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自稱不知道什么時候成了主流經濟學家

　　3月3日，本報發表張維迎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文章認為，“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講事實，擺道理，實證數據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該文引起了積極的反響。但也有人表示，“普通人的直覺判斷有可能比專家學者的實證數據和邏輯推理更接近于真相”。在一些網站的“網友評論”中，人們對該文的理性邏輯不予置評，而是繼續斷章取義，恣意謾罵圍攻，非理性的狂歡和喧鬧被發揮到了極致。

　　事實上，在這些“聲討”張維迎、嘲弄“理性思考”的人中，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揮舞著意識形態大棒打擊他人的人，更多的是一些缺乏歷史知識的年輕人。他們不僅沒有經歷“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等一系列的荒誕與扭曲，即使對“改革”的來龍去脈，也并不十分了解，對當下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復雜的、綜合的問題，自然說不清是非與禍端，于是，“情緒發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

　　我們從來不主張以理性思考“來排斥大眾的直覺判斷，乃至試圖以此限制公眾的發言權”。但是，如果我們故意無視歷史和學術的內在邏輯，就會進一步走向褊狹和極端。改革固然不是一座神殿，但所謂“直覺”等感官本能卻能為我們打開一扇魔窗，并進而主宰、異化民間話語系統和文化心理結構。那么，中國經濟改革的內在邏輯究竟是什么？中國經濟學家在改革進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為此，我們將張維迎從當下的爭吵中提取出來，還原到歷史場景當中。我們或許可以從這位“主流經濟學家”代表人物的經歷中，得到一些有價值的答案。

　　本報特約記者 岑科 北京報道

　　2006年1月23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的辦公室。

　　地上放著兩摞新書：一本名為《價格、市場與企業家》，收集了張維迎在1984-1987年發表的經濟論文；另一本為《競爭力與企業成長》，主要是張維迎自2002年以來在各種場合的演講談話。兩本書一頭一尾，正好標注了張維迎二十多年來的思想歷程。

　　張維迎，在今天的公眾視線中，似乎只是一個研究企業經營管理問題，并經常在公開場合為企業家權益鼓與呼的大學教授。但回溯他二十余年的職業生涯，卻更像一個反映中國經濟改革邏輯與歷程的特殊符號。

　　2005年8月，一份發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的報告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這份報告稱中國的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一時間，“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瘋、社保讓你明天喝西北風、醫改給你提前送終”的說法應運而生，廣泛流傳。在此背景下，以市場化改革的是非為爭論焦點，伴隨著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與批判，社會各界對中國經濟改革開始全面的反思。

　　中國經濟改革的內在邏輯是什么？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在改革進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如何？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從張維迎——這位曾經就職于國家體改委、后留學英國、現擔任北大教授、被稱為“主流經濟學家”之一的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一些有價值的答案。

　　眼前的張維迎穿著簡單，鄉音濃重。他的談話溫和而尖銳。他似乎總想在極短的時間內表達最關鍵的內容，以至于表述常常產生一種跳躍感。幸好，正如他所說，他所有的觀點都記載于他曾經出版的那些著作中，讀過的人都能了解他的思想歷程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看法。但遺憾的是，完整讀過他的書的人似乎并不多。

　　二十三年的思想脈絡

　　“從1982年讀研究生算起，我從事經濟學研究已經有23年。”張維迎說，“我所有的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

　　張維迎出生于1959年。對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的狀況，他沒有記憶。但他記得，自己上小學、初中和高中的時候，也經常為吃飯問題煎熬，“經常餓得眼睛發暈，睡不著覺”。盡管如此，按他的說法，他的家境在農村還算中等——標志是過年的時候還可以吃上一頓肉炒粉或餃子。

　　張維迎的學習天分很高。從小學到高中，他的數學考試大多是滿分。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張維迎報考西北大學中文系，錄取時被調到新成立的政治經濟學系。進大學后，他循規蹈矩地學習，各科成績在全班都是數一數二。所以毫不奇怪，他對書本上宣揚的“公有制=社會化大生產=高效率”的邏輯深信不疑。

　　他對當時“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很不理解，“要實現機械化就一定要有大規模生產，把田分了，怎么搞大規模生產呢？”當時，人民公社解體以后，農民瓜分集體資產，有的地方一臺拖拉機都被分成零部件被個人拿走了。“但想不到，幾年以后，農民富裕起來，開始買自己的拖拉機。”

　　1981年，張維迎大學畢業，因為害怕按當時的政策被分回老家，就報考了本系的研究生。這是張維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1982年，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參加在西安舉行的首屆全國數量經濟年會，結識了茅于軾、楊小凱等人，學術視野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因為就讀研究生，可以自由閱讀現代經濟學著作，使他的思想開始沿著經濟學的邏輯獨立成長。

　　現代微觀經濟學的核心是價格理論，而價格是經濟運行最顯著的信號。1983年，在系統學習了價格理論之后，張維迎對當時的計劃價格體制產生了懷疑。

　　1983年正值中國的農村改革結出前所未有的碩果——中國首次出現糧食過剩。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開始向城市推進。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國有企業中放權讓利，試點實行利潤留成的承包制——這實際上是農村改革的翻版。

　　但人們很快發現，企業有了自主權和利潤的激勵之后，市場需求與國家計劃之間的矛盾立即顯現出來，在經濟領域表現為供求失調、價格劇變等亂象。一時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的企業行為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價格不合理”也成為經濟學家和政府部門關注的焦點。

　　1984年4月，張維迎寫成《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一文(這實際上是他的碩士畢業論文的一部分)，提出：價格不合理的根源是價格形成體制不合理；價格不合理又會引起社會經濟的全面扭曲；因此經濟改革的關鍵是轉變不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

　　轉變的辦法是實行雙軌價格，即保持原有的產品計劃和價格不動，在國家計劃之外實行自由交易，通過擴大市場交易范圍，逐步放開計劃產品價格來建立完整的市場價格體系——這就是所謂的價格“雙軌制”。

　　“雙軌制”提出以后，張維迎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1984年12月，張維迎研究生畢業，進入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他在體改委工作了六年，期間，按照工作需要，他做過外匯、宏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是企業家問題。

　　“價格不是自己形成的，它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活動。”在探討價格改革的同時，張維迎自然想到了企業家的重要性。大師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對他影響至深：“正是企業家把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并通過不斷創新改變其組合方式才帶來了經濟增長。”1984年，張維迎接受了這樣的觀點。1985年，他與中央黨校的盛斌合作完成了《經濟增長的國王：論企業家》一書。

　　在那時，張維迎很清楚，中國并沒有真正的企業家。企業家的根本特征是創新和冒險，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企業都由國家擁有，企業領導沒有動力去做創新和冒險，也不用為自己的決策承擔任何責任，他們只是按上級指示完成任務的官僚經理。

　　沒有企業家，就不會有真正的市場價格和“商品經濟”。但企業家從何而來？1986年9月19日，張維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造就真正的企業家》一文，指出：企業家是明確的財產關系的產物；財產關系不明確，就不會有真正的企業家；因此，造就企業家的關鍵是改革財產關系。隨后，他完成了兩萬多字的長篇論文《企業家與所有制》，明確而詳細地論證了“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

　　1987年10月，張維迎被體改委派往牛津大學進修，在學術上大開眼界。但他“越學越覺得自己的理論功底不夠”。1988年底，進修期滿，張維迎想重返牛津攻讀博士學位。但隨之而來的八九政治風波使他的出國計劃出現了波折。1990年夏，張維迎把工作關系轉出體改委，經朋友幫忙，辦完出國手續，于9月登上飛往英國的班機。

　　“我是帶著中國的問題到牛津求學的。”張維迎說。正是出于對企業家和所有制關系的關注，他把學習的目標集中在求解“資本雇傭勞動”之謎，并于1994年通過了這一論題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該論文的中文譯本《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于1995年出版。

　　在這本書中，張維迎試圖證明，“資本雇傭勞動”是一種保證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會脫穎而出的機制。其背后的含義是：當一個社會中不存在個人財產所有制的時候，就失去了判別企業家才能的標準。于是，大量一無所有的庸人和同樣一無所有的能人混雜在一起競爭企業領導職位。結果，企業領導者的平均經營能力不超過社會總人口的平均經營能力。——那就是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

　　“要把一個觀點變成理論，必須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這是牛津求學給張維迎的啟示。1994年8月，張維迎從牛津大學畢業，回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后轉到光華管理學院)，開始運用他發展的企業理論對中國企業改革進行全方位的剖析與研究。

　　1994至1999年間，張維迎發表了大量關于企業改革的論文。他的核心觀點是：國有企業在選擇經營者和對經營者的長期激勵機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國有企業的領導由政府官員任命，政府官員有權選擇經營者卻不需為此承擔責任，所以他們沒有動力去發現和任命有經營才能的人擔任企業領導。即使偶爾碰上有經營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業績就能保證自己在企業領導的位置上長期干下去。所以，國有企業的惟一出路是把選擇經營者的權力從政府官員手中轉移到真正的資產所有者手中，即實施民營化改革。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1999年出版的《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一書中。

　　“這本書出來以后，我基本上不再談論企業改革問題。”張維迎說。一方面，1999年2月，他被任命為光華管理學院的第一副院長，工作重心發生了轉移。另一方面，他認為國有企業的問題該說的和能說的都已經完全說清楚了，“國有企業民營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從此以后，張維迎的研究重心轉移到市場秩序的建立和企業的競爭力問題。按照價格“雙軌制”的思路，只要民營企業不斷成長，建立在國有企業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會自然消亡。所以張維迎不遺余力地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反對政府審批和管制。他還指出，在建立市場秩序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切實保護個人產權，人們就不會關注長遠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從而導致市場混亂和坑蒙拐騙盛行。這些觀點集中在2001年出版的《產權、政府和信譽》中。

　　最近三年，站在商學院教授的角度，張維迎對企業的競爭力和發展戰略投入了更多的關注。他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歸結為“偷不去、買不來、拆不開、帶不走”的競爭優勢，并指出這種優勢來源于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互補性知識與能力的積累。他還對企業的價值分享、職業化管理、國際化道路等問題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但他強調，討論競爭力問題只對民營企業有意義，“國有企業沒有競爭力的問題，而是如何退出的問題。”換句話說，“只要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國有企業就一定會被淘汰。”

　　“不知道什么時候成了主流”

　　回顧二十多年的學術生涯，張維迎有很多感觸。對于“主流經濟學家”的稱謂，他覺得很有諷刺性。“像我這樣的人，多年來一直處于邊緣狀態，說話寫文章都要非常小心，不知道什么時候成了‘主流’。”

　　的確，如果認真考查張維迎的思想歷程，可以發現，他的大部分觀點，剛提出來的時候在學術界都處于少數地位；而相對于主流的意識形態，更是可以用“異端”來形容。

　　1983年，在讀研究生的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體文章《為“錢”正名》。其中提到，“錢是社會的‘獎章’，一個正常有序的社會，你能多賺錢，說明你對社會有貢獻。”文章見報后，西北大學研究生處處長把他叫去，語重心長地說：“維迎啊，黨把我們培養大，你怎么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當時正逢“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這篇文章成為全國范圍的批判對象。

　　1984年4月，張維迎提出價格“雙軌制”，主張建立市場價格體系。他的導師擔心，他能否順利通過論文答辯。當時大部分經濟學家都信奉社會主義經濟的價格必須由國家制定，市場價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而改革的目標是“完善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直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在被視為改革的突破性標志的會議公告中，也只不過明確我國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6年，隨著企業承包制在全國的推行，越來越多的企業短期化行為出現，使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逐步認識到企業家的重要性。他們都認為，造就企業家隊伍對保證改革成功和新體制的有效運行至關重要。但對于如何造就企業家隊伍，他們有不同的看法。當時的主流觀點是：企業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并不重要；造就企業家隊伍的關鍵是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充分的經營自主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張維迎寫下了兩萬多字的長文《企業家與所有制》。這篇文章原定在《經濟研究》1987年第一期發表。但由于意識形態原因，在清樣已經排好的情況下，編輯被迫把文章的第二部分“國家所有制下的企業家不可能定理”刪除。這部分內容直到1999年才公開發表。

　　改革的現實遠遠滯后于張維迎的期望。1988年前后，企業承包制在中國的推廣達到高潮。1988年2月，國務院公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實行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補的原則，為企業改革定下了基調。

　　在當時的經濟學界，對企業改革的看法五花八門。有人提出用“國家股份制”解決政府部門對企業的行政干預，以保證經營者的自主權；有人建議用“資產經營責任制”解決企業行為的短期化問題；還有人提出通過職工自治來約束經營者的行為……但在張維迎看來，這些建議都在回避核心的所有制問題，是膚淺和無用的。他苦于找不到一種有力的理論對這些觀點予以辯駁，所以才導致他1990年到牛津大學去求解“資本雇傭勞動”問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中國改革注入了新的動力。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并把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定為“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此后，國有企業的承包制逐漸被公司化改造所代替。人們看到，一些國有企業在股票市場上市，大部分國有企業建立起董事會、總經理等公司化組織形式。

　　對這些變化，張維迎依然堅持他的意見，“你不能用在馬背上畫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馬”，即，以國有制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決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選擇和激勵問題，國有企業本身是沒有出路的。不過這時候，張維迎已經意識到，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已不再(甚至從來沒有)取決于經濟學家對國有企業的看法，而是取決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現實中的對比發展。

　　1997年，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對此，張維迎評價，“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營化”。但他同時也很擔憂，“如果說要在國有體制下擺脫困境，我能想到的惟一出路是回到國家壟斷。”從那以后，正如張維迎所料，國有企業在某些領域的壟斷越來越嚴重，而他對政府管制的批評也越來越尖銳。

　　“在轉軌經濟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業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會的管理者，就會存在深刻的角色沖突。”張維迎說。作為企業的所有者，政府當然希望自己的企業盈利而不是虧損，因此，它很容易有意無意地利用社會管理者的權力，為自己下屬的企業謀求壟斷地位和利潤。這就是出現政府管制的一個重要原因。

　　2000年3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張維迎更明確地指出，當前改革中最大的問題是某些政府部門可以隨意地制定法律法規。在制定法律法規的時候，這些部門往往打著“維護國家利益”、“規范市場秩序”的旗號。但仔細分析，大多數法律法規的出臺都是為了增加這些部門的尋租機會。他說，“如果取消審批制，中國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敗現象至少減少50%。”

　　對于如何減少經濟中的尋租活動，張維迎2004年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直指政府體制改革和獨立司法制度。他說：“如果政府體制不改革，政府的權力很大，腐敗就不可避免”；“如果沒有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政府隨意侵害產權、隨意干涉企業經營活動的行為就沒有辦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來限制人們創業和創造價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2005年3月，在北京某經濟研究所的一次研討會上，張維迎呼吁，中國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運動，要澄清國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他認為，政府的目標應該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財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資產，“這些觀念如果不能在社會中形成共識的話，好多其他的討論都難以進行。”

　　“改革是不可設計的”

　　仔細分析張維迎的思想歷程，可以看到：他對改革規律的總結，往往能得到事實的驗證；他的學術專著，在經濟學界被引用的次數遙遙領先；但他對改革方向的倡議，卻很少真正得到采納。

　　一般認為，中國的“雙軌制”改革是張維迎最先提出和系統論證的。但他自己很清楚，“雙軌制”并不是一種改革方案或建議，而是一個制度演進的過程，“實際上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地方分權自發產生的。”當時，由于企業自主權擴大，有了追求利潤的目標，就必然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組織生產，結果產品的供求和價格偏離原來的國家計劃，這就產生了雙軌價格。

　　最初，政府并不承認市場價格，禁止企業按照市場價格交易。但計劃價格是一個缺乏市場基礎的“死數”，按計劃價格運作的企業不可能長期生存。所以追求自利的市場主體紛紛想辦法避開計劃價格的管制。例如當時，地方政府就發明了一種“串換式”交易制度來避開管制。“到了1983年，雖然官方沒有廢除計劃價格，但是大多數機械工業產品實際上已經按照市場價格出售了”。隨著時間推移，計劃價格逐漸在經濟中消失。

　　張維迎對價格改革的核心觀點是：企業自主權與固定價格體系不相容，只要不廢除計劃價格管理體制，價格就不可能合理。因此，“價格改革的著眼點應該是放開價格管制，而不是價格調整”。這樣的觀點，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政府經濟部門的認可(或者說曾經被認可，現在又被拋棄)。人們可以看到，最近兩三年，發改委的官員們又在為調整煤、電、油、氣等商品的價格忙個不停。

　　同樣，在企業改革問題上，張維迎的設想也從未得到實施。按他的觀點，國有企業與企業家精神和市場價格體系是不相容的，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必須把國有企業的資產分解到個人。從1986年起，他提出這樣的觀點已經有20年。其間，無論是承包制還是國家股份制，都不是他設想的企業改革。而且直到今天，國資委對企業的管理依然停留在他論證過的“馬背上畫白道道”的階段，例如停止股權轉讓，而去建立董事會、全球招聘總經理，等等。

　　不僅如此，相對于張維迎的主張，很多經濟政策現象正朝改革的反方向變動。例如，張維迎一直主張要消除行政壟斷，但2006年初，國務院法制辦對《反壟斷法》草案進行了一次改動，“反行政壟斷”專章被整體刪除。再如，張維迎一直強調保護產權對建立市場信譽的作用，但2005年底，“陜北民營油田案”的維權人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送上法庭……

　　這些現象表明，經濟學家的觀點對改革進程的影響，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大。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出現了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浪潮。張維迎的研究表明，這是地區之間的經濟競爭所致。而地區競爭的源頭則是上個世紀80年代實施的財政包干制。其中的邏輯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各地政府要促進本地企業擴大其產品市場份額；為了激勵企業領導，地方政府就必須讓渡股權；產品市場的競爭越激烈，地方政府的股權讓渡得越多。“這就是蘇南企業民營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業民營化的主要原因。”

　　通過這些研究和觀察，張維迎對中國經濟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認識到，改革是一個制度演進的過程，而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中國的改革沒有一個連續不變的目標，更沒有一張精心策劃的藍圖”。無論是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還是那些試圖實施但以失敗告終的改革措施，還是那些成功實施的改革，都是多種勢力或群體博弈的結果。

　　其中的原因是：社會中每個人時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權力的領導者是否愿意改革以及想要怎樣的改革，并不確定。接下來，不同級別、不同部門的官員是否真心擁護改革以及怎樣去執行改革，又是一個問題。在現實中，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與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們常常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結果往往會偏離最初的目標。

　　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中國經濟改革的邏輯與前景，就能得出更加清醒的認識。在當前，很多人抱怨“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貧富差距以及教育、醫療等問題，但他們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市場化。同樣，當一些經濟學家指出，當前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是權力干預市場、市場規則被破壞的反應時，他們并沒有解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為什么會出現逆轉。

　　“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歪打正著’的過程。”張維迎說。上個世紀80年代，當中國的領導者們開始改革的時候，并不是想建立市場經濟。相反，他們的目標是通過刺激人們的積極性，“完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這里的關鍵是，當時的計劃經濟已經維持不下去。所謂改革，就是借鑒農村的經驗，在企業和地方政府中推行承包制。

　　后來，正如人們所見，企業的承包制并未挽救國有企業，但地方政府的財政包干制卻刺激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并促成了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從而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但是到了1990年代，當張維迎宣稱“國有企業民營化的趨勢不可逆轉”時，他沒有想到，民營化本身造就了民營化的障礙。其背后的原因是：當民營化帶來經濟高速增長時，少數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又重新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事實上，過去發生的民營化并不是因為政府想要民營化，也不是因為經濟學家們信奉民營化，而是因為國有企業本身難以維持，成為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一旦國有企業由政府的包袱變成巨大的利潤來源的時候，民營化的動力就變成了維持壟斷的動力。而且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政府的財力和在經濟中尋租的機會也在增加，在政府權力缺乏足夠的監督與約束的情況下，出現更多的腐敗與破壞市場規則的現象不足為奇。這大概就是過去幾年“市場化改革”帶來眾多社會與經濟問題的真正原因。

　　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景會如何？2001年的時候，張維迎說，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走向何處已經不完全由自己決定。“競爭是改革的動力，它會使中國主動或被動地走入正確的軌道”。2003年的時候，他說，改革的“多米諾骨牌”已經在多年前被小平同志推倒，“改革一定會按照自身的邏輯走下去。”

　　此時此刻，他對改革依然抱有信心。他認為改革不會出現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礙在于有的政府部門始終想維護自己的權力。他所擔心的是，某些社會輿論會被這些既得利益階層利用。他非常期盼，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幫助大眾形成一些理性的思考。“不要光想我們希望什么，而要想我們能做到什么。”張維迎語氣平緩，但反復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