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利益的公開主張和自由表達

　　張曙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平心而論，咱們二十多年法律建設上的進步還是很大的。確實立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有些法律的修改也有不少進步。比如說《公司法》兩次的修改，第二次就比第一次進步了，確實引進了一些新東西。比如說新的《公司法》引入了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就是說你這個公司出了問題，要追究股東的責任，最后要追究實際控制人包括董事、監事和經理人員的責任

。中國目前內部人控制的嚴重形勢確實需要這樣做。

　　再如《證券法》的修改也有不少進步。證券市場上的問題很多，大家也都知道，比如黑莊、圈錢、資金占用等，新的《證券法》給了證監會4項準司法權，使得證監會在監管市場的過程中，出于監管的需要，可以便利行使對涉及隱私、財產權利和部分人身權的某些權力，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進步。但是中國的準司法權和國外的準司法權是有區別的，國外是司法權力，國內是行政權力，同時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條件下，對隱私權的保護本身就不到位，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法權的重新分配。

　　我覺得進步是有的，但是無論是立法也好、司法也好，現在的問題還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前20年，經濟學成為顯學，經濟學家在社會上風頭出盡，但經濟學家現在受到很多批評，很多人把改革中的失誤，甚至把分配不公，腐敗盛行歸罪于經濟學家。實事求是說，經濟學家在改革開放中做了一點貢獻，但在實際決策中的作用相當有限。28年以后，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凸顯出來，這就要求法學、社會學發揮更大作用，所以，法學家、社會學家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其實轉型過程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現在我們的認識還不夠，經濟學家以前把轉型過程看得太簡單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和反思中國的轉型過程。如果說前二十多年里，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發展上，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貧窮，大家要吃飯，解決民生問題。那么，從未來的20年看，我們面臨的問題可能并不僅僅是發展經濟就能夠解決問題了的。

　　立法獨立

　　大家都講司法獨立，那么立法要不要獨立，要不要有一定的程序？因為現實的問題擺在這里。比如，最近關于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的合并問題就充分說明，我們的立法機構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權力。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問題，加入WTO以后就應當立即解決，現在已經過去了5年，仍然還在往后拖延。事實上，弊端已經非常清楚，它破壞了平等競爭的市場規則，使內資企業處于不利的市場地位，實際上是政府用財政手段把內資企業的一部分市場份額和利潤讓給了外資。其次是咱們現在內外經濟失衡相當嚴重，儲蓄投資和對外貿易雙剩余，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外匯儲備超過了8000億美元，匯率升值壓力很大，稅負的不統一實際上加重了這種不平衡。還有，現在外資大量進入，增加了咱們的能源和環境負擔，而帶來的福利增加又很少，這又會怎么樣？有人估算了一筆大賬，現在能源、原材料的低價、廉價的土地供給、低廉的勞動成本、再加上稅收的優惠，每年外資由此得到的額外收益就有一萬億元。這說明這個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但是由于一些部門和沿海地區某些官員的反對，從入世拖到去年，財政部提出立法建議被否決，又拖到今年，今年又重演了去年的故事，仍然是沒有結果。所以，我認為，如果不解決立法的獨立性問題，很多事情是很難辦的。

　　公開主張

　　另一個問題，是利益集團的問題。我覺得利益集團的形成是一個好事情。大家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團就覺得是貶義。其實利益多元化、利益獨立化，才能出現一個多元的社會。如果大家都是一個利益，就沒有社會了。從中國過去的狀況就可以明白這一點。所以利益集團的形成，我覺得是好事情，起碼對中國目前來看是好事情。當然利益集團的固化也可能阻礙經濟增長，這是奧爾森的理論證明了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可能不久以后會在中國出現，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既然中國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就應當給各個利益集團一個表達和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渠道。而我們目前最缺乏的就是這個東西，這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現在產生了很多暗箱操作，甚至背后有某些權力在起作用。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比如說最近關于《物權法》的討論，我覺得提出異議者作為個人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他不論采取何種形式表達自己的意見，我覺得完全正常。但大字報式的違背程序的操作居然能影響我們的決策，甚至成為正常的決策過程，這就叫人無法理解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讓不同的利益集團如何公開地表達他們的意志和要求。任何一個法律政策的議案沒有不同的意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有這么多不同的利益，大家都能主張，都能表達，就能形成一個互動的過程，也會形成相互的制衡，然后人們就可以對此進行評判和議論，看合理不合理，正當不正當，應該如何權衡、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果不讓公開主張和表達各自的利益和訴求，而是在桌子底下大家使絆子，都去搞陰謀詭計，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要說穩定，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大的不穩定因素。真正公開了，人們的利益和訴求都能表達出來，反而會出現一種比較穩定的局面。

　　如果各種不同利益和訴求能夠公開表達和主張，同時政府作為一個公共機構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很多問題就會得到解決。但是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作為公共機構往往站到了某個利益群體一邊去了。比如說很簡單的一個事情，勞動法賦予政府有關部門要對工廠的勞動條件、衛生條件和安全條件進行監督，那么，實際情況如何呢？大家知道，現在珠江三角洲每年工傷事故造成斷肢大概有十幾萬例，而斷肢再植成為珠江三角洲所有醫院里面最盈利的一個項目，水平提高得也很快。有一個鄉鎮醫院的主治醫生就做了上萬例，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有關部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害怕真正管了這件事情會把外商嚇跑，所以就不惜犧牲生命和健康。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使得不同的社會群體有可以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和機構，也就是讓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能夠發展起來，使各個利益群體有一個主張、表達和維護自己利益的機制，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警惕部門立法

　　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部門立法的問題怎么解決。就拿現在這些立法的過程來看，各個部門都想通過立法渠道把自己部門的利益合法化。我覺得這樣的立法就會走偏，這是最大的問題，因為政府部門的私利，加上公權，就會形成公開的尋租和腐敗。所以，法律里面凡是出問題的，其原因可能就在這里，很多非常必要的法律不能及時出臺，原因也在于此。就像剛才說的《反壟斷法》，既然工商局、商務部、發改委都在爭執法權，為什么不建立一個超越于各部門之上的反壟斷機構呢？現在從中國的狀況來看，我覺得市場的壟斷可能是小問題，而大問題是行政壟斷。比如說中石化、中石油，實際上壟斷了整個國內石油市場。咱們的小煤窯那么多，小煤窯只要買到開發權，坐在那兒每年上千萬利益就來了，國家該收的資源稅卻沒拿。相反，資源稅沒有拿到，而中石化由于發改委管制了油價，說自己虧了，結果財政給它補一、兩百億，而它又是上市公司，這一百個億實際上就補到外面去了。所以，我覺得之所以現在的反壟斷法通不過，通過了也很難實施，就是因為立法部門化，沒有賦予一個超脫于各個部門利益之上的機構。

　　怎樣司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司法的問題，這方面的問題也許比立法還大。現在有很多事情，比如盡管有《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但是執行和實施問題很大。我前幾天看了一個材料，說有的地方的工商局，要搞個體、工商協會，每一個工商戶都要參加，參加的標志就是交會費，交了費就是會員，不交費就不能經營，而實際上交上來的會費就成了工商部門的收入，而且這些收入還要與上級工商部門分配。誰給它這樣的行政權力？這是明目張膽地踐踏行政許可法。所以，我覺得，在立法上寧可慢一點，要真正解決司法方面的問題。我提議，我們是否也討論討論司法問題，怎么能推進憲法和法律的落實和實施？獨立的司法制度能不能建立起來？司法能不能真正上軌道？整個社會能不能養成一個遵紀守法的風氣，形成依法辦事的習慣？這是非常關鍵的。我覺得，整個社會真正形成一種誠信、守法的理念和習慣，形成公民社會的公共道德和自主公共領域的行為準則，才是最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