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關注增長與福利的落差

　　中國政府需要加大政策執行力度，著力于解決教育、醫療和住房等非增長性問題。中國需要以政府資金來支持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同時推進民營資本進入市場參與競爭，提高教育和醫療領域的效率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正面臨十年來最大的爭議。日益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均、日益加重的家庭經濟負擔是引發這場爭議的導火索。我相信，這場爭論將進一步促使中國的發展重

心從經濟增長轉向非增長性社會問題。

　　中國“十一五”時期的增長目標是7.5%，較過去25年來9.5%的增速有所調低。將增長目標調到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可以為政府應付當前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留出空間。比如收入分配不均、教育、醫療、住房以及污染等問題。我認為，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經濟就可以實現從投資和出口型向消費型轉變。

　　反改革論調復蘇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字，2000至2005年間，中國的實際GDP增加了57.3%，名義GDP增加了83.8%。盡管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與此同時，中國民眾對本國經濟的負面情緒卻迅速升溫，近期的一個表現就是反改革論調的復蘇。

　　中國經濟中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公等系列弊端。盡管這些弊端一直以來引起很多非議，但改革開放總的政策導向遭到嚴重質疑，則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當前社會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當下所面臨的系列問題究竟是不是改革帶來的、改革是不是已經走得太遠。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當前國有資產向外資出售所引起的負面情緒。私人股權公司收購國企比外資公司難。即便是在香港首次公開募股的國有企業也遭到質疑。輿論指摘最多的一點是，中國向外資出售國有資產的價格太低。

　　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擔憂，通常和對外資的擔心聯系在一起，因為很顯然，對外開放政策導致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我估計中國的GDP中有1/5來自外資企業，中國的出口中一半以上來自外資企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堪稱世界上最為開放的大國。

　　目前，對外資的否定情緒主要來自少數社會精英，他們擔心外資進入可能會削弱本土企業的發展。中國一直以來缺乏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本土企業，這一點或為部分人對外資的負面情緒煽風點火的理由。

　　人們對外資的這種負面情緒有它的正面作用。大多數地方政府至今仍以當地引進外資的多少來作為其炫耀的資本。

　　“倒退沒有出路”

　　中國高層已重申，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倒退沒有出路。我認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基本走向發生較大逆轉的可能性很小。

　　盡管中國經濟生活中存在各種弊端，但是相比15年前相當封閉的那段時期，現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的確已經有很大改善，很少有民眾會支持走回頭路。

　　盡管大多數人對改革開放政策持支持態度，但他們擔憂農村地區的貧困、收入分配不均日益加劇、教育和醫療費用越來越高、購房壓力越來越大、污染、勞工安全問題等。

　　中國的經濟政策一直以來致力于保持快速增長。每當經濟增長表現出放緩跡象，政府都會立即拿出系列改革措施來刺激經濟增長回升。中國一直以來視增長為解決本國面臨的系列問題的藥方。

　　當前這輪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現象，動搖了中國對于增長的迷信。盡管本輪經濟依然增速喜人，但是公眾討論的焦點大多數和當今經濟生活中面臨的一些正在日益升級的問題有關，而非經濟增長本身。我相信公眾注意力的轉變可能會對中國接下來幾年的政策發展帶來重要影響。

　　我認為，“十一五”期間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的鞏固期。在接下來的五年里，我認為中國政府需要加大政策執行力度，著力于解決那些制約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非增長性問題。如果這些問題繼續升級，那么目前部分社會精英對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否定和懷疑，就可能會擴散到普通大眾中去。

　　福利與增長之間的落差

　　中國長期以來追求單一經濟增長，這是造成當今面臨的很多問題的主要原因。為了集中資源以維持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斷將財政包袱轉嫁到大眾身上。

　　教育、醫療以及住房是最重要的家庭開支。就在十年之前，大多數人還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三種必需品都是由政府公共部門提供的。但是到今天，這三方面的支出已經成為一般家庭中最大的開支。這就是為什么盡管人們收入增長了，但是大多數人卻感覺比十年前生活壓力更大了。

　　國有部門將這些包袱轉嫁到普通家庭身上之后，財務狀況大大改善，這些多出來的錢于是轉化成股市上的資產或投資。比如中國在基礎建設方面的支出增量，就是部分來自國有部門將包袱轉移到家庭之后所形成的財力。

　　住宅市場的私有化，是導致家庭住房開支加大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住宅物業的銷量從1998年占GDP的2%，上升到2005年占GDP的6.2%。當前家庭收入占GDP比重約56%，由此可以算出，購房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約為11.1%。人們購房需求日益上升，主要是由于擔心房價繼續上漲。(下轉A7)

　　2006年第一季度中央銀行針對城市消費以及儲蓄行為的一項調查顯示，消費者的消費意愿已經達到歷史最低水平，而阻礙人們進一步消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開支太大。

　　在我看來，中國的教育系統存在非常嚴重的弊端。學校資源由國家壟斷，而學校在對學生進行收費時則享有靈活的定價權。中國的學校不像是公立學校，因為公立學校有義務免費提供教育；它也不像私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只有通過競爭才能生存。

　　世界衛生組織最近公布的一個報告顯示，中國醫療領域的社會公平性在190多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四。就在十年前，中國的醫療體系還是完全由政府資金支撐的，而如今醫療費用被轉嫁到了普通家庭頭上。這個變化為普通家庭的生活帶來巨大沖擊。

　　就像學校一樣，中國的醫院也是一方面由國家壟斷，另一方面又擁有靈活的定價權，病人基本上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無怪乎當前的醫療體系會帶來這么大的社會不滿。

　　教育、醫療以及住房的巨大開支轉移到了普通家庭頭上，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增長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家庭福利為代價而獲得的。《中國青年報》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表明，85.3%的被調查者感覺現在的經濟壓力比十年前更大。

　　中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增長速度，其背后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國家將教育、醫療和住房三方面的支出包袱轉嫁給了家庭。

　　政策變化最近結束的“兩會”的著眼點不再是增長本身，而是將注意力轉移到了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上。我預計未來幾個月政府的政策變化將主要著眼于解決中國經濟中的失衡問題。

　　首先，政府可能會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深圳市不久前剛剛宣布將最低工資水平從690元/月調高到800元/月。中國政府高層越來越多地表示出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的意愿。我認為這是解決中國經濟失衡問題的非常關鍵的一步。

　　其次，我認為，政府應該著手讓普通家庭能買得起住房，以提高家庭福利。很多城市都在談論這個問題，但是目前落實得很不夠，原因是這個方案可能會影響到

　　中央政府正在發動一場針對醫院和學校等領域的商業反腐運動，以此回應廣大人民對醫療和教育的不滿。然而，醫療和教育體系若要有效發揮其本身功能，這種商業反腐是不夠的，必須進行改革。

　　我認為中國需要以政府資金來支持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同時盡量推進民營資本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以提高教育和醫療領域的效率。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徐寒梅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