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發：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現狀與前景研究1-2

　　第二部分：2004“郎顧之爭”及質疑與批判中國國企產權改革風暴

　　一、“郎顧之爭”的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時代背景

　　回首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來27年的發展歷程，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階段：1978—1988的全面成功階段，即舉國上下歌頌改革的春風的十年，也是改革全社會得到實惠的十年。

但國有企業經濟情況已經處于危機四伏狀態、只是因為國家提供貸款擔保、政策扶持中依然處于國家的保護之中。第二階段是1989年到1998年，這個十年，是國有企業優勢跌落、困難重重、努力掙扎的十年，是國有企業獲得實惠與出現困難并存的十年，也是嘆息的十年。多數企業問題成堆，特別是缺少國家扶持的企業更是生存困難。“砸三鐵”無功而返，清理三角債過后又形成新的三角債，在生產經營的眾多領域中，在三資企業與鄉鎮企業與個人體私營企業的競爭中，國有企業市場相對縮小、成本日益上升、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腐敗的問題、管理的問題、體制的問題全面浮現，全面改革普遍開始，管理的辦法、股票上市的辦法、承包與租賃的辦法只是在部分企業有了效果，但總體上不能改變競爭領域國有企業每況愈下的狀況。第三階段是1998年以來的全面推動的產權制度改革，實惠不能再給，既得利益每天受損，對將來的前景的擔心與眼前利益的喪失，使得改革面臨全面的阻力。越來越多的懷疑與反對之聲，各種矛盾激化的因素已經日益暴露，改革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二、郎顧之爭的風暴突起與信息時代獲得的巨大社會反響

　　郎咸平先生，著名經濟學家，財務專家，出生于臺灣，求學于美國，1986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財務學博士學位，曾執教于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現為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護小股民權益的課題。

　　2002年以來年，郎咸平教授用財務分析方法研究預言德隆的衰敗獲得成功，一舉獲得股民的“郎監管“的好評。2004年以來，郎咸平發起對眾多中國知名國有企業的內在問題的尖銳質疑與批判。

　　2004年6月17日，郎咸平質疑TCL產權改革方案。

　　2004年8月2日，郎咸平四問海爾管理層，試圖得出海爾高管人員曲線完成MBO的結論。

　　2004年08月11日，郎咸平質疑顧雛軍，“七板斧”伎倆席卷國家財富。郎咸平將顧雛軍的巧取豪奪歸納為“七大板斧”——安營扎寨、乘虛而入、反客為主、投桃報李、洗個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雞生蛋。

　　2004年11月，郎咸平質疑長虹倪潤峰的曲線MBO路線。

　　2005年5月，郎咸平質疑長虹集團繼任領導人再次推行曲線MBO路線，并且對倪潤峰主政時的曲線MBO的過程歸納為“倪氏吸星大法。”

　　2005年7月29日，被郎咸平痛批的格林柯爾(資訊 行情 論壇)董事局主席、科龍董事局主席顧雛軍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資金被公安部門刑事拘留。9月8日，格林柯爾氏的科龍易手，青島海信集團進入科龍，“郎顧之爭”告一段落。

　　從郎咸平質疑幾家知名企業的產權改革到現在，歷時近一年半。郎咸平對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批判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與轟動效應。由于事關數千萬個家庭與三億以上人口的切身利益，事關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主人公地位，因此極其敏感，極其尖銳。數以千萬計的企業職工，企業界，財經界，法律界，各個流派的代表人物無不赤膊上陣，“挺郎派”與“倒郎派”，主流派，非主流派，新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實踐派，中間派，騎墻派，法律專家，紛紛參與進來，各抒已見。全社會對這場建國以來影響最大、涉及面最廣、參加人數最多的政治與經濟理論紛爭給予高度關注。數百家平面媒體，上千家網絡媒體，無不以很大的篇幅發表或轉載相關文章。特別應該關注的是，萬千網民中大量弱勢群體的激情與憤怒溢于言表，留言動輒數萬條，可以說是一場關于中國國企產權改革的“世紀風波”。這場是與非的辯論正在深刻影響著整個國家的改革進程。

　　請看天津一位學者的評價：這場“郎風暴”驟起，無論是主流學派還是非主流學派，都感到很突然，彼此都缺乏應對的充分思想準備，經濟學界曾一度集體失語。其實，這場思想風暴的到來決非偶然。它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愈演愈烈地盛行多年，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負面影響和危害后必然導致的后果。由于在長期不斷重復引進、輸入、傳播新自由主義，使新自由主義日益滲透到某些權力機關決策層，成為一些單位改革的指導思想。在這種情況下所采取的系列改革舉措，導致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承擔了巨大沉重的改革代價，使其中大批企業由生機勃勃走向破敗困境；在促使社會主義國有小企業和集體企業幾乎被賣光、送光的情況下，針對屬于骨干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借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之機，扭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大造國企產權私有化輿論，以便使這個新剝削階級聯盟能夠共同瓜分最后這一大筆工人階級長期艱苦創業積累的國有資產，實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這個夢想，而廣大工農群眾卻屢遭剝奪，被逼向更加艱難的困境，因而不得不此起彼伏地進行各種形式的抵制斗爭。當前的這場思想風暴，正是這種社會矛盾激化的現實必然要折射到意識形態領域的集中反映和表現。(引自《評郎咸平現象》)。這說明郎咸平現象帶來的問題已經遠遠跨越了經濟領域，其影響的深刻與政治沖擊波的力量不容低估。

　　三、郎咸平的主要觀點及其政治含義

　　郎咸平的主要觀點：

　　1.郎氏認為，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產權進行改革的分析是錯誤的，國有企業是容易搞好的。產權改革沒有必要。(在香港上市的國有企業效益比民營企業效益好)國有企業產權虛置的說法是主流經濟學家拍腦袋的結果。

　　2.郎氏認為，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做法是錯誤的，“國退民進”是國有企業負責人、民營企業家與政府官員合謀瓜分國有資產，民營企業在“國退民進”中狂歡。

　　3、郎氏認為，應立即停止MBO，國企領導人有意搞虧企業然后自賣自買，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

　　4、郎咸平認為，國有企業虧損根源是國有企業領導人作為保姆想當主人，中國國有企業領導人都沒有信托責任，關鍵是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

　　5、郎咸平認為，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國的改革政策是經濟學家拍腦袋的結果。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市場化改革是剝奪中國老百姓的改革。

　　郎咸平作為一個從事財務分析的香港經濟學家，他關于國企改革的言論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他提出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及建立法制社會也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炒作和包裝自己也是允許的。但是，問題的本質在于：郎無視中國國有企業多年來積累的矛盾與存在的問題，無視中國國企改革問題的復雜性，把改革中的部分問題作為普遍現象來批判中國的改革，進而否定中國改革的方向，其負面影響是極其嚴重的。郎氏的觀點不僅其主要理由與事實相背離，他的關于中國改革指導思想是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觀點更是從政治的合法性層面上有顛覆改革全局的作用。他從個別案例出發，夸大中國改革中的錯誤，在表面上代表了在改革過程中利益受損的群體，同時有個人沽名釣譽的特征，實際上迎合了社會上左的反對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勢力和右的要求全面西方化的勢力的共同需要。從實際情況看，郎氏理念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大局，極大地干擾與阻礙著正處于攻堅困難時刻的全面改革進程。郎氏關于中國改革的理論應該得到全面清算。

　　郎咸平理論大行其道的根源在于，中國的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是探索中的產物，中國國有企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一定要改革，否則了無生機。中國不全面推進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無以實現繁榮。舉國公認的事實是，建立經濟特區與發展三資企業對中國改革開放起著巨大的作用。黨和政府為改變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化經濟格局、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而發展鄉鎮企業的政策與措施是非常正確的，它為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了廣泛的生機，鄉鎮工業為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間，也帶來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巨大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是以解決城鄉居民難以就業和填補市場經濟空白為起點發展起來的經濟模式，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許多波折，終于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繁榮進步，沒有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就不存在中國家繁榮與進步。沒有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也就沒有中國國有經濟的巨大發展。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是體制型的、累積型的，國有企業的生命力在于改革。

　　針對中國國有企業缺乏體制動力與內在活力的情況，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選擇了漸進的逐步推進的方式，這種方式保持了社會的穩定與繁榮，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防止了意識形態的紛爭延緩改革進程。漸進帶來了一些改革不完善，探索性與實踐性使改革在發展過程了積累了許多問題。當這些問題越積越多的時候，人民群眾從改革中獲得的直接利益越來越少的時候，對改革的質疑與批評也是一定會有的。然而，“郎顧之爭”中出現的問題有諸多反常現象，需要加以分析以提高我們的認識。(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