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林毅夫：雖千萬人吾往矣

　　林毅夫，1952年生于臺灣。1986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7年回國，供職于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1994年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要學術貢獻在于提出了企業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早年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被國際經濟學界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午后，未名湖畔，北大朗潤園。紅墻綠瓦，海棠垂柳，散發出濃厚的古典文化氣息。

　　得知記者來訪，林毅夫出門迎接。他高大魁梧，謙和平易，離開故鄉多年，還是脫不去濃濃的臺灣宜蘭口音。

　　臺灣人，“海歸”，勞模，新農村……沒有一定想象力的人，很難在這幾個詞里找到其內在的聯系。但是，在經濟學家林毅夫身上，它們被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了。

　　去年“五一”，林毅夫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今年“兩會”期間，林毅夫又以“新農村建設”的最早提出者，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人物。

　　其實，林毅夫是一個不喜歡張揚的人。更多時候，他認為自己就是個學者。現任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還身兼不少社會職務，林毅夫更喜歡“以勞代逸”，工作，治學幾乎沒有節假日。

　　“一個人一定要有一個為國家、為社會的大目標。有了大的目標，才不會在意一時的成敗，才不會迷失生活的方向。”如今，很少人能把這樣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字眼當作人生的信條，但林毅夫卻是一個堅定而認真的實踐者。

　　也許，正因為胸懷著“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信條，這位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經濟學家，以“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在他的人生舞臺上不斷演繹著一幕幕的傳奇故事。

　　臺灣-北大-芝加哥-耶魯-北大

　　“傳奇，就是越傳越奇。而對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林毅夫說的很自然的事情，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

　　1979年5月16日晚，夜色朦朧，一位名叫林正義的駐金門的上尉連長，夾著兩個籃球，跳進海里，泅水橫渡了2000多米的海峽，一夜之間來到大陸。

　　當年的林毅夫，從大學轉入軍校，再從軍校進入部隊。在金門駐守時，林毅夫每天悄悄收聽著對岸的廣播，感受到了祖國大陸正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回顧了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歷史，一直在思考如何盡快使中國變得富強起來。上世紀70年代末，尼克松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美建交之后，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富強的希望在大陸這邊。作為一名中國人，要為祖國作出貢獻，必須去大陸。”

　　由于當時兩岸關系十分緊張，一個連長的失蹤絕不是件小事。金門全島展開了搜查，因為沒有涉及到任何軍事機密，事件不了了之。今天，有學生聽說了這個故事后，驚嘆老師當年義無反顧的勇氣，感慨這些驚心動魄的情節足以寫一部小說。

　　林正義來到大陸后，進入北大經濟系求學，改名為林毅夫。不久，在北大的林毅夫身上，又發生了一個傳奇。

　　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舒爾茨來北大演講。當時，要找到一個合適的翻譯員頗費周折。而林毅夫以其流暢的英語口語、扎實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功底，成為最佳翻譯人選。

　　舒爾茨對這個中國年輕人的精彩詮釋非常贊賞。

　　一天，他問林毅夫：“你想到美國讀博士嗎？”

　　“想，”林毅夫不假思索地回答。本以為大師只是隨口一說，沒想到，舒爾茨一回國，就將林毅夫推薦到了芝加哥大學，并收入自己門下，研究農業經濟學。時年舒爾茨已經80歲高齡，能成為大師的關門弟子，這是多少經濟學人夢寐以求的事啊。

　　林毅夫欣喜若狂。1982年，獲得北大經濟學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學位后，林毅夫遠渡重洋，來到了現代經濟學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

　　20世紀下半葉，芝加哥大學是世界經濟學界的“麥加”。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重大經濟學理論都與芝加哥大學有關，先后出現了9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當時，林毅夫深感自己年紀已不輕，必須更加抓緊時間學習，他除了回國考察做論文，4年里幾乎沒走出校門。畢業時，林毅夫是同一屆30多名學生中唯一一位在4年中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1986年，林毅夫進入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做博士后研究。

　　但是，穩定的工作，優厚的薪水，并沒有絆住林毅夫的腳步。他的眼光一直關注著大洋彼岸的祖國。“當時，大陸正處于一個快速變動的社會中，我們能研究的東西，比在美國相對穩態的社會要多得多。我一直認為，要奉獻的地方是中國而不是美國，要做就做中國自己的經濟學家。”

　　沒有片刻的猶疑，1987年，林毅夫辭去了在耶魯大學的工作，攜妻帶子返回祖國。他成了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博士。

　　一來，一去，一回，三個傳奇的人生轉折，干凈利落，林毅夫完成了事業的第一步。

　　記憶里，都是農民的一雙雙眼睛

　　回國后，林毅夫先后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所屬機構從事研究。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在一座古典優雅的清代親王府里成立。除了自己的家以外，這是林毅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林毅夫的召喚下，中心成為海外歸來學子薈萃的大本營，也逐漸受到高層領導的矚目，成為國家決策的高級“智庫”之一。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糧食問題、電信改革、銀行改革、WTO、通貨緊縮、宏觀調控、土地問題、農民工問題……幾乎所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中，都有這個中心發出的聲音。作為研究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積極為中央很多重大決策的制定出謀劃策，并參與了十五規劃的起草工作。

　　然而，林毅夫進入更廣大公眾的視野，還是在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政策前后。今年“兩會”期間，林毅夫成了媒體追逐的熱點人物，有時，僅進入人民大會堂100多米的路程，就走了半個多小時。

　　早在1999年，林毅夫就提出了“新農村運動”的構想，建議發起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絡化為核心的新農村運動，以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切入點，啟動農村市場。林毅夫認為，這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一石數鳥”的效果，既可以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使我國早日從通貨緊縮的陷阱中擺脫出來，又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改變農民觀念，移風易俗。

　　現在，這個構想進入了國策。“說我首倡，不敢當，我只是從研究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想法。”林毅夫很謙虛。

　　想象中，很難把這位從小生長在臺灣，又在美國喝過洋墨水的“海歸”，與中國廣袤的農村和眾多的農民聯系在一起。但出人意料的是，林毅夫與農村結緣，恰恰就是從追隨大師舒爾茨的那一刻開始。

　　經濟學大師舒爾茨，以研究被稱為“窮人經濟學”的農業經濟學而著稱，林毅夫在導師治學風格的耳濡目染下，一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國廣大的農村。

　　1984年暑假，林毅夫回到國內做博士論文，在安徽農村考察包產到戶的成果時，興奮得手舞足蹈。“當時我太激動了，一句話，就是上上下下都高興。農民高興，城里人高興，政府也高興！從1978年到1984年這6年里，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增加16.5%，城鄉差距縮小了很多，報紙上甚至還說有人跑回農村務農，農民能不高興？農產品大增，城里人不用再憑票買東西，大大豐富了生活，城里人不也高興？老百姓都高興，政府就更高興了。”

　　年輕的林毅夫像揣著寶貝一樣，揣著實地考察來的資料，回到美國揮筆寫下了《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的博士論文。論文出爐后，被舒爾茨教授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20多年來，對“三農”的關注，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如果了解中國的現代史，了解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就會發現，農村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關鍵的問題。窮人絕大部分在農村，解決了農村的問題，不就解決了中國的貧困？解決了中國的貧困問題，也就解決了世界貧困的一大半。”傳承“窮人經濟學”的林毅夫，始終以關注窮人的視角去看窮人。

　　上山，下鄉，他到過最偏遠的農村。許多人都異常佩服他“苦行僧”般的研究精神。在多次下鄉的經歷中，讓林毅夫印象最深的是農民的眼睛。“記憶里到處是他們的眼睛。他們的眼睛看著你，流露的眼神那么淳樸善良，很單純的眼神告訴你，他們想過上好日子，希望你能給他們解決各種問題。”

　　雖然經常到基層去考察，但在問及“對農村的了解能打多少分”時，林毅夫只給自己打了一個及格分。“因為，改變中國的農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要做很多努力。”

　　學者最大的榮耀，是累死在書桌上

　　在辦公桌上眾多的獎杯獎章中，林毅夫感到最特別的，是那枚“五一”勞動獎章。

　　去年被評上“全國勞模”時，林毅夫非常感慨地說，這個獎對他來說，激勵遠遠大于獎勵。在境界上，自己與老勞模張秉貴、王進喜“有差距”。如果非說獎勵不可，那也是“獎勵我所代表的海歸群體、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

　　他曾在和學生聊天的時候說過：“將軍最大的榮耀是戰死疆場馬革裹尸還，學者最大的榮耀是累死在書桌上。”這句話成了林毅夫的座右銘。

　　在林毅夫的日程表上，20多年來，沒有紅顏色的星期天。他的秘書說，林毅夫每天早晨7點起床，半夜12點之后離開辦公室。即便從國外回來，也不倒時差，直接邁進辦公室。

　　身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不時參加社會活動，參與各種會議。但是，他并沒有因此豁免自己在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時間成本。每年林毅夫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數量，經常是其他同事的好幾倍。白天忙于社會活動，夜間則忙于寫經濟學論文。“我從不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我之所以能取得一些學術成就，不過是因為付出了比許多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

　　林毅夫的學生講了一個故事。“大概一到兩個星期，林老師就會對我們進行一次指導。有一回，正趕上他從香港參加完活動回北京。那天，一下飛機，林老師就直接趕到辦公室，已經晚上6點多了，他仍指導我們一直到夜里12點多，中間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令人吃驚的是，如此高強度的工作，林毅夫卻不感到累。

　　“每天都很充實愉快，連累的時間都沒有。你看，中國現在發展這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歷史上可能都會留下一個腳印。當然這個腳印是很小的，國家的發展靠13億人共同努力。但是你可以發現，只要你做，就會對這個社會產生一定影響。”林毅夫興致勃勃地說。他很少在晚上12點前回家，家人卻從不抱怨，這使他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

　　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必須有文化

　　交談中，發現林毅夫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人。

　　林毅夫小時候家里很窮。父母教育他，凡事要以他人為先。在家里，林毅夫和哥哥姐姐們總是相互禮讓。鄰里、朋友、同事之間也是互相幫忙。當自己和別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先別人；當小的單位利益和更大的群體利益發生沖突時，放棄小的單位利益……

　　“仁，是什么呢？一般人都會把自己的身體當作自己，以自己身體為界限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但儒家傳統認為，你的心所能感覺到的，都是你的一部分。這就是小我和大我之別吧。”林毅夫就是這樣體會儒家文化中“仁”的意味。

　　據說，林毅夫從小就很崇拜李冰父子。回國后，他曾特地跑到都江堰邊，去聽澎湃的江潮，憑吊李冰父子在兩千多年前建立的偉業。“一個人要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且做的事情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50歲那年，在學生的畢業典禮上，林毅夫對學生說：“一個人一定要追求一個比自己大的目標，一個可以追求一輩子的目標。如此，才不會在意一時的成敗，才不會迷失方向。”

　　富有戲劇性的是，在林毅夫身上，早年深受熏陶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后來跟進的西方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談論經濟學時，這位深受西方經濟理論浸潤的“海歸派”，絲毫看不出言必稱歐美、滿口西方術語的做派，倒是時不時精辟地引用諸子百家的經典，以儒釋道的觀點來詮釋經濟學的觀點。

　　“我一直主張進入世界看世界。經濟學研究必須從變動的現象出發，觀察其背后的理論。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嘆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真實的世界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動的，而理論一被提出來就變成了老子所說的‘前識’，如果把現有的理論當作是必須遵守的真理，就會犯了老子所說的‘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在回答集體生產隊里，為什么會出現“磨洋工”，而包產到戶為什么會提高生產效率這個問題時，林毅夫從中國古代的井田制里找答案。他說，《呂氏春秋·審分》里面記載的“公作則遲”、“分地則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個生產者在監督困難的情況下，根據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做的最優選擇嗎？

　　在內心深處的傳統文化情結驅使下，林毅夫始終關注著中國的經濟現象研究，很早就開始致力于“經濟學的本土化”。

　　“當代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美國，理論研究也主要是針對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的經濟現象。但是，這些理論不見得適用于像中國這樣的轉型中、發展中的國家。”

　　在林毅夫看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一定要在中國“本土情景”中展開。如果對國情沒有切身的體驗，提出的理論只能是隔靴搔癢。

　　“從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國富論》開始，我們是抱著西天取經的態度，希望從西方的經濟學中得到改變中國貧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國重新富強起來的真經。但是，如果以為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到頭來就會發現外來的經念起來不靈。”

　　林毅夫認為，就像佛學一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一定會經歷從“西天取經”到“本土化”的過程。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必須在理論創新上走過本土化的歷程，才能對中國的發展作出貢獻。

　　那么，如何在中國的“本土情景”中展開研究？他認為，除了學會西方的分析方法、掌握數學工具、培養經濟學直覺以外，最根本是要“有文化”。

　　“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必須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有深刻的了解。因為經濟現象總是發生在活生生的現實中，由于發展階段、文化傳統、社會制度不同，在西方必須保留在理論模型中的變量，在中國不見得重要；在西方可以舍掉的變量，在中國不見得就不重要。一個變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從數學模型的推導中得到，只能從個人對社會的了解中得來。如果人文素養不足，就很難掌握住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遇。”

　　機遇，只垂青有準備的頭腦。

　　從亞當·斯密開始，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總是和世界經濟的中心結合在一起。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地位在國際經濟中越來越高，中國經濟現象的研究會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學界的矚目。

　　“中國的問題就是最前沿的經濟學的問題。并不是只有美國著名大學里的經濟學家研究的問題才是前沿的問題。”在林毅夫看來，作為一個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經濟體，中國在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許多現象，不能用現有的某種理論來解釋，而必須提出新的理論。

　　這既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又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因為，任何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經濟學家對經濟現象的直覺上，而經濟直覺的獲得，有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文化因素。所以中國的經濟學家，對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有著先天的優勢，只要中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我們一定會迎來引領國際經濟學界新思潮的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

　　與林毅夫對話錄

　　記者：有人評價您身上“官氣”比較重。

　　林毅夫：經濟學不是冷冰冰的數學公式，而是“經世濟民”之學。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為決策者提供實事求是的參考意見。

　　記者：有人說，林毅夫這個人比較“保守”，是個改良派。

　　林毅夫：重要的是什么能推動中國經濟的進步。前蘇聯和東歐的改革很激進，但是他們的國家解體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差了。

　　記者：對那種議論，您的態度如何？

　　林毅夫：孟子說過“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如果要按個別人的評價來做人做事，那會活得太累。

　　記者：丁學良批評中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真正的經濟學家不超過五位。您怎么看？

　　林毅夫：批評是一種鼓勵。人們對經濟學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經濟學家能夠開出靈丹妙藥，把所有問題都解決。當然，經濟學家還有很多做得不夠的地方。我希望盡自己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做到問心無愧。

　　記者：經濟學界有人說，您是未來最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經濟學家。

　　林毅夫：中國要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恐怕至少還要二三十年。那時候，我已經很老很老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