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17日專欄之競選：美國政治秀的高潮

　　王利芬，新浪專欄作者，先后就讀于華中師范大學政治系、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法學學士、文學評論專業碩士和文學博士，1995年至1999年在《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新聞調查》三個欄目中任記者、2000年至2003年底任《對話》欄目任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至2004擔任《經濟信息聯播》、《全球資訊榜》、《第一時間》、《經濟半小時》總制片人。2004年九月赴美國耶魯大學和布魯金斯學會研究美國電視媒體，回國后正在寫作一本有關美國電視媒體的書，此書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1月14-11月18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王利芬。----編者按

　　            競選：美國政治秀的高潮     11月17日  星期四

　　文 攝影/王利芬

　　2004年9月我來美國時恰好遇到四年一次總統大選，從九月份到次年一月底總統宣布就職這一過程通過電視媒體以及周圍的談論和各種論壇，我看了每一場總統的辯論，算是初步領略了美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幕。我至今還記得當天在俄亥俄州計票時我守在電視機前看最后選舉結果的情形，因太困只好先睡了。第二天得知布什比KERRY多三百多萬張票已獲勝。第二天下午布魯金斯通知JOHN KERRY會在下午進行一個宣布失敗的演講。當時布魯金斯外交中心的五樓會議室的擠了很多的人，有一些人的雙眼還是紅紅的，情緒比較激動。那天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敗北，而是他那個演講的感人，他的紳士風度和一種讓人說不出的優秀。面對一步之遙的總統職位遠去，那樣的風度和表達讓人驚訝一個人還可以這樣從容和優雅，實際上從那次演講后我對他更加佩服。當然我也能看出來他一直在控制著的一種失望，然而一種良好的教養已將這種失望隱藏得十分的得體。

　　看完他的講演后在樓道遇到了同是訪問學者的李凱如(KENNETH LIEBERTHAL)，他曾是KERRY競選中負責亞洲外交政策的高級顧問。我說，KEN你覺得如何？他搖著頭說我必須接受這個結果，這就是民主。

　　為了了解競選過程，我采訪了KERRY競選班子中的經濟政策主任JASON FURMAN和參加組織華裔社區總統競選活動的唯一華人薛海培。

　　采訪KERRY競選班子經濟方面負責人 JASON FURMAN

　　每天做什么？怎么做？

　　王利芬：首先感謝你能接受我的訪問，您能選告訴我您這個職務主要負責一些什么樣的事務嗎？

　　J：在美國的政治競選中，你必須有一些比現任政府更高明或者說能給選民有一些選擇的好的經濟政策，比如一個詳細的稅收計劃，預算計劃，社會保障計劃，和貿易計劃。你需要設想被問的任何有關經濟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可能被記者問到，有可能被選民問到，也有可能被某些社會團體問到，有很多問題問得極其詳細，你必須設想KERRY被問到比如說美國與老撾的經貿關系這樣的問題。作為KERRY競選班子中的經濟政策主任，我只有少量的固定員工，大量的依靠的是志愿者，有一些志愿者是前政府的官員。

　　王利芬：有多少志愿者為您工作呢？

　　J：有將近50位做相關方面的工作。

　　王利芬：他們是怎么來的呢，從網上申請的嗎？

　　J：不是的，這些人我都有所了解，他們有可能是頂級的經濟學家，前政府官員，我曾在克林頓政府中工作過，所以有很多我了解。因為競選開始后很緊張，時間很少，你必須找一些值得信任的人來一起工作。大約有10位主要的人士會做貿易政策方面的工作，10位在稅收政策上，其它的人會做關于預算方面的工作。作為經濟政策主任，我所要做的是將一些人安排在他們某些善長的地方及時地為競選做準備，另外要做的是招一些人寫他的演講，找人準備他的總統辯論，KERRY的演講和辯論都與經濟政策的相關性很強，你如果看電視辯論，90%的問題都集中在經濟政策上。所以我們要非常詳細地做準備。

　　王利芬：除了這主要的50位，還有其它人嗎？

　　J：還有另外500位志愿者會列在我們的名單上，他們會在某種程度上介入，但他們不會出很多主意，而是做一些信息的傳播工作。這些來做志愿者的人動機都不太相同，有的是希望民主黨能贏，有的是希望競選成功后可以在政府部門得到一個好的工作。

　　王利芬：您需要篩選這些志愿者嗎？

　　J：不是那么正式，因為競選的開始后根本就沒有時間，一切事情都是瞬息萬變的，有很多志愿者來這里工作都是非正式的，假如我有一個關于貿易的問題我會送10份電子郵件出去，分別給我認為在這方面的懂行的人，一方面我需要來自勞工組織的各種聲音，另一方面我需要自由貿易組織的聲音。我會告訴他們明天下午四點我們開一個電話會議，討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當然有些人會寫一些主要論點給我，但是我需要清楚會議解決什么問題。讓多少人參加這個會議，與多少人討論一般我就定了。

　　王利芬：您什么候全天候地進入了這個競選班子？

　　J：我以前在WESLEY CLARK的競選班子里工作過，他落選后，KERRY的人打電話給我希望我來這里，二月份我就來了。比一個全職工作還全職的工作。

　　王利芬：2004年二月份應該說是比較早的，當時有多少人是全職工作？

　　J：有15個在負責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經濟政策當時只有3個人全職工作。

　　王利芬：從那時候開始工作如何一步一步開展起來呢？

　　J：KERRY首先需要在黨內先出線，也就是得到提名，先贏得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之后就得與布什競爭總統職位了。從經濟政策上來說，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掉所有的那些鼓勵公司到國外落戶的稅收政策，但他并沒有具體說到底是那些稅收政策，實際意味著什么，當時他主要是從聽起來比較好上考慮的。所以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這句話變成真正的政策。此前外界對KERRY在商業上的一些看法有些誤解，所以很重要的是讓人們了解他是很親商的，很看重經濟的增長，為此我們要有這方面的一些計劃。把他說的一些話變成切實的經濟計劃。

　　王利芬：一旦他在黨內獲得提名，這后的競選策略會不會有所不同？

　　J：從二月份到民主黨代會這段時間，我們會展示所有的新政策，KERRY會在民主黨代表上將這些政策放在一起組成它的演講，之后會編成一本書叫做《OUR　PLAN　FOR　AMERICA》，作者就會是kerryT和EDWARDS。但是當你有一些新的政策時你必須有一些新的建議，比如說他的關于如何減少對石油的依賴的一個能源計劃，關于提高健康保險的計劃，削減稅收的計劃，削減財政赤字到一半的預算計劃。所有的這些政策你必須在二月份到民主黨黨代會召開期間公布出來。然后在八月，九月，十月會更多地關注電視辯論，攻擊現任政府的經濟政策，為你自己的經濟政策辯護。你會發現媒體是如此關注美國大選，你所說的任何政策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觀察和質疑。有時你剛寫一個學術性的研究文章，突然人們會在這個文章上大加議論。尤其是辯論的過程和捍衛你的政策的過程是非常消耗時間和精力的，還有應付新聞媒體需要花去很多的時間。

　　王利芬：您每天的工作日程會是什么樣的呢？

　　J：每天的日程都不會太相同，一般來說，每天開始是早上的8：30，我們會與有關與媒體打交道的人開一個會，我們會在這個會上決定與新聞媒體都說些什么，如何為我們的政策辯護。9：00會考慮今天會發生什么。比如說當天布什會說KERRY的健康計劃花費太大，會破壞掉整個經濟的運轉，我們會考慮如何去回應他。任何一天都跟打仗一樣，你必須計劃如何為你的政辯護，避免另一方的襲擊。你不能遇到問題忙于應付，這一些都應提前有所準備。你的政策必須讓參議員，國會議員明白并同意，他們還能在這些問題上站在你的一邊，做一些積極的反應。當然還在一些重要團體的人你也必須注意到他們的想法，假如是稅收政策的話你要想到這個政策會影響到那些人；假如是婦女方面的政策，會有哪些團體關注它，你必須要花一些精力和時間與這些相關的人交流，向他們解釋，尋求他們對你的支持。

　　王利芬：這聽起來是一個非常難的工作，我在想為什么您要擔任這樣一個工作呢，您不是剛從一個競選中停下來嗎？

　　J：我也不清楚，我好像也不是十分想做這個事情，但是他們并沒有找到其它更合適的人，有一個與我關系很好的人希望我來做這件事。就像有某種義務似的。我感到我被需要，當時也沒有其他人。而且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在九月份和十月份，整個國家都在關注這件事情，每個人都在談論競選，你很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如何競選能贏的話你很有可能會得到一個好的工作。

　　王利芬：如果KERRY贏了，你的期望是什么？

　　J：我可能會成為白宮經濟政策的第二號人物，但不僅僅是一個工作的問題，關鍵是你可以非常有效地與你的競選中熟悉的200到300百人一起工作，如果KERRY贏了，這幾百人會在KERRY的內閣政府中做各種各樣的工作，這樣你已經在競選中通過各種方式了解了他們。

　　王利芬：在您擔任競選的這個職務時，您了解KERRY嗎？

　　J：沒有，當我開始擔任這個職務時我才看見他。我可能是他的競選總負責人決定的。KERRY并沒有時間來面試我。比如說總統，在他的內閣里，除了最高級別的人，其他的人他都不會親自面試的。

　　如何準備電視辯論？

　　王利芬：我看了三次總統的辯論，其中涉及很多的經濟政策，對于這些您是如何為他準備的呢？

　　J：首先你必須做很多紙上的準備工作，有兩方面的保證，一方面是準備辯論的要點，另一方面關于這些經濟政策的背景情況。他會需要很多很詳細的信息比如關于布什的減稅政策究竟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或者其它方面的一些資料。這些東西準備全了后我們就與他見面，我們就模仿辯論給他一些問題，然后重新告訴最好的回答是什么。我們還會找一個人去模仿布什做一個比較接近真實的辯論。但做電視準備這方面的人是這個領域的一些專家，至于說到我則是負責政策方面的人主要是加一些信息，或者需要的話改正一些事實。但是負責政策的人不應在辯論比賽時說得更多，KERRY很喜歡事實和數字，假如你給他太多，他說得太多會讓人們感到誤解。最好是教他如何去清晰而簡單地解釋一些政策，達到好的交流結果。而這并不是我的專長。

　　王利芬：如果KERRY說錯了一些事情，你們會糾正他嗎？

　　J：當然會的。因為如果你不糾正他，他就會被ABC或者CBS等國家電視網糾正，那樣的話，情況更糟糕。作為一個參議員，經常說錯話，但是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到，但如果作為一個總統的候選人說錯了話的話，這樣的新聞會連續三天在各大新聞網播出，所以，一旦出現了他說錯什么的時候我們會隨時糾正過來。

　　王利芬：KERRY在與布什辯論之前每一次都會與你談話嗎？

　　J：是的。他在辯論之前必須了解所有的事實。我需要補充的是，他并不只是為辯論而準備，有一些問題他必須每天都做好準備，因為他隨時有可能被記者問到，或才有可能發表講演，當然有些問題他已思考了五年，十年或者更長，并不只是只是在短時間內學到的。但必須保證在與公眾交流的時用最好的方式去陳述它們。KERRY是一個很好的辯手，而且天生就是。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他的辯論水平比布什好得多。

　　王利芬：我曾經看到KERRY在俄亥俄州發表講演說到當地的失業率，這些數據都是你們提供的嗎？

　　J：是的，我們負責經濟的這個組中有關于各個州的專家。對于那些難于競選的州，我們預計大概會有二十個左右。在這些州作講演都需要關于這些州的一些經濟數據。尤其是當地的人非常關心的一些問題，比如有關鋼廠的問題就會涉及到鋼鐵的貿易，比如煤礦的問題就涉及到環境污染，這些在我這個組工作的人會將這些數據做一個準備。

　　王利芬：這個工作量很大，因為有二十個州要這樣做。

　　J：我們有一些時間去作這樣的準備，你知道還不僅僅是我剛才所說的這些，還有關于這個州的政治方面的情況，比如說這個州的參議員是誰，國會議員有哪些，他們都支持誰，他們的政治立場是什么，他們的歷史背景如何，這些都必須清楚，去一個州就得清楚一個州。我記得在一個州他有一點麻煩，原因是他沒有將當地的體育館的名字發音發準，就是這么個錯誤讓人們聽起來他與這個州的關系就不是那么親近，不了解那個州。

　　王利芬：競選總部的工作情形是什么樣的？

　　J：總部是一個三層的小樓，為競選臨時租的，租期是從二月份到十一月份。因為競選是相對獨立的，必須有自己的政策，自己的員工，事實上它主導著民主黨，民主黨的資源在這時可以用一些，但是它有自己獨立的設施。那里基本上并沒有什么辦公室，是一個很大的開放的空間，所有負責政策的人都在一個大的開放的空間里，負責與外界交流和媒體的人在另外一個開放的空間里，負責政治方面的人在另外一間屋子里。你會聽到不停的談話的聲音，每個人都有一個電視機，那么幾間房子約有250在那里工作。

　　王利芬：那幾乎不能稍稍靜下來。

　　J：所有的電視機都開著，你幾乎聽不見任何聲音，同時可以看到所有的電視臺。在那里工作的人們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多半都是年輕人，人們之間關系很好，因為他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工作又極其艱苦。

　　王利芬：KERRY會常常來到競選總部嗎？

　　J：平均一個月來兩次。美國政治競選一般是由競選的總負責人來安排，總統候選人就像競選總負責人要去銷售的一個產品。如果候選人要去旅行的話會有20個左右的人跟隨他，以方便他在路途中做出一些決定。候選人不會介入競選的日常事務，他沒有那么多時間，他的時間多半用在到那些難以取得勝利的州去交流，去與他的選民交流。

　　王利芬：競選總部的核心人員有多少？

　　J：可能是25人左右。其他的人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有一些人會忙于政治活動，這些活動當然是要得到更多的選票，有一些人會做一些與媒體交流的事情，有一些會做一些關于在電視上播出候選人的廣告的事情，還有一些人會去籌款等等。

　　王利芬：誰決定KERRY接受什么樣的媒體的采訪？

　　J：負責與媒體打交道的人。有時如果是關于經濟方面的話題需要接受采訪，比如說是華爾街日報的話，我會推薦記者的名字，所以負責媒體的人會來咨詢我的意見，但是負責媒體的人自己會有他的決定。

　　為什么會失敗？

　　王利芬：現在看來，您作為競選班子中的成員，您認為KERRY失敗的原因是什么呢？

　　J：我認為他沒有傳達出足夠清晰的信息，你看布什無論是在2000年的選舉還是2004年的選舉都是無數次地在重復一些他要傳達的積極的信息，一些他要表達的關于他的對手的負面信息。我認為這一點KERRY做得不如布什，他關于布什的批評有20條之多。這樣的話就不能給人很深的印象，也沒辦法經常重復，在關于他為什么要成為總統以及他當總統后會有什么樣的不同這兩個問題上，我認為他解釋的效果不是最好。

　　王利芬：您有沒有提醒過他呢？

　　J：這個與我所從事的工作關聯度不是很高，我認為他有很好的政策，但沒有很好的傳達出來。在競選班子里的人每一位都會有自己的看法，也會有交流這種看法的時候，但這些意見都不盡相同，也很難知道KERRY本人對這些意見的想法。在九月和十月這兩個月，競選班子中又來了一些很棒的人，但是我覺得太遲了。

　　王利芬：如果您的工作可以重新開始的話，您會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J：首先應該簡化我們需要傳達的信息，讓人們容易懂，但這并不是我這塊的工作。也許開始早一些我們可以找到更多的在學術上的或者政策層面上的支持，這樣有許多人會找到好的主意，我認為民主黨應該有更多具有創新的關于稅收的政策。過去人們總認為民主黨在稅收上就是要加稅，我認為重要的是民主黨應該知道如何去改革稅收系統，更有效地征稅。

　　王利芬：KERRY宣布競選失敗后有沒有與你們開一個會？

　　J：我們開了一個電話會議。他感謝我們為他所做的一切，后來他邀請我去他的參議員的辦公室去工作，我沒有去，因為我的妻子在紐約。宣布失敗后那段時間是很困難的，因為你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在上面，你喜歡與你一起工作了那么久的同事們，結果一下子全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上走，你可能不明為什么這么多人會介入競選，是因為他們對現狀非常的不滿。對于我來說，我是社會保障方面的專家，大選結束后第二天布什就宣布社會保障將會提要首要的議事日程。所以人們需要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我沒有多少時間去再想競選的事情，我會花更多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

　　王利芬：當時您知道他敗了時，整個競選總部是個什么情況？

　　J：到凌晨一點時，其實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到第二天中午他才宣布失敗，所以這個過程不是一下子，相對比較長，我幾周后就開始了我自己的工作。在競選總部我也在關注這個問題，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比他的要好一些，給他一些好的建議。

　　王利芬：下次再有這樣的機會您還會做同樣的工作嗎？

　　J：不會的，我不會全職去做，會做一些義務工作。因為下一次我可能會有小孩了。我會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去支持，而不是做每天的運轉。

　　王利芬：我想布什的競選班子中會有做同樣的事情的人。

　　J：除了人不同什么都是一樣的。他們的競選班子會緊盯著KERRY的政策，發現錯誤的地方，然后批評它們。他們的人通常做一些負面的事情，而我們這邊的人需要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王利芬：你們會有交流嗎？

　　J：僅僅在電視和廣播里。

　　王利芬：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您看KERRY是不是有所提高？

　　J：對的，他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要好多了，尤其在講演上，在給公眾解釋一些政策上，但真的太遲了。他有一點嚴肅，知識分子氣太濃，而布什似乎是鄰家的兒子。所以總統候選人應該讓選民感到你與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明白他們，這是非常重要的。

　　王利芬：你曾經說過您很不滿意布什的經濟政策，都是哪些？

　　J：最重要的是他的經濟政策讓他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失掉了許多工作機會，人們的收入也未提高。現在我們的財政赤字大得驚人，這讓人非常擔擾。他的政策是讓少數富人得利，而不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在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和社會問題，一共有四千五百萬人沒有健康保險，人們花在這方面的錢在逐年增多，他重來就沒有讓這個問題改善一些。如果在選舉的當天只是就經濟政策投票的話，我認為布什一定輸。但當選民在這兩個人中間選擇時，還是更多的一些人會傾向布什。

　　王利芬：您認為布什在第二個任期內經濟形勢會好一些嗎？

　　J：我認為就業可能會好一些，因為在他前面的那個四年太差了。但預算赤字不會好多少，還會與前幾年一樣差。

　　王利芬：假如您有任何機會的話，會去幫助布什嗎：

　　J：不會，因為那不是我的黨，而是他的黨。

　　王利芬：您如何預測民主黨未來的候選人？

　　J：黨內的候選人不會超過九個，他們會在黨內選競選，看誰與選民的關系密切誰就有希望。一般來說我們不是選一個好人，而是選一個好的候選人。

　　王利芬：您認為希拉里如何？

　　J：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但是你知道，她倡導的醫療健康改革失敗了。但她是一個強有力政治家，她有著極好的交流才能，非常聰明，自律，她知道她正在做什么，這些都是她的優勢，但是不利的在美國有近45%的人無論如何不會選她。從一開始她就失去了近半個國家。

　　王利芬：為什么呢？

　　J：因為人們不喜歡她，他們不喜歡克林頓，部分的原因是共和黨。

　　王利芬：是一種情緒上的嗎？

　　J：是的，他們就是不喜歡克林頓這個家庭，也不喜歡他們的立場手價值觀。

　　采訪KERRY競選中參與華裔事務的薛海培

　　薛海培是中國留學生中極為少見的，少見不僅是因為他的英文相當的好(有很多中國人英文好，但發音并不好，而他的發音幾乎沒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他的知識面和興趣愛好出奇的廣，而是因為很少中國留學生會像他那樣對美國政治如此感興趣并參與其中。他于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專業碩士畢業后，10多年來一直在非政府機構工作，為了中國能獲得美國最惠國待遇和加入WTO曾不遺余力地在國會山游說。他對美國政治和美國國會在操作上的熟悉少有中國人能比。2004年美國大選時，他參與KERRY總統競選的工作，曾在亞裔美國人委員會中專門做華裔的競選工作，具體工作在亞裔美國人聯絡辦公室。我很想通過他來了解競選中貼近選民的另外一個戰場。

　　我見到他時，正好是KERRY敗北的時候，提起此事他的情緒極其低落，可見投入之深，他說他曾為這個競先開著車在全美國跑了16萬公里，近半年的時間基本投入其中。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樣參與其公眾事務又如此投入真的讓我有些吃驚。

　　亞裔小組在競選中做什么？

　　王利芬：整個競選班子的規模有多大？

　　薛海陪：并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有很多層次，緊密層，半緊密層，松散層等，一個個的小組劃得很小，比如說我就和華盛頓的州長駱家輝、另外一個日本人在KERRY的競選班子中成為與亞裔美國人聯絡的一個屬地。

　　王利芬：有多少人是在里面需要領薪水的？

　　X　：只有少數人是領薪水的，但是大部分人是沒有領薪水的，還有很多人不想要薪水，因為競選的資金本身就很緊張，當然還有一些人會認為競選贏了以后會找到一個好的工作。還有一些人不愿意要薪水是因為有一些人覺得一旦拿了薪水后就會有記錄，有了記錄后，確確實實就會失去一些新的機會，比如以后你如果做游說工作的話，人家就會說，你看你就是民主黨，你曾領過他們的薪水。

　　王利芬：不拿薪水人家就不知道嗎？

　　X：起碼影響降低了好多。

　　王利芬：競選總部里面都有哪些小組？

　　X：比如說外交政策的這個圈子可能就是二百人之多，但并不都是核心層，也許核心層就是十個人的樣子。還有婦女小組，因為要拿婦女的選票，婦女在民主黨的投票從來就是50%以上。這就要找一些有名的婦女代表人物進這個小組，這樣就會有一些號召力，既然是婦女小組，那么就會有一些婦女們要關心的問題，比如婦女參政，墮胎，同性戀，單身母親，婦女在就職中打破無形的天花板等這些都是婦女關心的問題。圍繞這些議題又要組織一些人進來，當然還包括社會團體。所以如果KERRY要談這方面的事情，這個小組就會發揮作用。這些小組的功能其實是相互是交叉的。

　　王利芬：您所處的那個組的情況如何？

　　X：我所處的就是亞裔小組。這個小組就是確保KERRY對亞裔的理解以及最終拿到他們的選票。

　　王利芬：那這個小組的工作是怎么樣開展的呢？

　　X：一是出一些主意讓KERRY未來政策如何打動亞裔，二是與這群人聯絡起來，三是最后拿到選票。

　　王利芬：中國人在亞裔中有多少？

　　X：250萬是有的。中國人是第一大群體，第二大是菲律賓人，第三大是印度人，第四大群體是越南人，第五大是韓國人，第六大是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在這去幾十年移民已經很少。還有東南亞的幾個國家，還有中東。

　　如何分階段運作？

　　王利芬：你們這個團體是如何分階段工作的？

　　X：邏輯性很強，比如說第一階段爭取讓你喜歡的民主黨候選人在本黨出線，那時民主黨的候選人有好幾個，我是支持KEERY的，那時候我們就想我們就在馬里蘭這個州做一些準備，因為我住在馬里蘭。

　　王利芬：本黨內選出總統的候選人也需要在全國的各個州來選一次嗎？

　　X：是的。各個州必須是注冊的民主黨或共和黨才可以選。在美國各個州的選舉民主黨中，愛荷華是第一個投票，每個州的選舉是在州法律的范圍內，不是聯邦法的范圍，正因為如此，每個州都有自己的絕對自主權決定，無論是黨派的總統候選人選舉，還是大選，都是由州自己來決定，所以每個州的選舉并不是完全的一樣。大概是一樣的，但有區別。比如說有些州是在冊的黨員才有資格參加本黨的初選，還有一些州民主黨，共和黨，獨立的選民，可以跨黨選舉，比如說新罕布什州就是這樣，這樣其選舉的結果就很難預測了。弗吉尼亞也是這樣，本黨注冊的人和獨立選民可以選黨內的候選人。

　　王利芬：美國一共有五十個州，本黨出線需要在這五十個州全部選一次很麻煩，因為選上后，最后為選總統還需來一次。

　　X：理論上說是這樣，比如說KERRY已經將前面幾個州拿下來了，還有一些候選人一個州也沒有贏，這樣他就會放棄了，其實沒有哪一個候選人會選到最后一個州的。不用走完所有的州就是第一了。比如說馬里蘭這個州在黨內候選人選舉上的日程上被排到中后期，越往后越不重要，在前面人家其實差不多決定了，那么誰還會關心馬里蘭州這些選票呢？

　　王利芬：誰決定誰在前誰在后呢？

　　X：這是民主黨自己內部定的，有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以前華盛頓特區是排在很后的，后來今年民主黨在華盛頓特區搞了一個試驗性的投票，這樣的話華盛頓的一些事務就有人關心，因為候選人需要這里的選票。所以這個里面也存在一個民主的問題，比如說加州和紐約州，這兩個州如此重要但并沒有一個候選人會在這個地方去做廣告，因為這兩個州是肯定選民主黨的，選情是固定的。那這并不是民主的真正含義，真正的含義是你必須面對每一個公民，當然這是民主的更深層的含義了。

　　王利芬：比如說民主黨有八個候選人，最后黨內只會有一個出線，那么另外選敗了的七個是不是將他們的力量投入到出線的那個人來與另一黨競爭呢？

　　X：有好幾種情況，一是變局不定時支持很有價值，另外是選情差不多快定了的情況下你再支持就很沒有價值，因為你不支持人家也贏，還有一種情況是他會說在最后黨內出線的候選人選出來之前誰也不支持，但是一旦出現了最后的候選人，他就轉向支持誰。

　　王利芬：一旦黨內候選人出線后，需要開一個大會將自己的候選人亮出來。之后有一個事情很突出就是電視辯論會。

　　X：電視辯論會是由慣例造成的，并沒有什么法律來規定它，美國民間有一個非政府的電辯論委員會，是由兩黨構成的，這個錢也是民間的。最大的問題不是辯和不辯的問題，而是請誰不請誰的問題，比如說內達要不要進來。還有三四個小黨，每一個會拿到百分之一的票。

　　王利芬：這些小黨明知道會輸為什么會要參加選舉呢？

　　X：這個機會是表達自己的信息的主要陣地，平時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媒體來報道。

　　總統大選中誰有資格能做總統辯論的主持人？

　　王利芬：什么樣的人可以做這個電視辯論的主持人？

　　X：這真是一個沒有辦法來做一個標準限定的問題，原則上他們都來自媒體。但是一般說來是兩黨都沒有什么意見的人，最多民間的電視辯論組織提供十個人，兩黨來篩選。主持人非常重要，因為有一些問題是由主持人提出來。總統候選人辯論究竟是多少次主要看辯論委員會和兩個候選人來決定，三次已成為一個習慣了。

　　王利芬：你看布什他自己也應該很清楚，如果是辯論他肯定不是KERRY的助手，為什么他會同意三次呢？

　　X　：你如果是一次的話，明天的媒體就會說布什害怕辯論把辯論從三次減到一次，這樣的話還沒有辯論你就已輸掉了。

　　黨內候選人出線后如何工作？

　　王利芬：本黨出線后，就是兩黨都決定了候選人后，你所在的這個亞裔的小組是怎么工作的呢？

　　X：我們就是兩件事，一是捐款，二是將亞裔的網絡建立起來。

　　王利芬：是所有的亞裔都在你們考慮的范圍內還是對那些政治傾向比較接近民主黨的人你們才會考慮？

　　X：當然是要看政治傾向，有一些人十分明顯是不會合作的。比如說大陸來的中國人多半是投民主黨的票，那么你怎么找到這些人呢，沒有什么會比中文學校更好的，一般來說這些人平時不在一起，只有星期天將孩子送到中文學校時會在一起。找一些團體，移民團體，對民主黨有傾向性的團體，就像我們過去講的統一戰線要建立起來。比如你對移民團體講，你看民主黨的歷史和有案可查的紀錄，我們一直是親移民政策的，你也可以講共和黨的紀錄。其實這些團體很清楚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與人家建立聯系，了解人家究竟關心什么，需要KERRY的什么樣的政策，也為下一階段工作打下基礎。這一開始的階段并不是很忙，候選人剛出來有一種沖到頂后稍稍回落的感覺。真正總統競選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大概是在九十中旬的勞動節后的樣子，這時候要花廣告費了，這之前是夏天，許多人都在度假，老百姓還沒有完全關注這個問題。

　　王利芬：中國大陸來的人的工作都是你去做嗎？

　　X：在我的這個組里沒有從大陸來的人，有一些臺灣來的華人。

　　王利芬：做到什么樣的結果后，你覺得你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X：大選的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是沒有一個現成的標準說就行了，總是像液體一樣。除了說我們捐款要捐到100萬美元，這是一個固定的目標，但是網絡的建立完全是一個軟性的目標。

　　王利芬：那你的工作向誰匯報呢？

　　X：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向誰匯報，在競選總部天天坐在辦公室里的那些人是要匯報工作的，比如說KERRY的競選主任，捐款部，交流部。其它的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結構，工作可以多做，可以少做，可以不做，并沒有明確的約束。當然他們讓你不做什么事情，至于說讓你做什么事情是很難的，大多數人是志愿者。

　　王利芬：那你那時候做的時候是個什么狀態呢？

　　X：我花的時間很多，這都是憑著自覺性。我自己有一個電子郵件的名單，這些人是我在美國期間積累的，他們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業。但我們做事的主題詞只會是“HELP”，而不是說讓人做這個做那個。

　　王利芬：那你做了這些事情后，會不會將這些事情反饋上去呢？

　　X：會的。會寫一個備忘錄。寫給那些固定的競先班子的工作人員。當然所寫的要實事求是，工作人員中互相的信任度還是很高的。這里面有一個信譽問題，不光是我自己的問題，我希望為我們在美國的中國人爭得這個信譽。

　　王利芬：接下來會做什么呢？

　　X：主要是要讓更多的傾向于民主黨的人去進行競選注冊。其實一點也不麻煩，但有很多人來美國十多年的人也未注過冊，有的時候還要幫他們去填一些表格。對于那些已經注冊的人來說，很容易，有資料，我們不會現找，只是在競選的最后幾個星期會找到他們。我的重點是找那些未注冊的人，到中文學校找，到大專院校找，到當地的華人同鄉會里找，各大學的校友會比如說北大校友會。美國這個社會里各種各樣的數據庫很多，有一些專門的公司在經營這些數據，我們會去買一些。還可以去買雜志的名單，比如說有一些雜志是偏左派，那么我們就會去買訂這個雜志的人的名單，這些訂戶都是潛在的民主黨的支持者。尤其在那些競爭較為激烈的州像俄亥俄州，一共也就只有幾萬張票的差別，這些手段是很管用的。

　　競選的最激烈階段怎么做？

　　王利芬：那么接下來白熱化的三周時間你們做什么呢？

　　X：勞動節后，美國絕大部分州只會有一個月的時間來讓沒有注冊的人去注冊，你不能將注冊的時間截止到大選前的前一天，因為成千上萬的表格需要時間來處理，所以一般就留一個月的時間讓當地的選舉委員會將這些表格處理成數據，然后那天選舉時將你的有效的身份證明給人家看后，與數據能合得上，合不上是不能投票的。但是威斯康辛這個州就比較特別，就在當天早上還在注冊。可能政府派的助選人比較多，當場可以臨時幫那些想注冊的人處理一些事情。有兩三個州是可以當天注冊的。

　　王利芬：最后幾個星期是不是比前面要忙得多？

　　X：我用兩個字來形容就是“發瘋”。最后這個月要做這么幾件事，第一就是將聯系到的人打電話或者親自敲門跟人家有面對面的交談，想盡辦法要讓他去投票，比如說投票那天要不要有人跟他開車什么的，我們專門有個班子就是準備好幾百輛車放在那里。但是并不是全國就只是那幾百輛車，許多團體和組織都會考慮這個問題，比如說國會議員選區就有人準備了車，而且在網上做了登記，當天如果有誰需要車在東城，根據計算機的數據會派一個在東城的車就近前往。

　　王利芬：美國一般的人都有車為什么還需要車準備在那里呢？

　　X　：一是確實有一些老年公民需要人幫助，另外是有一些人并不是十分想來，處在想來不想來的猶豫中，你這樣熱情的幫助他，他就來了。不給他任何借口他不來。

　　最后一天我回到弗吉尼亞的我喜歡的一個國會議員那里。下午三點鐘，也就是離五點停止投票只有兩個小時，在各個投票點上都有民主黨的觀察員，這些觀察員要給我們報數字上來，現在有多少人已經來投了票，這個與去年比起來如何，我們會根據你報上來的數字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來投了票，因為注冊的投票人的人數我們是知道的，這是公開的數據。如果你只有一半或一半多一點的人來投票了說明是還有潛力的，我們最后這幾個小時，那就找十多個人一起打那個區的電話號碼。一分鐘起碼打三個電話，如果有人在家接過電話就問他今天投過票沒有，他說投了就謝謝他，如果沒有的話，就告訴他民主黨需要他的投票，KERRY需要他的投票，看看需要我們能為他做什么，說他的投票很重要。

　　王利芬：最后幾個小時還在那樣做，有效嗎？

　　X：這一個小選區就能挖出十多個人出來，那是很了不起的，因為全國都在這樣做。你看2000年在佛羅里達只是幾百張票的區別。

　　為什么參加志愿者活動？

　　王利芬：這完全是憑著自覺性的，不去也就不去了。

　　X：在美國公民做志愿者是一個很普遍的事情，比如說選舉問題，教堂的事情等等都在大量的志愿者，好像一個人如果沒有做志愿者的工作不是一個很完整的人似的。有很多公民社會的組織，看起來沒有什么報酬。選舉那一天，我們每一個人去競選辦公室幫忙的話，都帶上了自己的車，如果我別的做不了，至少可以開車，而且打自己的手機，因為到了最后電話線肯定是不夠用的。總的來說，整個選舉過程中，非常的專業化，工作很細。比如說每個人都有一個掌上小電腦，專門有一個軟件是為競選來設計的，專門把某些選區建立一個基本數據庫，我們每談完一個人就會將這個人的情況輸進數據庫，當天整理出來就到了競選總部，他們就會了解一些競選的情況。

　　王利芬：你總共投入了多少時間在大選中？

　　X：前面并不是全天候地做這個工作，就是最后三個星期我是全部的投入。但前前后后半年的時間在做著這個事情。在給KERRY做一個100萬美元的捐款時，我大概花了整整兩個星期。當然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之一，還有許多人。

　　王利芬：非常感謝你，通過你的描述，我對競選的理解具體多了，也豐富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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