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在緩解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上要抓住關鍵

　　湯敏，新浪專欄作者，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副代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武漢大學、曁南大學兼職教授，長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50人成員。

　　2月6日-2月1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湯敏。----編者按

　　   在緩解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上要抓住關鍵     2月10日  星期五

　　文/湯敏

　　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經成為社會特別關心的問題。在短短的二十多來年里，中國從一個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一躍成為貧富差距位居前列的國家之一。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分配收入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極其少見的。

　　現在重要的是如何來解決這一問題。在對待如何逐漸縮小收入分配問題上有著不同的觀點與建議。應該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擴大是中國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 在打破大鍋飯, 進行大規模國企改造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趙人偉等, 1999)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在當前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上，我們要特別防止給公眾過高的期望，形成一個從國家現階段的財力根本達不到的預期目標，以至于持有過高的期望，反而造成失望。

　　在解決收入分配時要抓住主要矛盾，從關鍵問題上切入，這樣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什么是解決收入分配關鍵呢？我覺得有以下三點：第一，在解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時，要優先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第二，在處理收入不公平與機會不公平時，要把減少機會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第三，在減少現在的收入不均與未來的收入不均時，要著眼于建立減少未來收入不均的機制上。我認為，只有把握好這三項原則，在處理收入分配問題上才能不至于迷失方向。找出解決問題的抓手。

　　一，優先解決絕對貧困問題

　　收入分配的核心問題是貧困問題。而貧困有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處于絕對貧困的人群是指收入僅能維持人類最基本的需求以下的，即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人群。而處于相對貧困的人群則是指在社會中相對收入較低的那么一部分人。

　　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要有緊迫感。這一部分人群在生存線上掙扎，不予以及時幫助，就有生存的威脅。同時，絕對貧困又可能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扶貧以及社會福利事業的進步，這部分人的數量應該不斷縮小，以至基本消失。(趙文偉、李實， 1997)

　　而相對貧困則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只要有收入分配，就會有相對貧困，就會有一部分人的收入較另一部分人少一些。社會上總有一些人是在相對弱勢的位置上。處于相對貧困地位中的人群，雖然他們也有怨言，對別人比他生活得更好心態也有些不平衡，但是，只要是今年的生活比去年好，明年的生活比今年好，從總體上來說，他們還是對當前的情況比較滿意的。應該說，在中國今天的社會中，處于相對貧困還是貧困中的大多數。

　　但是，中國至今確實還沒有完全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溫飽線下。因此，盡快地解決中國社會中的絕對貧困問題是當前處理收入分配問題中的當務之急。

　　當前，中國社會中絕對貧困主要是農村中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2500萬人口。在處理收入分配中要把迅速解決這部分人的問題放在首位。亞洲開發銀行在分析了這部分人群的情況后，提出了通過建立農村低保系統來解決中國農村中絕對貧困人群的問題。根據亞行估計，在生活在溫飽線下的農村人口中，有560萬人為五保戶，979萬人為殘疾人口，800萬人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的地區 。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是患有長期慢性疾病，喪失或部分喪失正常勞動能力的人群。對于他們繼續沿用開發式的扶貧方式不僅成本高，也很難根本解決問題。亞行建議在中國迅速建立農村“低保”制度， 根本上解決人均年收收入低于680元人口的溫飽問題。實行這一制度每年所需資金也僅為40億人民幣，國家財政完全有能力承受這部分支出。(亞洲開發銀行，2004(1))

　　因絕大部分的城市貧困人口已經進入低保系統，應該說城市中絕對貧困的問題已經大體上得到解決。當前工作應該是如何完善低保的發放。另外，對于他們的子女上學、基本醫療，以及在城市水,電,氣價格調整時對他們的給予特殊的補貼照顧, 使他們的生活狀況在改革中不至于惡化。有了城鄉兩個“低保”系統，就可以把中國絕對貧困的問題基本解決。從國家財力與各級政府的執行力來說是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做到的。

　　二，把減少機會不公平放更重要的地位

　　在解決相對貧困的問題時，要把減少機會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市場經濟的核心在于競爭。而競爭就會有差異。市場的機制就是優勝劣汰。正是在這種競爭中，廠商能提高效率，個人能發揮更多的聰明才智。競爭是推動市場經濟的動力。但競爭的結果之一就是收入的差別。沒有這一差別，也就失去了競爭的激勵。在市場機制下，競爭中的優勝者能得到較高的利潤、較高的收入。反之，在競爭中的弱者則收入較低。在一個完全的市場機制中，收入差距可能在不斷的擴大。

　　于是就需要政府出面來設計一個緩解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機制。如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福利等制度來把強者收入的一部分轉移給弱者。減少分配收入的差距有一個度的問題。如果對市場干涉過大，就可能產生大鍋飯的現象。中國改革開放前正是這種情形。收入分配十分平均，干好干壞一個樣，長期以往，很多人可能就會失去創新及勞動的動力。造成整個社會財富的減少。最后只能產生均貧而不是均富的后果。

　　那么，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如何才能既保持市場的活力，又能較好地減少相對貧困呢。

　　在經濟活動中公平有兩個概念，一是收入的公平，即所有的經濟活動參與者收入比較一致；二是機會公平，即經濟活動參與者都有公平競爭、公平參與的機會。收入可以是不公平的，但每個人都應該有公平地參與競爭的權利。

　　在中國的現階段以至今后一個較長的時間里，我們可能都要把創造機會均等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首先，機會的均等是需要一個很好的機制來保護的，否則市場有壟斷的傾向。市場競爭是多次的博弈，勝者有競爭中的優勢，在下一次的競爭中就處于優勢地位，進入良性循環。反之，競爭中的弱者則處于不利的地位。如此多次博弈后就容易形成壟斷的局面。再者，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存在著很多競爭的不完全。一部分人、一些單位有著相當不公平的機會。若不建立一個機會均等的機制，會使收入的不均等進一步地擴大。事實上，東歐、前蘇聯等國家在轉型過程中貧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的現象也說明，轉型經濟在機會均等上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在解決機會均等的問題上，就業是人們參與競爭、抓住機遇的最基本前提。因此保證充分就業是政府實現機會均等的最重要的任務。各國政府都把減少失業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放在工作的首位。要增加就業，政府的政策就應該多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就業較多的行業的發展。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是增加就業的最佳途徑。

　　在機會均等的問題上，政府的另一項任務是保持公平競爭。這首先要有一個較好的市場準入規則。(Khan & Riskin1998) 政府不應該過多的控制行業的準入，讓一些企業，特別是部分國營企業享有壟斷的權利。保持公平競爭還要有公正、公開、透明的規則，要有嚴格、及時的執法。把那些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的廠商與個人繩之以法，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行。

　　在機會均等的問題上，政府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投資教育。保證社會的參與者得到基本的教育，今后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賴德勝，1997)在中國，目前首先是要抓好的是義務教育，保證每個公民都有一個接受至少是義務教育的機會。中國在義務教育上已經走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然而義務教育普及率還有潛力可挖，特別是農村中還有很多地區存在嚴重的輟學問題。初中普及率更低。同時，農村義務教育中的教學環境、教學質量與教學內容也亟待提高。我們很高興地看到， 經過多方多年地努力， 農村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分兩年實行，以減輕貧困農民家庭的沉重負擔。保證每一個青少年都至少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 這不但能減輕農民的負擔，增加農民收入，而且能創造機會均等，緩解收入分配不均。義務教育本來就屬于公共開支的領域，是公共財政的一部分。除了發達國家以外，亞洲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尼泊爾等國都實行了免費義務教育。中國的國力與財政能力應該說也已經能應付免費義務教育的需要。 (亞洲開發銀行，2004(2))

　　同樣地，公共衛生、基本醫療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也是使人們有均等競爭機會的基本條件，是政府工作的優先領域。沒有一個基本的健康條件，參與競爭無從談起。農村中大部分的貧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貧。沒有一個基本醫療保障，小病拖成了大病。沒有一個較好的公共衛生系統，流行病、傳染病會使大規模的人群喪失勞動能力。這些都是政府在保證社會有一個機會均等的最起碼的工作，是政府工作中的當務之急。

　　三，把重點放在解決未來收入公平上

　　我們應該要清醒地看到，中國還是一個人均GDP僅1700美元的中低收入國家。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建立一個十分完善的福利社會。我們要強調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但在現階段，也只能達到一個低水平的、最基本的收入公平。在當前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上，我們要特別防止給公眾過高的期望，形成一個從國家現階段的財力根本達不到的預期目標。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收入分配的解決是一個長期的問題，需要機制設計、體制調整，還有執行力度、執行方式的形成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都需要投入。期望在短期內收入分配就有很大的改善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王小魯、樊剛，2004)

　　因此在解決收入分配的問題中，不論是從政策上執行還是從宣傳的口徑上都要著眼于未來，要有長遠的觀點。要把工作的重點放在那些造成未來擴大收入不均的問題，特別要防患將來產生大規模的收入差距。

　　在當前要解決未來的收入不均，重點要放在增加農民的未來收入問題上。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斷增大的城鄉收支差距。(蔡昉，楊濤 2000) 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國城市居民之間，農村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小。但把城鄉合起來算，基尼系數就遠超出了國際目標警戒線外。農民收入增加不快，從根本上說是農業生產率低。從國際的眼光來看，因以大田生產為主的糧食生產并不是耕地相對稀缺的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因此，從長期的觀點來看，一定要減少農民，加快城市化進程。把農民綁在農村，綁在田里，通過大量的對農業的補貼，雖然能在短期內增加農民收入，但從長期的觀點來看，反而束縛住了農民進城的積極性。對農村的青年，因他們教育程度相對較高，適應能力較強，應該鼓勵他們進城去，參與城市化的建設。放開城市長期居住的門檻，給農民工一個不斷地培訓與學習的機會，不斷地提高收入水平。這樣才能使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逐漸地在城市留下來，真正成為城市的一員。與此同時要加快城市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勞動保障制度以及養老保障等一系列制度上對農民工應該一視同仁。

　　國際經驗證明，土地政策、房地產泡沫也是造成未來大規模收入不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世界銀行， 2004)土地特別是城市中的優良地段總是稀缺的。誰占有了它，就長期占有了稀缺的資源。而房地產的泡沫更是使已經占有了土地、房產資源的所有者能在短期內數倍地增加財富。另一方面使沒有房地產的人群根本進入不了市場。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又拉動了建材等一系列商品價格的上漲，引起通貨膨脹，進一步減少全體人民的財富。因此防止房價增長過快，防止房地產泡沫的形成，不僅是短期的政策，應該是政府的長期工作任務。政府要在稅收、信貸、遺產轉移、土地供給等方面制訂與實行長治久安的政策。在當前應該大力推動二手房的市場建設，增加房產市場的供應。加快城市交通建設，使城市中心的級差地價降下來。同時嚴厲打擊借銀行貸款來炒房的投機者。

　　教育的差異是形成未來收入差距又一重要原因。(Galor，1997)除上述的基礎義務教育要重點投入之外，對職業教育與大學、大專教育也要注意公平。在現階段應該把財政每年撥給高校資金中的一部分做為貧困學生減免學費的專項資金。使所有學生不至于因家庭貧困而上不起學。另外，高校的開支也要嚴格審計與檢查。杜絕高校中成本過高、效率過低的問題。把節省下來的錢基本上用在對貧困生的補助上。

　　四，結論

　　中外歷史都證明了如果收入分配的差距超過了一定的限度，老百姓對改革開放的支持度就可能會大大降低，社會的穩定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因此各級政府要積極行動起來，把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當成一項重要的執政任務來完成。 同時，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與物質上的準備，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盡管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從當前的趨勢看來，中國的收入分配可能還會繼續擴大一段時間。。

　　在解決收入不均的問題上要抓重點。優先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特別是盡快建立農村的最低保障制度和完善城市的低保制度。在解決相對貧困的問題時，要把重點放在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平臺，減少機會不公平的現象。在就業、基礎教育、基本衛生、市場準入以及公平執法等方面下功夫，投資金。最后，政府的政策還要更偏重于解決未來的收入不公現象，在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農民進城，加快城市化。同時，政府要促進公平教育，使大學生不能因家庭貧困而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最后，政府要通過稅收、財政、貨幣、土地的各方面措施，防止出現房地產泡沫，防止通過財產的快速增值使未來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

　　參考文獻：

　　蔡昉，楊濤：城鄉收入差距的政治經濟學。 中國社會科學，2000(4)。

　　趙人偉等，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王小魯、樊剛：《中國地區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和影響因素》，《經濟研究》 2004年第1期。

　　賴德勝：《教育擴展和收入不平等》，《經濟研究》1997年第10期。

　　趙文偉、李實：《中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及其原因》，《經濟研究》1997年第9期。

　　吳國寶：貧困線建立的理論和方法述評 . 經濟學動態. 1999 (11)

　　亞洲開發銀行：關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面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建議， 觀察與建議， 2004年2月

　　亞洲開發銀行：從實行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入手，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 觀察與建議， 2004年2月

　　世界銀行：《2004年世界發展報告》，2004。

　　Galor, O. and D. Tsiddon: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New Evidence. The Economic Growth,93,1997.

　　Khan, Azizur and Carl Riskin.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China quarterl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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