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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員 朱冰堯
最近，一份學者的分析報告讓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又一次成為了焦點。北京大學的施發啟博士對國內城市居民的收入情況進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發現，收入在分配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向高收入群體集中的態勢。2004年，占城鎮居民20%的高收入群體獲得了城鎮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強。由此，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十分明顯。
“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自古以來創造財富就被視為“國家之命”、“萬事之本”，老百姓也信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的樸素真理。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是上至君主領袖、下至黎民百姓共同關注的問題。
但是同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農意識也一直根深于傳統的中國文化中。經濟學中有一條“二八定律”：20%的人掌握著社會80%的財富，另外80%的人只有社會財富的20%，也就是說在財富層面上，“不均”是常態，“均衡”則是波動中的目標。理想的社會，當然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通過中間階層來平衡兩頭的不均。但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態中，農業勞動者階層占總就業人員的42.9%，社會中間階層僅占20%，中國還遠未形成中間階層占多數的“橄欖型”，而是中下階層偏大的“洋蔥頭”型社會結構。
因此要改變這樣的不均狀態，恰恰應該通過“效率優先”的原則讓更多的中下層進入上層，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接近均衡的“橄欖型”。
當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效率優先理念在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在客觀上拉大了城市與農村內部人群的財富差距，拉大了城市與農村之間在生產力水平、生活和消費觀念等方面的落差，于是就使眾多處于社會財富底層的人群產生了“社會不公”以及“仇富”心態。
在追求效率的同時，我們必定要考慮公平，但并不是五五分成式的搞平均，而是要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最佳的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應該有不同的側重點。改革開放初期，百業待興，社會財富還不豐富，急需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而帶動經濟向前發展，因此“效率優先”的口號就喊得恰逢其時。而在中國經濟進入轉型時期的現在，整體經濟水平有了較大增長，社會財富有了較多積累，出現了部分巨富群體和赤貧群體，從社會階層的兩頭看，出現了貧富差距過大。另一方面，中國的中產階層遠沒有形成，還需要更多的創富措施激勵社會底層群體向中間階層發展，“效率優先”的口號還不能完全拋棄，經濟增長需要創造高效率。
但是，由于中國社會的可分配資源是有限的，如果過分突出效率，不僅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相矛盾，而且一旦出現社會矛盾可能會付出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加之效率的片面增長，還可能造成財富壟斷和相對貧困化，財富和貧困相對積累的經濟不公必然帶來嚴重的社會不穩定與不和諧，使市場經濟步入自身缺陷的惡性循環。
顯然，在這個階段就要尋求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最佳平衡點。現階段要找到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最佳平衡點，根本上講政府要采取一整套有關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專家建議，采取多種措施盡量縮小個人在參與市場競爭前手中所掌握的生產要素產權的大小的差距，為通過市場機制提高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提供較平等的產權基礎；推進市場化進程，使生產要素產權的利用機會均等化；加強政府對收入差距的宏觀調控作用，通過采取目標明確力度足夠的政策措施，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促進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等等。更多的社會成員在公平的條件下獲得創造致富的能力和機會，應該是解決收入分配效率與公平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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