，投資1500億美元。還有石油利益----從美國太平洋海岸經夏威夷、關島、馬尼拉、馬六甲海峽至科倫坡和中東海灣地區的海上運輸線，美國沿此線路進入遠東，日本也在此線東端珍珠港向美國發起攻擊。羅斯福在奪回這條線路后，就把解決中國東北日軍的擔子拋給了斯大林，美國人犯不上在東北亞流血，那里沒有美國的重大利益。20世紀自美國步入遠東以來，它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全部外交政治都是圍繞這條運輸線展開的：與日本作戰，侵越戰爭，對南亞外交，對抗擊蘇軍的阿富汗游擊隊的支持，對臺灣西藏分離主義的縱容默認。美國亞太外交政治要點是：距它的海上運輸線兩側即北南緯30度之間的國家越小越弱越好，離此之外的國家相互磨擦最好。政治地理就是這么布局的：在西歐是英德法俄間的掣肘，在中東西亞是兩伊及印巴中間的掣肘，在遠東是俄日中的掣肘，美國南邊海上經營并大獲其利。

　　蘇聯解體以來，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出現了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五國，這五國所獨有的北臨俄國東接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僅次于中東的油氣資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亞戰略中，把該地區列為應特別關注的“戰略利益地區”，力圖使之成為21世紀美國可以控制的新的能源基地。

　　南亞是世界石油中心的側翼，在大國全球戰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亞大國，地緣優勢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亞次大陸的重心，如劍南插印度洋，逼視國際海運線；巴基斯坦是中亞國家進入阿拉伯海的門戶，波斯灣的門坎。印巴兩國與大國的石油利益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大國全球戰略中成為必爭之地。美國默認印度擁有原子彈的條件就是讓它遏止中國。借打擊恐怖主義機會在阿富汗保持長期軍事存在并且影響巴基斯坦，是美國控制中東中亞總戰略的一部分。

　　第二，中國的發展權與國家安全

　　中國經濟發展至今，國家安全不僅是生存概念，更是發展概念。與自然經濟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同，中國國家安全應是維護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概念；國家安全應從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經濟利益安全；外交和國防應從獨守家門轉變為積極進取；從制陸權為主的作戰方式，轉變為以現代信息高科技為主導的制海制空權。

　　民族市場的存在與開發，對落后國家的振興意義重大。拿破侖進軍埃及力圖扼住英國通往印度殖民地的咽喉，用大陸封鎖政策保護法國民族生產力在歐洲大陸擴張。遺憾的是，今天我們許多人面對東西部地區日益擴大的經濟鴻溝，卻以“梯度理論”、“國際經濟大循環理論 ”及“經濟全球化”來安慰自己，這是一種缺乏歷史經驗的輕率。過多地向外國出讓民族市場，可帶來表面繁榮，但弱化民族自身生產機能。

　　“發展是硬道理”也是一個歷史概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未來時期應該更加強調“可持續發展”，對內必須保護環境，特別是調整治水思路；對外則以能源供應為中心構造中國的國家安全邊界，把經濟發展重點放在國防，高科技和整治國土環境方面來。

　　中國已形成強勁發展的生產力，未來5年世界經濟蕭條，大量過剩資本進入中國將進一步增強供給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維持可持續發展，不得不依賴海外資源并維持海外市場，沒有這兩條，市場經濟解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終將因為沒有出路而崩潰。任何大國的高速全面發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賴本國資源。在國內能源成本遠遠高于國際水平的歷史階段，空談什么“立足于國內開發，多元化能源戰略”等等，實際是回避中國不可避免的選擇：或者使用國內高價能源以降低經濟增長率和國民消費水平，或者打破美國封鎖在世界范圍內獲取廉價能源。中國的國家利益包括海權利益，不可避免地要與美國海上霸權發生沖突。

　　主權，不僅涉及領土概念，從動態看還是一個包括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概念。中國生存的“硬道理”取決于是否具有自主發展的實力。為維護自身發展權，必須打破發達國家對發展權的壟斷和限制。在主權安全方面，妥協是沒有出路的。

　　中國具有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地緣優勢。中國處于亞洲中心，擁有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東接太平洋有漫長海岸線，向西直接與中亞富油地區接壤。這種“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地緣優勢，在世界大國中是較為獨到的。��

　　臺灣不僅是中國的領土，更是世界石油運輸線的關鍵要道，關系到中國和日本的石油供應。這就是日本為什么要在歷史上吞并臺灣的理由。如果中國統一了，就扼住了日本經濟的咽喉。另一個地緣政治的焦點是朝鮮半島，成為中美日三大國角逐的中心。

　　中國新疆與中亞的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產油國直接接壤，與烏茲別克、土庫曼斯坦相距不遠；中國與巴基斯坦是友好鄰邦，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達霍爾木茲海峽；中國西南與緬甸為鄰，可在緬甸鋪設輸油管道，將中東的石油海運至緬甸港口卸下，輸送至我國西南，避開繁忙狹窄的馬六甲海峽。與美國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相比，中國西部這幾條陸路石油線安全系數要高得多，這些線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國主權范圍內。即使將來圍繞著石油運輸線發生軍事沖突，有利于發揮中國在陸戰中的相對優勢。陸戰歷來都是東方軍隊的長項。

　　1997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簽署協議，開發里海東岸石油，鋪設通往新疆輸油管道。日本為避免對海上運輸線的過分依賴，準備修建8000公里連接中亞和遠東的天然氣輸送管道工程，西起土庫曼，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橫貫中國北方抵達日本。2010年建成后，對中國和日本及東北亞地區發展有世紀性的意義，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明顯有利。

　　第三，中美地緣政治關系。

　　21世紀的大國關系，最重要的是中美關系。作為超強的世紀霸主，美國國力非常強大：

　　-----軍事優勢。140萬陸海空部隊，最高的軍費和技術水平，總體實力超過后面10強的總和。

　　-----在世界重點地區的軍事存在。西歐駐軍10萬，亞洲10萬，中東25萬，巴爾干2萬。太平洋艦隊和地中海艦隊在海灣、臺灣海峽、地中海東岸和巴爾干半島南部經常性巡弋，隨時使用武力威脅。

　　-----在世界高科技的7大領域(航空航天、生物遺傳工程、人工智能、微電子通訊技術、新型原材料、電腦芯片和核技術)都有優勢，使國際社會依賴于它。

　　-----總體經濟實力強，國內生產總值9萬億美元，占全球1/3。金融市場包含了世界2/3投資。

　　-----美元霸權。美國對國際組織和許多國家，具有影響和控制力。

　　根據中國對綜合國力的評估：美國綜合國力值遙遙領先；日本綜合國力值等于美國60%；法英德基本同一個水平，約等于美國一半；俄羅斯為美國40%；中國為美國1/4，法、英、德的1/2，俄羅斯的2/3。評估報告的取值主要包括經濟、軍事、科教、資源。在經濟領域，中國分值略高于俄羅斯，不到美國的1/3；在軍事領域相當于美國1/9，俄羅斯1/3，英法1/2，與日本、德國接近；在科教領域，中國分值只有美國的1/7，法英德的1/5，俄羅斯的1/2弱。中國最弱于美國的是軍事力量，與其他6國相比，中國最弱的為科教水平。歐盟沒有強有力的權力核心，決策中心，很難形成對美抗衡力。俄羅斯在軍事上仍為第二強國，困難在經濟方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0內可望增長1倍。日本綜合國力在亞洲最強，但發展高潮已過，空間不大。

　　假設美國綜合國力年均增長速度為3%，中國為7%，中國達到美國水平需36年，達到法國水平需18年。中國始終保持綜合國力的高增長較難，若中國年均增長的速度為5%，在14年內，綜合國力與美國的相對差距逐年減少，但絕對差距逐年增大，第15年后，絕對差距才開始減少。希望東亞的區域化像歐洲一體化那樣，是不現實的。在20-30年的時間里，不大可能出現能夠結束“美國世紀”的力量。

　　美國行使單極霸權的基本行為方式是：以經濟和技術援助為誘餌，將有可能破壞美國領導秩序的國家納入西方規范，通過與各地區的盟友和非敵非友國家的合作，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對挑戰者進行制裁和用武力。

　　中美兩國不僅在意識形態，文化和社會制度方面有差異和矛盾，而且在亞洲有地緣政治矛盾。集中表現在朝鮮和臺灣地區，這是國際地緣政治矛盾集中的高風險地區。

　　基本的矛盾是能源。25年內中國和印度的繁榮依靠石油，中東地區四分之三的石油都將銷往亞洲。達中國和日本，要經過波斯灣、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和南中國海。中國不願意讓美國控制自己的生命線。印度可能控制印度洋。日本的石油生命線將處於中國影響範圍內。菲律賓、韓國和越南等也感到中國的控制力。

　　新美國國防政策的核心，是把軍事戰略舞臺轉向亞洲，首先建設關島。美國海軍三大基地群：以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為中心的東北亞基地群，以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為中心的東南亞基地群，以關島為中心的密克羅尼西亞基地群。2000年以來，美軍在關島部署64枚先進的AGM-86型空射巡航導彈；準備部署3艘核動力攻擊潛艇，CH-60型重型運輸直升機；3艘大型兩棲戰艦，每艘可搭載2000人海軍陸戰隊，4個戰略轟炸機的海外中繼站，全球任何地點發生戰事時，B-52、B-2等戰略轟炸機將首先從美國本土出發，直接飛到戰區進行攻擊，然后再飛到最近的海外中繼站補充燃料與彈藥。將后方基地的核動力攻擊潛艇移至關島，保護第七艦隊航母戰斗群。核攻擊潛艇從本土的圣迭戈駛至夏威夷需3天半，從夏威夷駛至關島需5天，從關島基地兩天內便可駛至菲律賓外海或是臺灣周邊。

　　聯盟戰略是美國安全戰略要素之一。美日軍事同盟已不局限在對付前蘇聯威脅的雙邊合作關系上，也不是單純的“保護”與“被保護”的軍事意義上的合作關系，而是朝著控制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方向發展。美國大力加強與韓、澳的同盟關系，試圖在21世紀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

　　在東亞地區兜售“戰區導彈防御”計劃，將日本及中國臺灣地區納入TMD體系中，美軍太平洋總部正在積極利用先進的通信及網絡技術，把亞太地區的各個聯盟伙伴聯入一個永久性的廣域網中，將軍事力量由“歐亞并重”向“亞重于歐”轉移。

　　亞太地區地區擁有東亞至波斯灣的重要海上要道，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6支武裝力量活動的區域，美國尚未取得亞太安全事務的主導地位。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與美國發祥于不同的文明體系，文明差異對美國戰略運籌的影響力不斷上升，使美國把亞太地區作為21世紀推銷其“核心”體系價值觀和準則的重要地區。

　　亞太地區是美國所認為的具有軍事威脅的重點地區，如南亞核競賽、朝鮮半島局勢。在21世紀，非洲、拉美和中東都不可能出現能夠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只有亞太地區有這種可能性。

　　美國以自由民主立國，是對國內公民而言，對外則以軍事立國。建立國際經濟霸權，才能維持它從全世界進口戰略資源，維持國際金融霸權，美國的通貨膨脹和股票市場崩盤才能夠向各國經濟轉嫁。其實，美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也是以軍事工業為核心的，新經濟和高科技的發展，都是發源于五角大樓，每年3000多億美圓軍費的國家采購，支持著美國的經濟，特別是軍事工業集團的利潤，這就是美國政府為什么每屆任期都要打一仗的原因。

　　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大大加強了美國的單極霸權。美國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俄羅斯和中國的政策受經濟自由主義支配，想利用西方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被美國各自利用，在南斯拉夫獲得成功。

　　美國在北約東擴壓迫俄羅斯時，又通過關島向亞洲大兵壓境。從邀請李登輝訪問，到“七塊論”，從臺灣民進黨上臺，到轟炸大使館，從安保條約到導彈防御系統，給中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從美國亞太地緣政治的需求看，使臺灣、南沙群島，新疆西藏地區與中國事實分裂，符合美國稱霸世界的長遠戰略。臺灣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最直接的門戶，是日本南下必經之途。控制一個與中國分離的臺灣，美國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懾東盟，西可堵截中國，動搖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失去對馬六甲---印度洋戰略通道的天然控制力。擴大日美防衛合作，建立戰區導彈防御系統，是美國在21世紀促成臺海兩岸無限期分裂、南中國海主權紛爭長期拖延的步驟。

　　新疆和西藏是中國進入中亞中東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區。中東和中亞是世界能源和地緣的中心地帶，是美國國家絕對利益所在。蘇聯解體后中亞五國已把俄國與中東富油區隔離開來，這一地區中國實力最大。因此在新世紀分離中國西部、特別是西藏，阻止中國力量向中東中亞地區伸展，是美國對華戰略目標。西藏問題將向國際化方向進一步發展，在美國地緣戰略中的地位將進一步升級。��

　　美國對華外交的策略似乎是聲東擊西。如果美國未來能在南亞和中亞完成類似的部署——這是美國新南亞外交可能要達到的目的，那么，一旦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關系出現緊張，我們就會面臨在經濟起飛需要大量能源的情況下，石油進口線被切斷的可能。美國已用促成蘇聯解體的方式使俄國遠離中東富油區，下一步美國也會用同樣的思路來對付中國，也即推動西藏事實獨立，從而在中國和中東中亞富油區間楔入一道政治屏障。

　　如果西藏新疆地區發生規模較大的動亂，我們首先要警覺的是防止西方某些國家再次運用他們在海灣戰爭中用過的所謂“保護庫爾德人禁飛區”的策略，來變相肢解中國西藏新疆地區。公開的分裂未必，因為美國在新疆問題上有兩難選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雖然可以隔開中國與中亞富油國的直接聯系，但卻可能導致伊斯蘭力量進一步向東擴展和加強，將來也不足以制衡重新崛起的俄國南下。變相的分裂，使新疆西藏在實際上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控制是有可能的。如此，中國在西藏的水源和新疆的能源和能源通道，將受到致命的威脅。加上臺灣問題，這三個地區任何一個地區出問題，都將動搖中華民族生存的基礎，更不用說實現現代化了。

　　20年以來，企業家總體信奉的是經濟自由主義，從教材到論壇，從媒體到協會，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吹捧和擁戴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而對于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采取排斥，打擊，甚至仇視的態度，認為他們是反對改革開放，擁護政府專制，打壓自由經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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