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擴招擴錯了嗎

　　湯敏，新浪專欄作者，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副代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武漢大學、曁南大學兼職教授，長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經濟50人成員。

　　2月6日-2月1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湯敏。----編者按

　　                擴招擴錯了嗎     2月6日  星期一

　　文/湯敏

　　自一九九九年以來的大學擴招翻開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大學招生擴大了將近3倍，長期困擾著青年學子的上大學難的問題有了很大的緩解。然而，最近社會上有一種輿論，認為擴招擴錯了, 把伴隨著大規模擴招出現了的一些問題：如貧困學生上學難、畢業生找工作難、教育質量下降等等通通歸結于市場化的改革。更有一些觀點以此來否定整個教育改革。我們認為擴招中確實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但是，當前在中國高等教育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并不是擴招的方向錯了，也不是教育與市場相結合的改革錯了，而恰恰是過去計劃體制中的弊端還沒有完全消除，政府職能轉變還沒到位、改革還不夠完善造成的。教育不能市場化，但不與市場結合的，不為市場經濟服務的教育，一定沒有出路。對擴招中出現的一些負面問題，不能以偏概全，特別是不能讓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干擾我們的改革。 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推動教育的改革，只有在不斷的改革中中國的教育才有出路。

　　一.假如沒有擴招

　　自擴招以來，我國每年普通大學本�？普猩�人數已從1999年的160萬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447萬人。在校生人數從413萬人增加到1334萬人。如此大規模地擴大招生，使上千萬的青年學子進入了高等學堂，開始了人生的新的飛躍。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我們的適齡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從1991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3%，從世界排名第131位，上升到第114位。擴招對中國社會影響之大，不可低估。在城市，適齡青年上大學已經不是件難事。筆者近年來經常到貧困地區訪問，見到很多很偏僻的村莊里有了歷史上的第一個大學生。大學的擴招大大提升了民族的素質，使我國的受教育水平、人力資本水平都上了一個大臺階，其深遠影響在未來十到二十年中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

　　在大規模的擴招同時，高等學校本身也得到迅猛的發展，大學數從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4年的1731所。大學教師也增加了1倍。高中、研究生教育同時也在擴大，高中生在校生也翻了一翻，從1999年的1049.7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220.4萬人；研究生也擴大了2.5 倍�？梢哉f， 大學擴招為今后中國進入更高層次的國際競爭，為自主創新發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與知識基礎。

　　換一種思維，假如沒有擴招，那么現在是一種什么情形呢？ 首先目前在校的大學生中的一半以上根本進不了大學，早已經進入了就業或失業的大軍。因高中也不會擴招，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連高中也上不了。也就是說，現在學校中的上千萬青年人提前四到七年就進入勞動力市場。初中畢業的學歷與素質，使他們僅能跟進城民工或下崗工人爭奪工作崗位。在過去的五年里我國下崗工人再就業人數達1800萬人。與這些初、高中的青年人才相比，下崗工人在競爭處于劣勢，因此假如沒有擴招，很可能有一半左右當前再就業的了下崗工人會被這些青年擠出去。

　　如果沒有擴招，這些可能都是今天的現實！不擴招我國失業的情況要比現在更為嚴重；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更弱；中國的高等教育就沒有今天的成績。

　　二.到底有多少貧困生上不了大學

　　對擴招批評最多的是大學學費的提高導致了貧困學生上學難的現象出現。 不可否認，學費增加后，對一部分貧困家庭形成了很大的壓力。 也不排除有個別的因交不起學費上不了學的例子。但是，如果這只是少數的個例，就應該按個例處理。 不能以偏概全，把一些特例當成普遍的現象，甚至斷言“它斷送貧窮農村子弟致富的機會，使他們再也念不起大學了”，并以此來否定擴招，否定教育改革。

　　我國大學招生是按分數線來定的，在錄取的時候并不會因家庭貧困而被排斥。近年來，按教育部規定，所有高校新生報到時都要為貧困家庭學生開設綠色通道，讓家庭經濟困難的新生一律先辦理入學手續，然后再根據情況采取不同辦法予以資助。貧困大學生貧困生被拒絕入學時，可向教育部投訴。網上報道的個別貧困家庭學生因學費放棄入學的機會，絕大部分并非公辦高校。

　　平心而論，自擴招以來，國家、高等院校以及全社會都努力來解決貧困生的問題。經過一些年的努力，我國基本建立了“獎、貸、助、補、減”的資助高校貧困家庭學生的政策體系。例如，從2004年起公辦普通高等學校中約5%的家庭特別困難學生每人每月資助150元，共有惠及67萬特困學生。教育部還規定， 高校必須將學費的10%用于資助貧困家庭學生。同時，有關部門改革了國家助學貸款實施機制，原則上按在校生總數20%的比例發放助學貸款。隨著我國個人信用系統的建立，不按時還貸款可以及時追索， 大學貸款欠帳的問題應該大大緩解。 這又可大大提高商業銀行與政策銀行發放助學貸款的積極性。相信在一兩年內助學貸款的范圍還會不斷擴大。

　　三.解決貧困大學生上學難的可能出路

　　對于貧困學生的問題，要采取措施給與特殊的解決。即使是把大學學費降低到擴招前的3000元左右的水平，他們也支付的困難。其根本辦法是跳出傳統思路，改革“一刀切”式的不合理的大學助學補貼方式，使貧困家庭付不起，富裕家庭搭便車享受補貼的怪現象。采取對不同家庭收入的學生給予不同的補助水平，再配合助學貸款的擴大，我國貧困學生上學難的問題應該大體上得到解決。

　　大學教育是非義務性的教育，更適合誰受惠，誰付一定費用的原則。即使是適齡青年入學率高達50%-70%的西方國家，近年也在加大受益學生自付學費的比重。近幾十年來，隨著人們對經濟問題認識的深入，很多傳統由財政支持的公共產品也都取消了補貼，而采用“誰受益，誰付費”的方式。如公路、城市供水、污水處理、供電、垃圾處理等等。既然這些大多數人都受益的，有明顯外部效應的典型公共產品都采取了受益者付費的方式，更為少數人享受的高等教育理所當然也應該采用同樣的原則。

　　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國家每年還是撥出了巨額的財政資金投入到大學教育中去。據統計，我國平均每個大學生的人均成本為每年14000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學費為5000-6000元。也就是說實際上國家財政直接或間接地每年給每個在校大學生提供了8000-9000元的助學補助。這種助學補助是“一刀切”式的，既對每個大學生收取一樣的費用，給予同樣的補助。即使是擴招后的今天，我國平均28個家庭才有一個在校大學生。這筆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28個家庭交稅交來的。對一個大學生的補助超過了對50個小學生的補助。在當前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尚且要收費的情況下，上非義務教育的大學當然應該收取一定的費用。

　　我們現在的大學付費方式是從計劃經濟下“一刀切”式的全免學費的助學補助方式演化而來的。認真琢磨起來就可以發現這種發放助學補助的方式極不合情合理。國家財政資金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說，這每人8000-9000元的助學補助，實際上是由28個家庭交稅交出來的。用這筆稅款來對收入較低，承擔不起學費的家庭給予一定的補貼，還權且可用經濟學的轉移支付理論來解釋，情有可原。這與用財政撥款來扶貧的道理的一樣。但是，由27個家庭交稅來補助一個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青年上大學，就不十分合理了。

　　“一刀切”式的助學補助最多只能算是“均等”，而不能算做“公平”。有人曾拿分蛋糕為例來說明“均等并不一定公平，公平也不一定均等”。把一個蛋糕平分成四份給四個孩子看來很均等，但如果孩子有幾個月大的，有十來歲的，這樣的分配方式就不很公平。

　　當前社會上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大學學費過重，超過了一般家庭的支付水平，因此學費應該更低一些。我們同意，即使是擴招前的3000元一年學費，對大部分的農村家庭及一部分城市低保家庭來說，也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對另一部分家庭來說，這筆學費是出得起的。每年花大錢上擇校，補習的，自費留學的也不乏其人。例如，中國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為10000元左右，一家三口人年可支配收入為30000元，按20%的年收入來算， 5000元的學費并不是特別不合理。 即使是在農民中也有收入較高的。 “一刀切”的補助方式正是忽略了人們支付能力的差別。出現了窮人付不起，富人搭便車享受補貼的怪現象。

　　因此，如同任何補助或扶貧款的發放一樣，合理與有效的助學補助的發放方式應該是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給予程度不同的助學補助。極貧困家庭的大學生應全免學費；比較困難的應部分減免學費；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少接受補助。

　　當然，這一補助方案在實行起來還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加以改進。例如，我們可以實行減免學費為主，暫時先不提高對富裕家庭的學費。規定在若干年內，國家對高校的增撥經費，高校創收，高校節支中的的一個很大比例用于減免學費；把國家對貧困生的貸款貼息補助直接用于貧困生學費減免；稅務部門對社會上對貧困大學生學費捐贈予以免稅；對煙花炮竹克以5至10倍的稅用以對貧困生補助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把助學貸款的功能與范圍擴大， 把助學貸款還款期延長到10 -15年，把助學貸款從現在的對貧困生的補助功能，轉變為對所有學生開放，即使是對富裕家庭學生也一視同仁的貸款。這樣，即使是在國家財政暫時不能對高校更多的投入的情況下，也能大體上解決貧困生入學難的問題。同時，也能減少其它收入家庭學生的現實支付壓力。

　　四、大學收一定的費用就是教育產業化嗎？

　　把對大學生收一定的費用等同于教育產業化也是一個誤區。我向來反對提教育產業化這一個概念，因為它混淆了不同層次的教育。 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什么是教育產業化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不清晰的概念。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是一個市場化運作的產業，相反是由國家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 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來運作。

　　對大學生收取一定的學費并不代表就是教育產業化。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正是公平性的表現。我國大學教育是非義務性的教育，能夠接受正規大學教育的畢竟還是少數人。即使是擴招后的今天，平均28個家庭才有一個在校大學生�，F代的教育理論認為，對于尚未普及高等教育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高等教育更接近一般商品的性質，更適合誰受惠，誰付費的原則。國家財政應該支持教育，但不可能對所有的教育和教育人口“大包大攬”。

　　一些人總是把減少大學學費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再增加投入上。 我國政府財政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政府也在不斷地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但是，財政教育投資中要體現公平的原則。在我國，財政的教育投入不夠公平首先體現在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太少。低收入的農民要負擔大部分的教育成本。要解決教育投入不公平的問題，就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

　　教育投入不公平還表現在我國教育撥款的重高教，輕基礎教育的傾向。財政支出，就跟一個家庭的支出一樣，有一個優先次序的問題。即使在教育內部，國家的投入也應該有個優先排序，首先應該保證義務教育，再才能投入到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學前教育等，而不是反之， 把大頭放在高等教育上。我國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本來就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而就在有限的教育經費的分配中，對高等教育的撥款占全部教育經費的比例又遠遠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在過去的幾年中，國家對高校又增加了上千億的投入。

　　在現階段，政府有錢必須首先投資農村教育，投資基礎教育。首先要讓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全免費，減少農民不應有的負擔。同時，對農村小學、初中的校舍教具的投資，對農村教師培訓的投資。 同樣地，如果農村地區沒有一定規模的高中，農民子女上大學的機會也不平等。擴大農村的高中，擴大對農民的職業教育，提高它們的教學質量。有條件的情況下， 城市的免費義務教育也要逐漸實行。這些都需要巨額投資。這些都是涉及全體農民，全體人民的大事。要體現教育的公平性，這些問題就要優先得到解決。

　　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高等教育的公共財政的投入，不可能、也不應該有過快的增長。從這點出發，高校經費的解決要從減少開支，減少浪費上下功夫，在為社會服務、為企業服務上下功夫，在動員社會捐獻上下功夫。高校在這些領域存在的問題，并不是教育改革所造成的，恰恰是高等教育與市場結合不緊所造成的。

　　五.中國的大學生太多了嗎？

　　一些人用當前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來證明沒有必要擴招。 關于中國高等教育是過剩還是不足也是對擴招功過的的判斷標準之一。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讓我們進行一些國際比較。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同口徑的適齡青年入學率這一指標來看，2002年高等教育入學率中國為13%，韓國為71.69%，菲律賓為29.45%，泰國為31.92%。我國高等教育只是剛剛跨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門檻。如果說與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不好比，但連經濟增長速度為我國一半和人均GDP與我們不相上下菲律賓、泰國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學生，我國經濟為什么不能容納現有大學畢業生就業呢？

　　從宏觀上來看，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只是經濟轉型過程就業結構變化產生的暫時困難，一部分是因為大學生就業觀念調整不夠而沒能很好地抓住機會,還有高等教育改革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學生過剩，人才過剩。中國大市場完全能容納下更多的大學生。不能因為這些暫時的困難而放棄教育適度超前發展的大戰略。

　　就業問題與產業結構變化、經濟發展周期等有著直接的關系。當前，不但是大學生就業較難，整個社會都存在著就業難的問題。近10年來，中國的就業壓力越來越大，而且在短期內還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從1995年到2005年，在國企與集體企業中減少了6000多萬個就業崗位。從改革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進步。 過去看似失業的人非常少，表面上每個人都有工作，但實際五個人做兩個人的事，不僅工資低，五個人還互相打架。經濟發展走向高效，兩個人崗位只能兩個人吃飯。然而從就業的角度看，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問題集中在幾年內解決，就會出現勞動市場的暫時不平衡。另外，在我們的政策主導上，沒有把就業問題真正放到優先地位上。許多地方政府過于追求經濟增長率，采取的是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從金融，財政及政策上都向高科技，大企業傾斜。新近增加的一些企業和經濟項目就業容納能力往往不高。過去十年中每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創造出來的非農就業崗位僅為80年代的三分之一。形成了“高增長、高投資、低就業”的現象。

　　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另一個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問題。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學校的反應相對滯后一些，使得高校在專業設置上有失平衡，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陳舊，培養出的許多大學生的素質和能力不適應市場的需要。然而，壞事也可以變好事，也許正由于大學生就業難，會進一步推動人們呼吁了多少年都沒有能夠推動的一些高等教育的改革。以前大學畢業生總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政府開列計劃，高校開設一個專業，畢業生由政府包攬�？恐�牌子，就不愁自己的學生分配不出去，學�；�本上不用關心市場需求。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學生分不出去，就不會再有人買你的服務，將來專業就會被取消。這就促使我們大學要更好地與市場結合。面對市場經濟，許多企業這十幾年也都經歷過“陣痛”，高等教育也需要一次“陣痛”。

　　目前國家對大學畢業生實施“自主擇業、自由就業”的政策，使得就業基本市場化，市場機制已經開始發揮其作用了。習慣于計劃經濟機制下的就業觀念，許多大學生在市場機制調節的就業市場上反倒有了“失落感”。在“精英教育”時代，高校畢業生短缺，社會精英崗位充足。高校畢業生就業是一種與之相適應的、在社會精英崗位上的就業。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后，社會精英崗位與高校畢業生數量相比顯得不充足甚至短缺了。就高校畢業生整體的就業情況而言，是進入了一個“大眾化就業”的時代，一部分高校畢業生通過競爭，進入社會的精英崗位。同時，必然要有一部分高校畢業生從事與大眾化教育相適應的比較低一級的工作。這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在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的國家，大學畢業生干的也往往是很基層的工作。因此大學畢業生必須調整就業觀和就業期望值，樹立大眾化的就業觀。正確認識自我，認識社會職位要求，找準自己就業的社會定位。

　　最后， 我們現在廣泛報道的所謂一次性就業率是否科學也是值得探討的。定義十分不清晰、不科學的數據滿天飛，再經過媒體的炒作，也會造成人為的恐慌，誤導學生，誤導家長，也誤導社會，更會影響我們對當前的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一次性就業率指的是7月份大學生的簽約率。與計劃經濟下硬性分配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需要一些時間，在短短的幾個月里甚至半年內找不到工作也是正常的現象。另外，在我們的統計中，靈活就業，即沒有簽下合約的，在小型，微型企業中就業的大學生往往都沒被統計進去。實際上，這種就業統計還是我們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分配就業模式的一種延續。我們應該采取國際上通行的辦法來進行更為市場化的統計方式。

　　六. 改革的完善還是完善的改革

　　由此可見，當前在中國高等教育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并不是擴招的方向錯了，也不是教育與市場相結合的改革錯了，而恰恰是過去計劃體制中的弊端還沒有完全消除，政府的職能轉變還沒到位、改革還不夠完善造成的。

　　目前社會上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完善的改革還不如不改。我們不同意這個觀點。中國幾十年改革的進程都是以漸進式的改革。改革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人們對改革的認識也有一個深化的過程。不可能在改革的初期就把一切設計得那么完善。如果等到把一切都設計完善了，法制都健全了，把執法的機制與人員都培訓好了，再來進行改革，那么在中國這塊大地上，改革就永遠啟動不了。

　　拿擴招問題舉例來說，如果當時能配合大規模的學生助學貸款，貧困學生上學難的問題可能就能夠大大減緩。事實上，我們在提出擴招方案時，實行學生助學貸款是一項最重要的建議。國務院、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當時也有很詳細的推動學生助學貸款的方案與試點。但是，由于當時的

　　某種意義上來說，如果沒有擴招這樣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我們未必清楚體制中誠信嚴重缺失，銀行改革嚴重滯后，政策執行不力以及高增長不創造高就業等等經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這些應該成為進一步改革的目標，不應該讓擴招為這些體制中的問題替罪，更不能用否定擴招來延誤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改革。在改革中抓住關鍵問題大膽地改，發現新問題的出現就及時加以解決，不斷“改革”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人類的歷史就是在不斷地改進中成長。任何事都有利有弊，不可能十全十美。抓住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攻其一點，不計其余，以此來否定整個改革，這種態度不可取。我們不能讓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一些不加分析比較的數字，加上一些媒體，一些網絡的炒作，干擾我們的改革。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從根本上來說是人才的競爭。當前的實際情況是，中國的教育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更不能說是適度超前。即使從數量上來看，我國適齡青年上大學的比例還遠遠低于于同等發展水平，甚至于低于我們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 從質量上看，我們的教育更是趕不上市場的需要。 一個國家要想比別的國家發展得更快一些，必須在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上適度超前發展。擴招的深遠意義及經濟效果將來肯定會顯現出來。目前擴招中出現的問題只是轉型中暫時困難，不能把短期內的問題作為長期發展戰略決策的基礎，不能因為暫時的困難，一些工作中的缺點問題，而放棄高等教育適度超前發展的大戰略。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推動教育的改革，在改革中不斷推動大學教育規模的增長，只有這樣，中國的教育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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