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一個人的傳教

　　一年多來，吳敬璉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傳播同樣一個觀點，那就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刻不容緩，而這種轉變的關鍵在于能否推進政府改革

　　□本報駐京記者　鄧瑾

　　吳敬璉再論經濟增長轉型

　　離研討會開始還有一刻鐘。75歲的吳敬璉走到會場一側的投影儀前，不斷校正，希望有一個最好的展示效果。

　　自從去年夏天中國經濟學界就“中國正在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展開空前激烈的大論爭(見附文)以來，作為反方的領軍人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各種公開場合的講話以及發表的文章幾乎全是圍繞著一個主題，那就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刻不容緩。

　　這天也不例外。9月28日，在

　　盡管當天的研討會規模不大，而且與會的近20名專家中有一半來自日本和美國，吳敬璉仍然非常重視。

　　半小時的演講里，吳論證了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應該轉向技術和效益導向的內生型增長(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增長模式)，而不是繼續依賴過去靠資金和資源高投入的外向型增長。這就需要建立一個有利于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體制，而這個體制建立的關鍵又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政府能從為自己帶來權力和利益的資源配置中退出，讓位于市場。

　　一年多來，吳敬璉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宣傳上述觀點，如此“布道”使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傳道士。然而這位銀發長者一邊說，一邊卻發現，舊增長模式下的傳統工業化道路似乎正在得到強化：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經或將要把快速實現當地GDP和財政收入高增長的法寶押在了產值大、利稅高的鋼鐵、汽車、石化等重化工業上。

　　地方政府的這種選擇得到了部分學者的理論支持，那就是中國已經進入重化工業階段，且這個階段不可逾越。而吳則認為，在資源和環境的硬約束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刻不容緩，而且應當成為“十一五”期間乃至更長一段時期內的基本指導方針。

　　吳積極參與辯論。當他的觀點遭到許多學者的質疑后，他一一回應。然而令他無奈的是，之后就鮮有人接他的招了。所以他希望有辯論，更熱烈的辯論。

　　“現在關于中國重化工業以及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并沒有達到應該有的深度和高度。”吳在會議間隙急切地對記者說。他甚至建議本報就此展開深入討論。

　　吳近期在《財經》雜志上開設專欄，連續闡述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迫切性。在最新一期(10月3日)的專欄中，他指出，在中國的條件下，傳統增長模式是與行政計劃體制相聯系的；而新增長模式，則需要以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制度基礎。

　　在9月份出版的由他本人和法學領軍人物江平共同主編的《洪范評論》中，吳的一篇長達70頁的論文《中國應當走一條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被放在了封面推介的第一篇。

　　8月份，在無錫市舉行的“改善民間商會治理及法律環境研討會”上，吳敬璉仍然不忘把商會建設放在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亟待轉變的大框架中闡述。他指出，民間商會的發展，就像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樣，要建立在良好的法治框架基礎之上，而中國現在的法治“只是政府在提供法律服務，這離完善的法制距離還很遠。因此，體制轉型的關鍵在于政府轉型”。這篇講話被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的第一篇。

　　同月，吳還接受了《商務周刊》的長篇專訪，再次和他的主要對手、也是他的學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的李佐軍博士論戰。論戰內容即為該刊8月20日當期的封面故事：《中國工業化道路大論爭———專訪吳敬璉、林毅夫、李佐軍》。

　　而這僅僅是在過去兩個月里吳敬璉在公開場合就同一個問題“布道”中的一部分。

　　關鍵在政府改革

　　巧合的是，就在吳敬璉清華演講的當天，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全球競爭力報告(2005-2006)》，為吳的觀點提供了佐證。

　　在這個117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的競爭力排名中，中國競爭力排名比去年下降了3位至第49名。而印度則上升5位，排名第50，緊隨中國之后。

　　世界經濟論壇對競爭力的定義是，決定一個國家生產力水平的一系列要素、政策和體制的集合，核心詞是“生產力”。

　　而量化一個國家競爭力的評價體系就是世界經濟論壇2001年引入的“增長競爭力指數(GCI)”。該指數又分3個分指數，即宏觀經濟環境指數、公共體制指數，以及技術指數。

　　綜合排名第49的中國在宏觀經濟一項中排第33名，而在后兩項中得分相對落后，分別排第56名和64名。事實上，后兩項指標的落后從某種程度上又是互為因果，即科技和創新是中國競爭力的短板，而原因則是中國的公共體制不利于科技應用和創新。

　　根據GCI評價體系，在考察一個國家公共體制的時候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正好也是中國需要回答的問題。它們是：

　　政府和私營經濟是否是一種“保持距離型”關系，還是政府有所偏好？司法體系能否合理、快捷、透明且低成本地解決糾紛？稅收收入是返還到可以提高生產力的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上，還是浪費在沒有效益的項目上，或者更糟糕的是，大多數稅款是否被挪用？監管是否因為多余的官僚科層而降低了效率，因而影響了競爭力，提高了交易和經營成本？吸收新技術創新的效率有多高？政府是否持續關注改善國家的教育體系？

　　在世界經濟論壇推出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中，還有一個指標也令人關注，那就是“競爭戰略之父”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的商業競爭指數(BCI)。在這項排名中，中國排第57名，而印度排名第31。

　　在波特看來，一個國家競爭力的發展要經過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和創新驅動三個階段，而每個階段的競爭優勢并不相同。比如對處在要素驅動階段的低收入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在于低成本的勞動力和未加工的天然資源。

　　按波特的體系，中國現在屬于投資驅動發展階段的中等收入國家，這一階段的關鍵是要保持生產的高效，并向創新驅動型發展階段轉型。

　　而這些分析與吳敬璉的觀點不謀而合。

　　事實上，1995年中國政府在制定“九五”計劃時，就首次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是10年下來，效果不彰。

　　“這是因為我們還在沿用老的思維方式和制度安排。”吳敬璉這樣分析。

　　這種制度安排包括GDP是黨政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標；政府掌握了土地、貸款等大量要素資源，導致要素價格被嚴重扭曲；現行的財政體系鼓勵地方政府發展產值大、利稅高的加工業和重化工業等等。

　　10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第五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審議十一五規劃。據悉，經濟增長方式將是關鍵詞之一。

　　在這次重要會議前的最后一次公開場合，吳敬璉在9月28日的研討會上不忘提醒大家，目標有了，關鍵是要有措施，要落實。

　　“現在關鍵的關鍵在政府，在政府自身的改革。”吳敬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