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生財聚財與疏財散財

　　張曙光，經濟學教授。1966年研究生畢業，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兼職教授，北京大學法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則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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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財聚財與疏財散財     4月4日  星期二

　　文/張曙光

　　――評《南方周末》“中國內地人物創富榜”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評網-天則所

　　《南方周末》“中國內地企業創富榜”，經過一年的籌劃和準備，第一次的評選結果已于去年11月公開發布，今年的評選活動正在進行。這是國內進行的第一個此類活動。有人對此提出質疑，懷疑此舉的意義和做法，筆者卻持支持和贊成的態度，并對其設計和組織提出過一些建議，雖然我曾經多次謝絕過一些評選活動組織者的邀請。

　　類似的評比排名活動有，福布斯的世界500強，胡潤的中國富豪榜等，《南方周末》再搞一個，豈不是多此一舉。問題不在數量多少，關鍵在于評選排名的目的有沒有價值，支撐的理念是否正當，組織方式有沒有自己的特色和獨到之處。

　　前面的幾種評選排名活動，不論是采用銷售額，還是利潤量，擬或資產規模，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集中和突出財富標準，以生財聚財的多少論英雄，排座次。這種評價雖有意義，但在中國目前的環境條件下，也有明顯的負作用。《南方周末》的做法突破了單純創造財富的局限，把生財聚財和疏財散財結合起來，統盤考慮，這是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的。

　　首先，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環境條件，國人的財富觀念和財富行為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明顯的扭曲。生財聚財的觀念不強，激勵不足，甚至路子不正，疏財散財的觀念更差，只知聚財斂財，不懂疏財散財，甚至把錢花在了一些于已于人于社會都是有害無益的事情上。表現在行動上，一些人對發財致富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氣壯地發財，不敢大張旗鼓地致富，更不敢發大財致大富；一些人巧取豪奪，制假售假，貪臟枉法，貪得無厭地斂財，不擇手段地暴富；一些人胸無大志，小富即安，貪財守財，既吝嗇克已，也不愿助人，一副葛朗臺的模樣；一些人致富以后揮金如土，驕奢淫逸，甚至橫行鄉里，為富不仁�！赌戏街苣�》試圖通過這一評選排名活動，宣揚一種合理和進步的財富觀，鼓勵一種合理和有效的財富行為，不僅可以引導企業家積極大膽地積累財富和合理有效地使用財富，而且可以改變目前廣泛存在的仇富心理。這是值得探索的。

　　其次，在目前的轉軌條件下，原來的評價體系和行為規范已經失靈，新的評價體系和行為規范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由于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是扭曲的，人們的社會行為是失范的，盡管每個人的行為都合乎理性，但整合起來卻出現了合成謬誤，形成了社會的失序狀態。這也許是目前出現嚴重社會危機的原因之一。官員的評價標準是扭曲的，上級監督和GDP評價造成了官員行為的嚴重失范，其手中的公共權力不僅得不到應有的約束，反而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學者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也是扭曲的，官方評價、大眾評價和傳媒評價取代了學術評價，數量指標和經濟利益主導了學術研究，不僅造成了學界的浮躁，而且扭曲了學者的人格，導致了教學研究和思想理論的畸形和混亂。企業家的評價同樣是扭曲的，企業家追求的不是創新的發展和利潤的增長，而是或者與官員勾結和合謀，以取不義之財，或者是附庸風雅，以博學者的虛名。這樣一來，一方面是假、大、空的泛濫和道德危機，另一方面是分工的倒退和角色錯亂，很多人不是盡職盡責，而是干什么不干什么�！赌戏街苣�》的做法旨在打破現行的格局，為企業家的行為確立一套與其角色地位相適應的民間評價標準，進而校正種種不良的謀利行為，褒揚利已利人利于社會大眾的經營行為。

　　再次，生財聚財的意義和作用，人人明白，用不著多講，關鍵是生財聚財的方式和途徑。古語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指發財致富必須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依靠自己的不斷創新，依靠自己的經營才能和發展謀略，而不能依靠別的什么歪門邪道。只要是這樣做了，創造和積累的財富越多越好，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這樣去創富致富，就要理直氣壯，勇往直前。在這個前提下，財富的多少就成為評價企業家能力和貢獻的重要指標。因為，企業規模大，雇傭的工人就多；生產的產品多，市場供應就會越豐富；創造的利潤多，上交的稅收就多。這都是企業家在客觀上為社會做出的創造和貢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生財創富是基礎，在評價指標的設計中，給創富以較大的權重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復次，疏財散財的價值并不那么直白，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古人云，疏財丈義，俠骨柔腸。是從個人私德上講的，當然應當繼續倡導。當時的疏財或者用于濟貧，或者用于氏族和社區的公共事務，或者求得心理上的安寧，或者求得道德上的滿足，這在今天同樣是有意義的。然而，今天企業家的疏財散財具有更多、更大、更豐富、更廣闊的社會意義。

　　一是企業家回報社會。企業經營得好，并不完全是企業家個人努力的結果，有社會提供的環境和條件，有利益相關者的忠誠和合作，企業家必須懂得這一點。企業家將創造的財富，一部分用于滿足個人及其家庭的消費，這是很小的一部分，一部分用于企業擴大再生產的積累和投資，這可能是主要的；其余的一部分再主動回饋于社會，這不僅是應當的，而且其意義不在前二者之下。因為企業家不是經濟動物，而是人，有人性和社會性。所謂人性，是指企業家有同情心和仁愛心，同情弱者，自重愛人；所謂社會性，是指企業家不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處于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社會人，與他人之間存在著廣泛的社會聯系和社會互動。企業家疏財散財，就可以通過各種基金組織資助弱者，縮小貧富差距，消解貧富對立。據有關部門的數據顯示，青基會的希望工程捐款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有87.7元從發達地區轉移到貧困地區，有88.2元從中高收入階層轉移到低收入階層。由此可見，回報社會是企業家人性和社會性的具體體現。

　　二是促進社會進步和繁榮。企業家疏財散財，支持社會組織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不僅能夠為企業的發展營造出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為自己樹立起一塊豐碑，而且會造福于社會，造福于后代，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業。因為社會組織和社會事業的發展既要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巨大的財力支持，后者主要來源于企業家的散財行為，即來自企業家致富以后去創辦社會事業和向社會的捐贈。比較而言，美國有120萬家慈善基金會，支配著6700億美元的捐贈資金，占GDP的9%，很多有名的基金會都是企業家捐款建立的，而我國現有的慈善公益組織大大小小總計100多家，資金規模不到GDP的0.1%，最大的官辦慈善組織中華慈善總會和青基會，每年運作的資金也只有8000萬和6000萬，慷慨解囊，進行捐款的企業家了了無幾，形成了社會發展明顯滯后的狀態。這也許正是我們的問題所在。只有社會組織和社會事業發展了，才能夠改變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現實，形成一個獨立而強大的第三部門和社會空間，進而既可以彌補市場的失效，也可以彌補政府的失效，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會走上健康和諧的發展之路。

　　三是財富的再創造。企業家將其積累的財富用于擴大再生產，是一種財富的再創造，這一點很直觀，用不著解釋。而將其貢獻于社會，也是一種財富的再創造，不過是通過了曲折的途徑。試想想，如果企業回報社會的財富用于社會文化事業，就有可能通過文化工作者的辛勤勞動和努力創造，為社會貢獻出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和精神食糧；如果企業家貢獻的財富用于民辦教育事業，就可以打破官府對教育的壟斷，實現學在民間的理想，不僅可以造就真正的名校，而且可以為社會培養出大量的棟梁之材；如果企業家所散之財通過社會組織用于支持理論研究事業，就有可能使廣大學者擺脫對權力和金錢的依附，真正享有自由之意志，獨立之精神，從而推動思想之進步和理論之發展。

　　疏財散財的方法和途徑很多，可以直接捐贈給某些非政府機構，也可以設立各種基金組織，支持一些特定的非營利性的社會活動。這是需要認真選擇的。目前，由于選擇不當，散財的結果完全背棄了原來的初衷，取得了相反的結果。如企業贊助某些義演，卻變成了演藝界走穴分臟的唐憎肉；再如企業資助成立了一些足球俱樂部，卻造成了黑哨、黑足生長的土壤。這可能是一些疏財散財的企業家所始料不及的，也可能成為進一步疏財散財的障礙。

　　為了鼓勵企業家的疏財散財行為，我們的很多法律制度急待修改，以便為企業家的疏財散財活動掃清障礙，開辟道路。從捐款的接受方來看，去年上半年公開實施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使之有了一個行為規范，但該《條例》規定，凡設立基金會必須找到一個官方機構作為主管單位，得到它的批準，并掛靠在它的下面，方能在民政部門注冊登記。這一條直接與憲法關于公民有結社自由和保護人權的條款相矛盾，等于剝奪了基金會的獨立自由權利。既然公民的憲法權利要得到政府機構的批準才能履行，政府就將其置于憲法之上，說明這個《條例》本身就是違憲的�！稐l例》沒有確認私立基金會的設立權利本身就是錯誤的，雖然確認了“非公募基金會”的設立權利，但有關掛靠的規定將會使這類基金會的設立成為一句空話。掛靠也為政府部門和侵吞基金會的資金打開了方便之門，河南一家民間艾滋病基金會的資金被民政部門侵占就是一例。從捐贈方來看，現行稅制和稅法規定，企業家向社會的捐贈要按規定交納所得稅。這也限制了企業家的捐贈行為，是很不公正和很不合理的。本來，政府的財政支出，應當有一定部分用來支持非政府機構的活動和發展，同時對企業家的社會捐贈實行稅收減免，以鼓勵企業家的捐贈行為。現在，我們的政府往往限制非政府機構的發展，不僅不給予應有的支持和資助，而且向他們征收營業稅和所得稅，甚至實行雙重征稅，同時，對企業家資助非營利事業發展的捐贈活動，也征收同樣的所得稅。這種作法實際上是傳統的全能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社會、壟斷社會事業思想的一種反映。否則，我們無法對此做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釋。非政府非營利的社會機構能夠從事很多政府應當做但做不好的事情，或者說，非政府非營利機構幫助政府做了很多政府做不到和做不好的事情，政府只有支持和幫助的理由，而沒有阻撓和壓抑的道理。因此，修改基金會管理條例和稅制稅法，支持企業家的疏財散財行為，是校正政府行為，轉變政府職能，建設公共財政，擴大社會空間，健全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

　　總之，《南方周末》推出“中國內地企業創富榜”是一件好事，但要把好事辦好絕非易事。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獨立、自主、公正、公開。所謂獨立、自主，不僅是指評選工作的組織和活動既不受權力的干預，也不受金錢的左右，獨立于任何政府機構和企業組織，而且是指評選機構的財政也是獨立的，全部由報社自己負擔，不接受任何個人和組織的捐贈。所謂公正、公開，是指對于評選的每一個步驟、每一件材料、每一個對象，都要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每一個人、每一個媒體、每一個組織機構，都可以說三道四，評頭品足，這是大好事。只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才有可能避免以往發生的丑劇和悲劇，把評選工作做好，并推動評選工作不斷改進。否則，就有可能“播下的是龍種，而得到的卻是跳蚤”，重蹈扭曲變味之覆轍。于北京方莊芳城園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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