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大學擴招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

　　左小蕾，新浪專欄作者，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亞洲管理學院副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統計系講師，美國伊里諾斯大學經濟系計量經濟學顧問。在匯率和利率機制的改革等重大問題上做過深入的研究。

　　3月6日-3月1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左小蕾。----編者按

　　        大學擴招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     3月10日  星期五

　　文/左小蕾

　　現在中國各部門包括教育部門的改革，出現了一些偏差，需要進行反思。但是我們如果在反思的過程中輕言方向性問題，輕言“基本不成功”這樣的結論，這種看法很難茍同。特別是對于大學擴招這一教育領域的帶有突破性的重大改革，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和推動教育公平性方面無疑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建國初期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中國一直實行精英教育制度。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很長時期內，經濟和社會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由于體制和觀念的束縛，中國的大學教育還是沒有放棄精英教育的思路。

　　精英教育的思路帶來兩個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規模一直不能擴大，許多適齡青年被排斥在大學門外。第二，大學教育變成了義務教育。憲法規定的真正的九年義務教育都沒有做到完全免費教育，但是大學生，不論來自城市還是農村，不論家庭是否生活困難，每個人從學費、生活費到雜費全額免費。本人上大學的時候，當時的省委領導視察大學，為鼓勵我們好好學習，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3000個農民養活一個大學生”。免費上大學，對于上了大學的青年來說，當然是皆大歡喜， 但對絕大多數上不了大學的青年，特別是幾分之差被拒之大學門外的莘莘學子，則是對他們上學機會的剝奪。

　　這些極大地束縛了中國大學教育的公平和發展。

　　根據聯合國數據，擴招前中國18-22歲的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比例為4%，而當時人均GDP不到中國一半的印度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比例為8%。當時人均GDP和中國不相上下的菲律賓，這個數字是20%，人均GDP略高于中國的泰國，這個數字是31-37%左右。中國的教育發展滯后這些發展中國家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根據聯合國數據，擴招前中國大學教師與學生比是1比7，包括行政管理人員是1比3左右。就是說，平均每一個老師教授7個學生。而美國的這一比例是1比15，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為1比30 -50 左右。這一比較說明，給定當時的教師資源，中國的大學教育的資源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中國人從來對教育都有強烈的需求，大學也有擴大的空間，拒適齡青年于大學大門之外是不合理的。

　　大學教育相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落后和巨大差異，使中國在全球化的競爭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沖破了束縛，開始了這個教育改革的重要一頁。

　　由于適時地實施擴招的計劃，到現在，中國已經有21%的適齡青年能夠上大學，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比例由擴招前的4%上升了17個百分點。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其中農村子弟上大學的數量比例增加了。根據上海教育科學研究所胡瑞文先生提供的數字，我國1998年招收大學生108萬，其中農村子弟40萬，占37%；2005年招收大學生447萬，其中農村子弟230萬，占51%。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農村子弟上大學的絕對數字上升得很快，比例也增加了。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農村子弟上大學不但絕對數字上升了將近6倍， 比例也增加了， 第一次超過了城市青年。

　　說大學擴招阻斷了農家子弟上大學的機會，對貧困人群是不公平的說法，顯然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對于農村青年來說，擴招不僅僅是擴大了大學入學機會，不僅僅提升了教育的公平性，使更多的適齡青年有了上大學的權利和選擇，更重要的是，跨進大學的門檻將意味著農民下一代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改變，將促進社會的公平。

　　教育公平和其他社會公平問題一樣，如果在個人能力、稟賦天資，努力程度相同，其基本原則應該集中在給所有人公平發展和競爭的機會上。機會不均等是最大的不公平。

　　擴招無疑在上大學的機會公平這一起點公平問題上有了大幅提升。尊重和保護適齡青年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發展，推動了在教育權利平等、教育機會均等，教育價值觀念和教育制度公平性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大學擴招在提供更公平的機會均等的同時，使相關制度的不公平，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矛盾也被提出來，教育改革的嚴重滯后被突顯出來。

　　比如，許多過去沒有上大學的機會的貧困學生，特別是農村的貧困學生，突然要面對一個原來不必面對的新問題：因為交不起學費問題而上不起大學。交不起學費上不了大學，顯然不是擴招不對。因為不擴招，很多人根本就沒有進大學一說，還談什么學費影響而上不上得了學的問題。這個新問題是學費收取一刀切的方式產生的另一層面的不公平。正是因為擴招了大量農村貧困學生，擴大了學費問題的社會覆蓋面，才使這個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的制度問題受到全社會的關注，才被認真地提上改革的日程。

　　大學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大學教育是一種投資，因為上不上大學與個人將來的發展和前途有很大的關系，所以大學教育不是一個完全的“公共品”。大學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大學教育是個人投資，所以應該交學費。而且中國大學的資源在很長時間內都將是有限資源，擴招也不能使適齡青年100%進大學，還是一些人使用了另一些人就不能使用。而且政府財政每年都有投資，這部分能上大學的人使用了公共資源，不能上大學的人不能使用這部分公共資源，這樣就不公平。上大學的人付出部分使用大學資源的費用，交付一部分學費是合理的。有調查顯示，即使是擴招后的今天，平均25個家庭才有一個在校大學生。 實行免費大學教育首先是對那24個家庭不公平。大學免費教育顯然有失公平。

　　但是所有的上大學的人都收取一樣的學費，也不公平。

　　因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城鄉的收入差異、各個家庭的背景和經濟條件不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要真正實現大學教育的公平，差異性的學費制度至關重要。美國的差異性學費是美國教育公平的重要制度保證。

　　擴招相對過去來說更大程度地實現了入學的機會公平。但是我們還需要相應的制度保護維護這一公平機會的得以實現。用法律專業術語來表述我們還需要“過程公平”或者叫做“非均等性公平”。

　　一刀切的學費制度，就像把一張大餅平均分給一個20歲，一個10歲，一個1歲的年齡差距很大的三個孩子一樣，絕對化公平，實際上是絕對不公平。

　　我們的制度的缺失，包括助學貸款、獎學金制度和貧困學生的免費制度的不完善不到位，使擴大了的公平機會不能實現，導致了“過程”的不公平。這是大學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導致的不公平，顯然不是擴招本身之過。擴招在機會上實現了“有教無類”，如果過程不公平，還是會發生“有類無教”的問題。

　　關于大學學費應該實施“非均等性公平”的問題早就有許多解決的建設性意見。

　　這里摘要我們曾經提出的部分意見：

　　究竟應該怎么解決貧困大學生上學難的問題呢？降低大學學費不是辦法。如果國家不增加投資，降學費可能就會減少大學生數量，也可能就會擠走義務教育的錢。而且即使學費降到2000元/年，真正的貧困生還是上不起。因為貧困地區人均純收入低于600元/年，現金收入更低，即使把學費降到1000元/年他們的子弟也上不起學。

　　相對比較公平的解決辦法，就是讓貧困學生免交學費。應改變目前一刀切的面對所有大學生的補助方式，把補助集中到貧困學生身上。國外在學費的收取上會設定不同梯次，最貧困的學生可以申請免交學費，比較貧困的交半費，家里有支付能力的交全費。在中國目前可能還做不到，需要慢慢過渡。但至少可以將國家每年向大學新增加的投入以及大學增收減支省下的錢，主要用于減免貧困學生的學費，這是目前可做、急需做、國家和學校也有能力來做的事情。一所大學平均約有10-20%的貧困生，如果能讓這部分大學生全部免交學費，那么貧困大學生上學難的問題就可以得到極大緩解。

　　在貧困學生上大學的學費問題以這種方式得到解決以后，可以逐漸把助學貸款從扶貧性質，還原成人人都有資格貸款的正常性質。我們現在正在建立一套個人征信信息系統，一旦這套個人信用系統基本建成，助學貸款大學生不還債的現象就會大量減少，從而大大降低助學貸款的風險，助學貸款就可以大規模開展起來。這樣我們就可以一方面減免貧困學生的學費，另一方面也能將個人助學貸款擴大化，不管是貧困學生還是富裕家庭學生，只要愿意，都可以去借。

　　教育部已經規定，所有大學收入的10%必須用于減免學費。如果未來三年內，將國家對大學的新增投入主要用于減免學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目前財力的情況下，這是當務之急，也是可以做到的。它可以大幅緩解大學教育的公平性問題。在解決了公平性問題的基礎上，就可以進一步著手解決大學教學質量下降、找工作困難等問題。

　　至于大學教育質量下降，適應不了市場的需要，成為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之一的問題，這更不是擴招本身的問題。可能正是擴招推動了大學教育質量、教學內容和教育方式需要提升的問題的改進。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特別是對外開放程度越來越大，多樣化和國際化的人才需求大幅增加，給從來就是人才培養基地的大學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不是不擴招，或者上大學的人數少一點就不存在的問題。教師的水平不提高，大學的教育方式和觀念不改變，即使不擴招，大學畢業生同樣會存在不適應市場需求的問題。如果把大學生的這種不適應性或者畢業生質量不高歸結為“擴招”之過，會誤導我們大學教育的制度性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我們也曾經提出過辦第一流大學的建議，就是著眼于大學教育的改革，聘請優秀大學教授，提升大學教育質量，培養國際水平的人才。可惜也沒有引起必要的關注。

　　教育的公平還應該體現在教育的選擇權上。權利是可以選擇使用或放棄使用的。大學擴招擴大了上大學的權利，但是適齡青年是有權選擇不上大學的。特別是有人提出來上大學投資不劃算，這些人完全有權選擇不上大學。

　　但是我們的教育沒有提供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教育的選擇，使得在教育的選擇權方面有失公平。德國的教育就給適齡青年提供了非常務實的不同層次的教育的選擇。德國的職業教育是非常有特色的，比如保險公司辦的職業培訓學校，完全按照公司的需求培養學員，邊學習邊工作，畢業后就成為公司所需要的員工。德國人很多人就不選擇上大學而選擇上職業學校，他們認為這樣更有利于就業。

　　六年前，沿海開放城市由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過來的合資企業、港臺企業，雇傭大量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的同時也出現技術工人不足的問題。我們針對這一局面和中國將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趨勢，提出過“大規模擴大和加強職業教育，建設強大的藍領軍團”的建議，可惜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我們現在應該加強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在滿足市場需求的同時，也提供多層次的教育選擇完善教育的公平性。

　　沒有什么東西是一成不變的，大學擴招的做法也是需要不斷改進和調整的。特別是擴招的速度、擴招的規模應該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調整。過去正確的政策現在未必合適。在實施的做法上和配套政策上更需要不斷完善。我們很多政策的實施都存在一個執行監管和適時調整的問題，大學擴招中一些政策執行不到位和監管不到位的情況特別明顯，比如貧困生的補助，助學貸款制度，學費收取標準的制定和監督，等等。加強這方面制度性的建設和嚴格管理，才是解決亂收費和上學難之類問題的有效之策。政策執行不到位要及時改進，情況隨時變化，政策要跟著變化，這樣政策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教育公平的核心是機會均等。1999年以來的大學擴招提升了機會公平，擴招從機會均等的意義上大大增加了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這是不容質疑的。

　　擴招之后的確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貧困學生上學難、大學生就業難、部分學校教學質量下降等。這些問題不是擴招本身的問題。應該是擴招“提出”的新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擴招推動了教育制度的整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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