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業良：民生保障與權益補償問題

　　夏業良，新浪財經專欄作者，安徽蕪湖人，經濟學博士，先后在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工作，參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銀行在華項目工作。1987—1989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美國舊金山大學學習管理學和EMBA課程，2002年7月起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執教，現任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兼任上海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教授。

　　12月19日-12月2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夏業良。----編者按

　　          民生保障與權益補償問題     12月20日  星期二

　　文/夏業良

　　經濟人理性的假設告訴我們：對于個人或利益共同體的財產權利及其派生性收益，沒有人會比當事人更為關注和更加不遺余力地予以捍衛。在市場機制已經初步建立，價值規律普遍發生作用的社會環境中，任何以國家或公益名義所進行的財產權益轉移都會受到公眾的集中關注和廣泛監督，從而派生對信息公開和透明程度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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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傳播速率、范圍以及透明程度遠高于往昔的今天，普通百姓的知情權更加值得關注，對公民權利和經濟收益權的粗暴剝奪與侵犯，不僅會傷害公民對政令和法制的信心，甚至會削弱政府的公信力，促成日益滋生的不滿和抵制情緒。而這些從腐敗行為所產生的過失責任轉嫁現象(普通百姓在正當權益要求無法得到有效保護的情況下，往往會把積怨轉嫁到執政黨和政府身上)顯然是與“和諧社會”相背離的。

　　民生問題是一切文明社會所共同關注的根本性問題，個人的生存權利以及由“天賦人權”理念所派生出的個人自由與選擇的基本權利通常被統稱為“人權”，其中包含個人的經濟、法律和政治權利。

　　政府職能轉變的必然趨勢是將“共和憲政”體制所規定的民賦權利加以重新辨析與界定，將部分權利返還給日益成熟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也有人翻譯成“市民社會”)，并從制度安排上接受公民社會的嚴格監督，使政府逐步從“權力無限”的壟斷者轉化為“權力有限”的公眾代理人，從封建時代的以專制特權為特征的“人治”向現代文明社會的民主、開放和法治社會轉變。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出：“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引導人民群眾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是21世紀初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面臨的重大課題，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黨和政府以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重要體現。不久前公布的“十一五規劃‘(即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也更加突出了執政黨和政府對農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的關注以及力求改善的態度。

　　普通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是衡量政治體制民主化和現代化程度的主要標準之一。沒有政務公開，沒有公眾對政府運行情況的了解，所謂公民最大限度地參與國家事務就是一句空話。

　　近年來，有關公民參政的信息，越來越頻繁地進入我們的視聽。比如說貴陽市人大常委會致力于拓寬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常委會會議允許市民旁聽；部分立法活動讓市民參與；執法檢查請市民點題……。此外還有深圳市在人大代表獨立選舉方面的嘗試，以及近年來在我國部分農村地區村鄉中試行的村民直接選舉等，這些地方的做法不僅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新嘗試，而且是對公開、公平、公正原則的弘揚，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以及對有效監督機制的強調。

　　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不僅有利于立法機構和執法機構的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進程，而且能有效地提高民眾的政治認同感。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應當集中體現“主權在民”這一根本性原則。公民享有社會公共事務的知情權，有要求政務公開的權利，讓公民對國家機關的決策和運作有更多的了解，是民眾當家作主的一個基本標志。

　　SARS危機以及其他突發公共事件來臨時期的信息公開與政務透明不但關系到社會大眾的民生問題，而且關乎政府的公信力和總體聲譽，也影響到民眾對政府今后決策過程的判斷和預期。中國古代“商鞅變法”起始時的重獎，事實上就是為了向社會公眾證實變法者的公信力和改革的決心。

　　但是在近期松花江水域污染和廣東汕尾事件的處理態度和應急反應上仍然能夠看出地方政府在政府職能轉變和保護民生權利方面的重大缺陷。說明目前公共問題和社會沖突事件發生時的公眾知情權和信息傳播仍然受到傳統行政力量的約束和干預。也從側面顯示出某些公務人員對公民權益的忽略以及對公民關注和參與公共事務之能力的極端不信任。

　　只有充分了解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法律法規與政策，作出各種決策的過程以及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具體執行情況，才能為公民參政議政提供基本條件，更好地保障他們所享有的政治、經濟、法律以及人身權利。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曾經指出：“政府和民眾的關系要有一種新的定位。從制度框架看，市場經濟是基于公平競爭和自由選擇之上的社會形態，它要求每個人在社會中有同等的權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從資源配置和經濟改革效率的層面，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眾的義務是依法納稅，兩者之間必須建立一個開放、競爭的公共物品市場，才能實現資源配置最優的一般均衡”。

　　茅先生還強調：“政治改革不應當是個敏感話題，假若如此，就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和全民的參與，公民應當可以用客觀、和平、建設性的論調，對‘一切敏感問題’發表看法。當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時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靈活務實的態度，要承認人權，清除特權；另一方面，民眾要依法捍衛自己的權利，嚴肅地承擔自己的法律和道德義務”。

　　為了確保來自非官方的話語權不受壓制并充分表達民眾的利益導向和意愿，逐步形成一種穩定的社會制衡力量，中國迫切需要培育和壯大以公共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中的精英分子為主要依托力量的公民社會，任何單一的集團利益主體都不能超越全民利益主體。國家利益應當從屬于全民利益，政府應當以全民利益為自己的工作目標(即追求和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并且竭誠為納稅人服務。

　　宣傳機構和新聞媒體也應當切實轉變觀念，始終把社會公眾利益或社會福利最大化作為自己的最高服務目標，把各級政府官員關心民生問題和群眾疾苦看作公務人員取信于民、服務于民所應盡的職責，而不是為此而感恩戴德，受寵若驚。報刊電視采訪災民時，不應讓災民們大講對政府和相關官員如何感激涕零，而應當了解他們目前最需要得到什么樣的幫助，有什么樣的具體困難，其他個人和社會慈善機構給予了何種幫助或作出了怎樣的貢獻等等。

　　此外，新聞工作者應當堅持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操守和終極目標，相信社會公眾的判斷力和免疫力，以事實為依據，力求有聞必報，有災必到，絕不隱瞞或漏報關鍵性信息，寧對社會大眾負責，承擔相應的個人損失或遭受解聘之痛，而絕不迫于壓力只對少數官員負責。

　　對于政府的相關工作予以跟蹤監督并不斷提出改進建議，實施督察問責制，對于玩忽職守的公務人員絕不姑息遷就。應當逐步建立規范的官員彈劾制度和引疚辭職制度，對于腐敗嚴重的官員和案件實施連帶責任處罰，對自己管轄范圍內出現的嚴重腐敗案件，相關官員必須做出令人信服的免責解釋，否則必須承擔連帶責任。

　　對于自己管轄范圍內出現的民生問題和惡性案件，比如孫志剛案件/陜北民營油田財產權利被侵占以及最近發生的廣東汕尾警民沖突事件，相關官員應當負失察和瀆職責任，并且應當有較高級別的當地官員因此而引疚辭職。只有認同和保障憲政的基本理念，才能從制度安排上確保政府的職能定位是以“民有、民治和民享”為最高準則的服務型全民政府，才能突出關心民眾生活、保障人身自由和選擇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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