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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專欄:審視外資 中國外資政策向何處去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9月19日 10:43 新浪財經

  

9月19日專欄:審視外資中國外資政策向何處去

新浪專欄作者梅新育。(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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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新育,新浪專欄作者,1968年生于武漢市。1985~1989年就學于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理工大學)機械設計與制造專業。1989~1993年在湖北省機械產品質量監督總站工作,1993~1996年在武漢大學世界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1996~1997年在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市分行計劃統計處工作;1997年6~10月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調查統計司從事重點國有大型企業運行監測分析工作。1997年10月入武漢大學世界經濟系攻讀博士研究生。2000年7月畢業到北京市外經貿委國際貿易研究所工作。2000年11月至2003年在南開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從事博士后研究。2002年9月起在外經貿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在工作和學習期間,先后主持、參加30多項科研課題,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評論等數百篇,獨著專著1本,主筆、參編專著6本;合譯學術專著1本。

  9月19-9月2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梅新育。----編者按

              審視外資       9月19日   星期一

  文/梅新育

  中國外資政策向何處去?今年以來,在圍繞企業所得稅與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的激烈爭議中,這個問題再次呈現在人們面前。一種意見是延續對外資的優惠政策以便繼續吸引外資,畢竟外資對我國的就業、資本形成、財政收入、國際收支平衡等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而周邊國家的招商引資競爭力度正在加大,美國又通過了《本土投資法》,鼓勵其企業海外投資利潤回流,如果不維持甚至加大對外資的優惠力度,恐怕外資會減少,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6月13日,商務部發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有下降之勢,可能會被視為這種意見的佐證:1-5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6437家,同比下降4.75%;合同外資金額649.71億美元,同比增長14.8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23.66億美元,同比下降0.79%。近兩個月,外商直接投資下降趨勢尤其明顯,5月份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48.93億美元,同比下降22%;4月份為40.8億美元,同比下降27%。

  然而,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決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是財稅優惠嗎?在6月23日發布的《外國直接投資與近期發展》(Trend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報告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對于所有國家而言,決定跨境直接投資流向的首要因素是宏觀經濟形勢,國際之間如此,一國之內同樣如此。2004年東亞經濟體宏觀經濟欣欣向榮,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屢創佳績;西歐大陸國家宏觀經濟疲軟,國際直接投資流入也萎靡不振,原因就在于此。

匯率是決定跨境直接投資流向的第二項重要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某些結構性因素也有利于他們吸收國際直接投資。首先是市場導向型的國際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國際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地點時不僅是在選擇低成本的生產地點,而且越來越多地是在選擇接近龐大的消費市場。這意味著人口眾多且國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國家更能夠得到外資的青睞。其次,放松管制、監管體制改革激勵了投資者。第三,國際貿易領域的重大變革對國際投資者產生了強烈的激勵,其中尤以中國入世和國際
紡織品
貿易進入“后配額時代”影響最為重大。在上述決定因素之中,并無財稅優惠措施的地位,單純依靠財稅優惠維持外資流入未必能夠奏效。

  相反,“逆向歧視”的外資優惠政策負面作用卻日益超過了我們的承受能力,它損害了內資企業的競爭力,這種損害又以妨礙其更新設備、提升產業結構和吸引人才等問題最為嚴重,在某些產品市場上,我國“逆向歧視”的外資政策實際上甚至已經淪為某些西方跨國公司扼殺內資企業的幫兇。這些西方跨國公司一方面在中國投資設廠,利用中國政府的優惠政策在中國國內市場上排擠中國本土企業;另一方面在母國和其它國家/地區針對中國產品發起反傾銷訴訟,荷蘭飛利浦集團、奧地利鎂集團都采取過這樣的策略。

  它還扭曲了企業行為,激勵內資外流然后以“外資”身份回流,通常估計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帳面統計數字中有1/3左右實際上是這種回流的“假外資”,而在高度不透明的內資“外流—回流”過程中,又有太多的漏洞可供意欲侵吞國有資產的心懷不軌者上下其手。

  “逆向歧視”的第三個后果是抑制了企業提高效率的內在動力。作為逐利的市場主體,企業內部不同人員群體的地位取決于其給企業創造收益的能力。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改善管理增加收益增進了社會整體利益,但對于企業自身而言,這條道路相對漫長、艱難;企業通過轉換身份獲取稅收優惠,對全社會而言只不過是利益轉移,但對于企業自身而言,走這條道路能夠立竿見影地受益。這樣,在一個存在“逆向歧視”的市場上,企業顯然更加傾向于通過轉換身份獲取稅收優惠,而不是勞心勞力地開展技術創新和改進生產管理。相應地,在這樣的企業內部,更吃香的是善于“政府公關”獲得財稅優惠的人,技術和管理人才則受到冷落,而這種結局顯然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近年我國汽車企業紛紛走上合資道路,同時紛紛縮減乃至撤銷研發部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逆向歧視”的第四個后果也許是最為嚴重的后果,那就是對我國國民的民族自信心形成了潛移默化的損害。民族文化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高度重視維護和發揚光大本民族文化傳統,弘揚民族自信。但假如對內資企業“逆向歧視”的財稅體制導致國民普遍形成“外資企業=高薪”而“內資企業=低薪”的意識,弘揚民族文化的希望就注定只能是夢花水月而已。我國利用外資的成就確實非常令人矚目,迄今已連續10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2002年更高居世界第一,但我國國民的實際財富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也在利用外資的喜訊聲中悄然流失了。

  進一步考察,外商直接投資下降可能不過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近兩個月外資同比略有下降未必等于全年外資流入下降,我們沒有必要過分關注幾個月的數字,因為貨物貿易、實質經濟部門與虛擬經濟部門不同,不是幾個月甚至幾個小時就能決定最終盈虧命運的。即使今年利用外資總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為從2002年開始上行的中國經濟面臨轉折,宏觀經濟的波動我們無法徹底消除,只能依靠擴大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來緩解,而“逆向歧視”的外資優惠政策對內需的作用恰恰是緊縮。

  我們應當明了,正如一個國家的投資不可能永遠高漲一樣,一個國家的外資流入也不可能逐年甚至逐月遞增,有所起伏是正常現象。如果我們不顧經濟基本面和利弊得失,在任何時候都強求外資持續增長,結果只會招致我們無法承受的代價。歸根結底,一個大國可持續發展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本國國民和本國資本積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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