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22日專欄文章：金融改革的困局與賭注

　　袁劍，新浪專欄作者，畢業于南開大學，獨立評論人。現任《董事會》雜志執行總編，著有《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一書。

　　11月21日-11月25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袁劍。----編者按

　　                金融改革的困局與賭注     11月22日  星期二

　　文/袁劍

　　在經過多年令人絕望的嘗試之后，引進戰略投資者并實現海外上市，似乎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選擇。于是，在2004年啟動新一輪大規模注資之后，中國國有銀行開始爭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踐踏式)地搶搭海外上市的班車。其趨之若騖的狂熱勁頭，讓人似曾相識，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場“改革大躍進”。

　　除了多次挫敗所積淀而成的改革恐懼之外，中國金融當局之所以將海外上市當作中國金融的最后救贖之道，理由無非如下幾端。

　　一是所謂“海外投資者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先進的金融技術和產品。”這個理由其實相當蒼白。一位在上海銀行任職的業內人士就透露，在匯豐銀行入股上海銀行的時候，曾經簽訂過一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最后，匯豐的所謂技術援助不過是銀行業務的一些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術卻從未“援助”過該行。這種結局其實完全可以預料。在中國最新一輪的開放歷史中，引進先進管理與技術，一直就是中國開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經過了將近30年的開放之后，中國企業除了被更加緊密地固定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沒有學到多少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即使學到了，這些管理和技術似乎也沒有給中國企業的

　　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支持中國現行金融改革戰略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幾年中國的熱門詞匯。頗有一點“一治理就靈”的意思。但誠如公司治理的國際先驅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難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諸如委員會之類的有形結構，而在于建構一種使這些有形結構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讓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作為一種場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實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謂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在公司內部的一種文化投影和復制。用一個形象的比喻，所謂治理結構，就是公司中的憲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想復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而其著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內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廣大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場域。引入幾個外部投資者，便企圖在中國金融企業中一舉開創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學術幻覺。

　　支持中國國有銀行現行改革路徑的第三條理由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新的信用文化。中國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許小年就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在最近對中國國有銀行引進海外投資者作出評論時，許先生斷言：“……只要外資進入，就會對國有商業銀行行為的改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資進入國有銀行必然打破現有的關系和利益格局，逐漸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實上，究竟是外資銀行的信用文化改變中國銀行的行為，還是中國的商業環境同化外資銀行的行為，還遠遠是一個不確定的結論。在這一點上，許小年所表達的與其說是一種推理，不如說是一種期望。跨國公司在中國不斷卷入商業賄賂的事實暗示，許小年的這種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無論是引進管理(技術)，還是優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層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銀行內部來看待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但中國

　　仔細辨析中國最新一輪的“引資改革“，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樣一個隱含的前設，那就是：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文化資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這個不幸的“發現”雖然讓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實情況。而這，正是中國金融以及中國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個無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難時刻是很難指望觀音菩薩突然現身的。期望外資作為散才童子解中國金融于倒懸，恐怕只能是一種

　　“以開放促改革、促增長”，一直是中國改革家們的慣用權謀(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國改革幾乎患上了“開放依賴癥”)，中國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繼了這種品格。但必須看到的是，在中國，對內開放速度遠遠滯后于對外開放速度的嚴重后果，已經在廣大范圍內尖銳的地呈現出來。在“開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國都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還企圖乞靈于這塊生銹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懷疑。事實是，最新一輪的銀行改革現在正在招致越來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這種多少有些民族主義色彩的狙擊可能還僅僅是開始。個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在單向開放(對外開放而對內不開放)27年之后，民族主義正在中國博得越來越大的同情，也因此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動力。

　　撇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遮蔽，僅就目前的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思路的確可能引發嚴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這種情形，在中國的其他行業中已經廣泛出現。在這個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價值鏈中，中國銀行獲得的可能只是一點面包屑式的代工費。在中國分配格局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這種后果將是中國很難承受的。

　　同樣，另外一種后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制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么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并將在長時間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里，任何僥幸的假設都沒有存身之地。

　　從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圖景中，我們獲悉，倘若跨國巨頭掌握了市場占有率極高的國有銀行，有著頑強儲蓄傳統因而儲蓄也就特別豐富的中國，就可能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資金配置的一個主要的儲蓄抽取地。這就好像中國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抽取一樣。如此，中國就隨時可能成為全球版圖中的凋敝鄉村或“內地”，成為全球資金流動的候補受害者。金融作為一種工具，具有極強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種全球性的財富分配游戲中，中國除了某些頂層階級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階層的在食物鏈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實上，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一場博弈中就輸得一敗涂地，因為他們對國有銀行數以萬億計的注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一場超越國界的合謀。

　　我們無意為中國金融改革描繪出一幅陰郁的圖畫，但上述種種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對于這些重大的不確定性，集中了中國目前一批最優秀技術官僚的金融管理當局，不可能不察覺到。而之所以要在現在冒險推進，一來是因為他們與國際資本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二來則是因為現實的形勢所迫。2006年，是中國全面履行WTO相關金融協議的最后一年。大限一過，武裝到牙齒的金融大鱷將魚貫而入。不難推斷，在那些偏愛“以開放促開革”的戰略家眼中，這是中國金融改革畢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時機。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正面臨著一場生死豪賭。不幸的是，這是一場并沒有太多勝算的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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