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專欄之金融技術：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層潛流

　　巴曙松博士，新浪專欄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為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與金融市場監管、企業融資問題與貨幣政策決策，還擔任亞洲開發銀行監管咨詢專家；企業年金資格評審專家；中國證監會基金評議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考試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科技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央財經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并指導研究生，曾經擔任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中銀香港有限公司風險管理部助理總經理、中國銀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長等職務，并曾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后研究。

　　10月17-10月21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巴曙松。----編者按

　　     金融技術：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層潛流       10月21日   星期五

　　文/巴曙松

　　為什么金融技術也是重要的生產力：金融技術命題的提出

　　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技術史》對于技術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有了十分深入系統的闡述。這本書強調，人類歷史的長河從表面上看波濤洶涌，例如王朝的更迭、英雄的興衰，但是，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技術，則就像貼近河床的潛流，它的流動可能緩慢，但是對整個水流的流動卻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其實，如果把金融市場的技術進步與整個金融史、整個經濟發展的軌跡對照起來觀察，也可以發現，金融技術的進步對于人類福利的增進具有何其大的影響力。

　　我最近到呼和浩特調研，在該市建于遼代的白塔中，發現了中國現存的最早的紙幣實物。紙幣的采用這一重大的技術進步，給予那些長途跋涉者以多大的福利改進，旅游者稍微想象一下就可以體會到。

　　實際上，現在稍微大一點的金融機構，基本上都采用了電子匯款，收付款只需要很短的時間，而且成本大大降低。這種金融技術的進步使得企業可以以更高的效率來運用自己的資金，加快資金的周轉，同時也大大縮短了交易時間，提高了貿易效率，減少了支付過程中的風險，這對于整個社會都是一種效率的改進。如果設想一下，我們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來支付1000萬元的交易，相應對于企業效益的影響多大，就可以清晰的看出這一點。如果在古代沒有紙幣和銀票的時期，需要雇傭保鏢長途運送金銀，不僅緩慢而且危險；如果有了銀票和紙幣，效率會明顯提高，但是其間的風險也較大；而電子匯款的速度在于舉手之間。隨著手機銀行、網絡銀行的全面興起，銀行的服務已經打破了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無論銀行的網點是否有職員上班，消費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網絡、電話等進行金融交易，整個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顯然會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沒有人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可以說，金融技術不是生產力，它不創造價值。

　　在中國，對于證券層面的金融技術的重要作用的認識，甚至還不如銀行層面。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對于期貨市場的態度上。在決策層一度有一種說法，強調“如果你恨一個人，你就讓他去作期貨，讓他傾家蕩產”，在這種思路指導下的期貨市場發展必然充滿坎坷。實際上，整個經濟體系中的風險確實已經存在，期貨等金融衍生工具只是提供了一種風險管理的工具，究竟如何運用還取決于市場主體自身。中國整個市場的規模擴展很快，對于原材料有很大的需求，但是缺乏足夠的金融衍生的風險管理工具，不少企業因此遭受很大的損失。對政府決策者來說，控制期貨市場的發展似乎是為了抑制投機，但是在市場條件已經具備而依然不發展期貨市場，實際上本身就是更大的投機，因為市場在波動，風險始終存在，發展期貨市場提供了風險管理的工具，而不發展期貨市場，所有的市場主題(包括政府)都只能被動承擔市場漲跌帶來的所有風險。僅僅舉一個簡單的例證，目前商業銀行已經持有巨額的債券，利率的上調必然會對債券市場帶來直接的沖擊，在沒有期貨等風險管理工具時，商業銀行的唯一選擇是坐等虧損的出現，這種狀況也制約了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我們在討論中國的人民幣利率是否應當擴大浮動區間，實際上，如果沒有匯率風險的管理的金融工具，例如期貨期權等，在匯率浮動幅度較大之后，企業和金融機構只能被動經受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這是非常危險的格局。

　　金融技術差距在造成全球發展不平衡上影響日趨顯著：國際比較與趨勢

　　金融技術的差距究竟如何造成全球發展的不平衡，當前關于美元危機的爭論就可以看的很明顯。

　　在當前的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的危機似乎已經成為一種主導性的看法，甚至有人說美元是否陷入了和1973年、1985年那樣類似的危機之中。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是否已經搖搖欲墜呢？事情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也許通常一般的國家面臨美國當前所面臨的“雙赤字”時可能會遭遇貨幣危機，但是美元可能并不遺少全會遭遇，其間的差距就是由金融技術差距所帶來的。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美國的雙赤字可能是美元走弱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是，這可能也正顯示了美國金融市場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力，現實了美國金融技術的進步，正如英國在其最為強盛的時期的政府債務一度高達GDP的200%一樣。如果一定尋求缺陷，那么，這是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在這個缺陷的框架下討論美元危機已經30年了，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實是，美國在出現雙赤字的同時，美國的資本市場占到全球資本市場的份額卻從不到30%迅速上升到70%左右，美元的競爭力，來自于美國資本市場的競爭力；而資本市場的競爭力，來自于清晰的監管、透明的法律體系、相對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更有效率的金融技術。

　　在當前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美國可以說是中心地區，亞洲是貿易賬戶區，歐洲、加拿大和拉美是資本賬戶區。通常的格局是，貿易賬戶區向美國出口，并靠出口帶動經濟發展，同時積累巨大的的外匯儲備。資本賬戶區是傳統上的資本輸出區。美國作為全球經濟體系中心區的地位，與其金融技術的領先密切相關。

　　中國的金融技術發展可以作為一個對照。從全世界范圍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因應社會經濟趨勢的結果，是不同經濟主體共同作用的結果。以最為典型的股票市場為例，在股票發行市場上，股市提供了資金盈余者與資金虧絀者之間的直接溝通渠道，一方面，為資金使用者提供高效率的籌資場所；另一方面，為資金擁有者提供高效率的投資場所，并由投資者分擔企業經營風險。在股票流通市場上，通過股票交易和股價變動，對股份公司及其經營管理人員作出評價和進行監督，迅速、準確地把資本導向收益最高的行業和企業，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由此，金融資源實現高效率的配置，經濟增長的潛力得以發揮。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需要一個能夠高效率配置金融資源、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資金需求者和資金供給者的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如果說中國的銀行體系已經在進行全面的改革，那么，隨著中國經濟體系的市場化，許多現實的金融需求在當前的銀行體系中是不能得到滿足的。例如，中國還缺乏一個以創業企業為對象的融資體系；中國的民營企業等經濟增長中占據越來越重要地位的企業還缺乏穩定的融資渠道；中國的廣大投資者則缺乏除低收益的儲蓄、高風險的股票等金融投資產品之間的、滿足不同投資者需要的金融投資品種；同時，企業長期資金的需求嚴重地得不到滿足。這些融資需求，客觀上要求建立一個穩定發展的提供長期資金的市場———資本市場。

　　另外，中國經濟運行中資本利用效率的低下，現實地提出了要發展和完善資本市場的要求。從主要的金融數據看，儲蓄率和投資率的差距表明資本的浪費或資本凈流出；資本產出率不高，表明資金分配的效率有待提高。資本市場的發展對于促進資本的利用效率無疑會發揮積極的作用。

　　根據目前中國的增長目標，中國經濟要在20年后達到翻兩番的目標，每年平均的經濟增長率應該達到7.18%，其中投資將是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根據香港百富勤公司的預測，預計到2010年中國支持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金至少達50萬億元人民幣，這顯然需要一個穩定發展的資本市場來支持。

　　中國的經濟增長始終受到產業結構失衡的制約與困擾。經過建國50年來的工業化建設，中國初步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部門體系，資產存量的絕對總規模不小，其中國有企業資產又占了大部分，但是與體制結構的調整相比，產業結構的調整對經濟的貢獻仍顯得很不夠。證券市場市場在存量調整和增量調整方面具有的獨特優勢，決定了它可能在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首先，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發展序列中勞動和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轉化的階段，產業結構正由以輕紡工業和傳統消費品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第一階段轉向以重加工業和基礎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第二階段，同時在世界性信息產業革命的帶動下，高新技術產業也成為國民經濟的發展重點。發展這些部門已成為國民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關鍵，這意味著對資本的依賴性空前增強，而在現有的金融框架下金融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格局又難以在短期內形成，資本市場的籌資功能可為此提供條件，例如通過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技術的進步，可以將大量的社會閑置資金引入產業政策導向的產業和行業中去。

　　其次，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方式也由增量調整為主向存量調整為主轉化。目前，大多數企業規模不大，競爭力不強，不能形成規模經濟，無法和世界的大型企業競爭，這種現實狀況要求對現有的國民經濟體系進行存量結構調整，通過大規模的兼并與收購，形成大型企業集團。而資源存量的重組不僅難以得到銀行資金的足夠支持，更難得到重組所需的運作方式及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幫助，這些問題只有在資本市場上通過金融創新與金融技術進步，才能得到解決。

　　金融技術進步需要怎樣的制度環境：現實的診斷

　　從實際的運作角度看，與金融技術的進步直接相關的，是金融監管，可以說，沒有一個好的金融監管，很難有好的金融技術的進步。

　　什么是好的監管呢？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Bill)提出了“好監管”的六條原則，要求在實施監管時必須同時考慮并作為新監管方式的指南。這六條原則是：使用監管資源的效率和經濟原則，被監管機構的管理者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權衡監管的收益和可能帶來的成本，促進金融創新，保持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避免不必要的對競爭的扭曲和破壞。參照這個標準，目前我們的許多金融監管還存在明顯的缺陷，抑制了金融技術進步的推進。

　　從整個金融組織體系的發展看，當前國際范圍內激勵相容的監管，應當是從總體上促進經營管理狀況良好的金融機構的發展，抑制管理水平低下的金融機構的發展。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絮聒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中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缺乏激勵相容的監管理念和機制，而且往往還可能出現抽肥補瘦、鞭打快牛的現象，政府在給金融機構注資、補貼、收購兼并的過程中、以及監管機構在進行日常業務的審批、新增機構、開辟新業務等過程中，往往沒有充分發揮激勵作用,沒有為經營管理狀況良好的金融機構提供較之經營狀況低下的金融機構以更好的、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鼓勵好的金融機構更快地擴張，往往還在客觀上促進了差的金融機構的擴張。這不僅不利于整個金融體系運行效率的提高，對于那些經營狀況良好的金融機構，這種監管機制還是相當不公平的。

　　同時，金融監管應當鼓勵金融技術的進步，改變目前過于嚴厲的行政審批和行政管制抑制金融技術進步的狀況。近期在討論《證券法》的修訂時，就有一種意見認為，整個證券法可以基本不進行修改，只需要補充一條，就可以給市場帶來很大的活力和空間，這一條就是“凡是本法沒有禁止的，都是可行的”，這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深刻的監管理念、立法理念的分歧，體現了對于金融創新是否包容的監管理念。實際上不僅是證券法的修訂，商業銀行法的修訂也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在目前的商業銀行法中，就存在許多直接干涉商業銀行自主經營、自主創新的條款。例如，1995年的《商業銀行法》第七條規定：“商業銀行開展信貸業務，應當嚴格審查借款人的資信，實行擔保，保障按時收回貸款。”但是從商業銀行的實際運作看，是否提供擔保，完全取決于商業銀行的風險決策。原來的商業銀行法的第三十六條存在同樣的問題：“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商業銀行應當對保證人的償還能力，抵押物、質物的權屬和價值以及實現抵押權、質權的可行性進行嚴格審查。經商業銀行審查、評估，確認借款人資信良好，確能償還貸款的，可以不提供擔保。”修訂之后的《商業銀行法》依然有許多類似的缺陷。

　　當前中國的金融技術進步，基本上還是以吸納性和移植性的技術進步為主導，原創性的金融技術進步較少；在技術進步種類看，負債類的業務技術進步多，而資產類業務則因為利率管制等多方面的因素技術進步活動較少；許多金融技術進步實際上是靠外力推動，而不是市場主體自發進行的結果。這種狀況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政府金融管制過于嚴格，抑制了金融技術進步的空間；由于金融市場主體有不少還是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具有盈利動機和自我約束能力的金融機構，使得中國金融市場上的金融技術進步主體內在動因不足；主要的市場指標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沒有充分市場化等等。

　　盡管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技術進步狀況并不令人滿意，但是，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體現出技術進步空間之巨大。經濟轉軌推動的金融市場劇烈的結構變化提出了巨大了金融技術進步的需求，客戶在分業經營體制下的金融超市式服務為不同金融機構進行合作和技術進步提供了巨大的舞臺，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金融領域的競爭加劇必然成為金融技術進步活躍的重要推動力；同時，中國過于倚重銀行間接融資的金融結構也為直接融資市場的技術進步提供了機會。可以預計，上述幾個領域將是未來金融技術進步較為活躍的領域。當前推動中國金融技術進步的重點，應當在于創造一個寬松的市場環境，讓金融監管與金融技術進步良好地在市場上相容；應當放松對利率、匯率等市場指標的管制；應當把經營性金融機構塑造成真正的市場主體，激活其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往往也是金融法律體制、監管體制、監管理念的競爭，激勵不相容的金融監管，抑制金融創新的金融監管，不講究成本收益權衡和問責機制的金融監管，片面拘泥于分業經營和機構監管的金融監管、不與國際監管理念保持一致的金融監管，必然是一種高成本的金融監管，這種監管不僅會制約金融機構的發展空間，也可能在客觀上還會加大金融風險，抑制金融技術的進步，因此應當引起廣泛的關注。

　　中國金融技術滯后的負面影響遠大于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后：歷史與現實的反思

　　從整個社會的融資結構考察，中國是典型的間接融資型的金融結構，這種金融結構意味著，因為缺乏證券市場的有力支持和金融技術的滯后，銀行體系在事實上被動地承擔著經濟波動的大部分風險。在分析銀行不良資產時，我們經常會說，因為商業銀行承擔了經濟轉軌的成本，所以形成了大量不良資產。實際上，從時間序列來分析，不良資產的形成密集時期，實際上往往是經濟的大起大落時期。

　　從大致走勢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形成有兩個高峰期。第一個高峰是在1991—1993年，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從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其中包括商業銀行承擔了不良的企業債券的損失。第二個高峰是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再次急劇上升，但是這一階段的不良資產比率的上升從經驗意義上看，許多是為了不良資產的剝離進行歷史包袱的暴露，也有一定因素是經濟波動的影響。從近期不良資產與經濟周期的歷史波動軌跡看，通常不良貸款大部分都是經濟景氣迅速上升時期投放出去的，一旦經濟出現較大起伏，高速擴張的信貸必然產生大量新的不良貸款。2003年，中國的銀行體系投放了2.99萬億的信貸；2004年，信貸新增2.2萬億。這5萬多億的信貸投放，在經歷經濟的周期起伏之后、在經歷如此快速的信貸緊縮和投資波動之后，究竟會有多大比率會成為不良資產?不良資產的歷史是否會再次重演?

　　值得關注的是，世界著名的標準普爾信用評級2004年5月24日發表其對中國內地銀行業不良資產比率的最新估算。標準普爾估計，中國內地銀行2003年底的不良資產約占其銀行體系總貸款的40%；在2003年中，標準普爾對內地銀行不良資產比率所作出的估算為45%。在調整其對不良資產比率估算的同時，標準普爾亦指出，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將可能導致較多的不良貸款出現，預料下一輪的不良貸款很可能主要來自對中小型企業和高價住宅房地產發展商發放的貸款。

　　在整個社會的融資結構嚴重依賴銀行的格局沒有明顯改變的前提下，在沒有有效的金融技術創新的條件下，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宏觀調控可能產生的成本，最終在相當程度上還會由銀行來承擔，這可能就會表現為銀行不良資產比率的上升。特別是考慮到此次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有相當比率是投放到投資迂回程度提高的重化工業化行業，有相當比率是投放到受地方政府影響較大的基礎設施行業，較之1992年、以及1997年的經濟波動給銀行體系帶來的不良資產，其比率可能還會要來得高。

　　中國金融技術的進步從何處著手

　　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打算從當前中國經濟金融運行中最為突出的兩個問題，來看看中國金融技術的進步應當如何著手。

　　當前，在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中，從整個金融體系的角度看，目前有兩個問題是十分值得關注的，一個是中長期貸款占比居高不下，一個就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在宏觀緊縮的背景下有所加劇。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并不能僅僅停留在銀行貸款行為的這個微觀角度來考察，而需要從整個金融體制、金融結構的角度來考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前金融體制改革滯后的許多方面，看到金融技術未來應當著力的切入點。

　　2003年以來的宏觀緊縮，貸款增幅有明顯的下滑，但是中長期貸款卻依然保持十分穩定的上升，壓縮的貸款大多是短期貸款，使得部分企業的流動資金顯著短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有所加劇。盡管宏觀當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試圖引導商業銀行降低中長期貸款的比重，但是實際上的效果是有限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困境呢？

　　首先，這種狀況表明中國的商業銀行還缺乏有效的風險控制、特別是風險定價的能力。

　　風險管理的周期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衡量、風險定價和風險控制等相互聯系的幾個環節。在中國的利率走勢已經開始比較明顯地進入利率上升的趨勢中時，目前商業銀行總體上大規模繼續擴張長期貸款，實際上加大了資產負債的錯配風險，首先就體現出對于利率風險管理能力的缺乏。可以說，目前商業銀行在資產負債的配置結構上，客觀上還是延續了原來利率下降趨勢的行為。

　　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表現在銀行貸款方面，就是銀行對于中小企業的風險狀況缺乏有效的識別手段。在2004年10月29日中央銀行取消貸款浮動的上限之后，商業銀行完全可以充分運用利率浮動手段對不同風險狀況的中小企業進行貸款定價，開拓中小企業貸款市場。目前中小企業貸款難，顯示出商業銀行總體上缺乏獨立的風險定價能力，因此在中小企業貸款方面選擇的策略是簡單地退出市場。

　　其次，中長期貸款居高不下以及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顯示出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失衡、資本市場發展滯后使得整個融資結構的調整難以順利推進。

　　從目前中國的融資結構看，目前嚴重依賴銀行貸款的融資格局，使得中國的M2/GDP持續上升，居高不下，提高了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因為長期融資不發達，使得銀行體系不僅承擔了通常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承擔的短期融資的功能，還不得不承擔長期融資的功能，在有的領域實際上類似股本融資的功能，例如在轉軌時期銀行對于一些無資本金企業的貸款、以及期望銀行對本來希望進行股本融資的中小企業進行債務融資等等。

　　因此，從融資結構角度考察的話，無論是壓縮中長期貸款，還是發展中小企業融資，可能更多的需要從銀行系統之外找解決的辦法，特別是要發展中介融資市場、股權融資市場。如果這些市場不發達，大量的銀行貸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長期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可能使中長期貸款可能壓縮的余地十分有限。

　　第三，中長期貸款居高不下和中小企業融資難體現了當前商業銀行績效考核中存在的缺陷。

　　中長期貸款的期限通常是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一些商業銀行的負責人，無論是總行還是分行，通常也就是幾年的時間。在嚴格要求降低不良資產比率的考核約束下，這些商業銀行的負責人是有動機發放長期貸款的，因為長期貸款的轉卻分類難度更大，在出現償還困難之前，通常容易被視為是正常的貸款。在一任領導人擔任銀行的負責人時，就可能傾向于多發放中長期貸款來降低不良資產比率，即使出現問題往往也是領導人更替之后了。因此，我曾經向有關部門建議，為了抑制中長期貸款居高不下的問題，考慮到中長期貸款風險相對較高，可以對一定期限以上的貸款強制性地要求將貸款劃分為次級貸款等，要求銀行足額提取準備金，將其潛在的風險反映到當前的銀行經營中。

　　中小企業貸款難實際上也反映了目前國有銀行貸款考核上的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否一視同仁的問題。中小企業通常是民營企業，現在盡管在正式的法律法規中并沒有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歧視，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如果信貸人員對國有企業的貸款出現問題，可能會被視為“肉爛在鍋里”；如果信貸人員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出現問題，往往可能會被視為有私下的內幕交易和利益輸送。這種觀念往往使得部分信貸人員對拓展中小企業貸款市場持猶豫態度。

　　第四，中長期貸款居高不下和中小企業融資難，還反映了金融創新體制和監管體制存在的缺陷。

　　從資產負債管理的角度看，中長期貸款居高不下導致的資產負債錯配，相應的解決辦法，或者是提高資產的流動性，例如資產的證券化；或者是允許商業銀行進行主動的負債，例如允許商業銀行根據資產運用的期限發行大額長期存單等主動的負債工具，使得商業銀行可以自主管理資產負債的匹配，降低資產負債錯配帶來的風險。目前對于這些金融創新，存在一系列的管制，這凸現出目前中國金融創新的審批機制效率較低，制約了金融機構的創新空間。從目前的程序看，連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ETF這樣已經在資本市場十分成熟的金融工具都需要上交國務院批準，可見目前金融創新審批的管制之嚴。

　　另外，針對中長期貸款的居高不下，為什么中國的貸款轉賣市場、以及資產證券化一直不十分活躍，實際上也反映了監管體制上的缺陷市場。從國際經驗看，資產證券化和貸款轉賣市場的活躍，有待于資本充足監管約束的硬化。國際上資產證券化的真正活躍，實際上發端于1988年在國際金融界開始全面推行的巴塞爾資本協議，要求維持8%的資本充足率。目前中國的銀行界在資產證券化方面積極性不高，很大程度上顯示資本充足約束并不強烈。僅僅以目前已經達到1萬8千億規模的住房抵押貸款為例，這本來是發展資產證券化的重要基礎，但是因為資本充足監管未必嚴厲，住房抵押貸款從資產質量上對商業銀行來說還可能屬于質量比較好的資產，因此商業銀行往往沒有足夠的動力來推進資產證券化或者貸款轉讓，盡管資產證券化和貸款轉讓可以提高資本充足率并降低資產負債的錯配。

　　在資產證券化推出過程中，不同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也開始成為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例如，從資產證券化的不同環節看，中央銀行強調的是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以及整個融資結構的相對穩定，所以強調推進資產證券化；但是推動資產證券化的重要動力之一來自于資本充足監管，這個監管是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的；公開的證券發行涉及到中國證券業監管管理委員會，而如果保險機構作為機構投資者要投資這些證券，要接受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監管。顯然，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并不順暢，是導致資產證券化一直沒有推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上述兩個突出問題的分析，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下一步金融技術進步的著力點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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