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冰堯9月16日專欄：中國經濟的理性學術缺失

　　朱冰堯，新浪專欄作者，70年代生人，成長于黃土高坡，立志于闖蕩京城。大學畢業即進入省報從事財經新聞報道，隨后擔任都市報編輯部主任、編輯中心主任、主編助理，而立之年籌建中國惟一農業高新科技示范區機關報——《楊凌示范區報》，并擔任社長兼總編輯。2001年通過競聘擔任《三秦都市報》總編輯，率先實現省級都市報的獨立法人體制。撰寫大量經濟類新聞及評論，個人專欄評論《尖鋒時評》相繼被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浪網、東方網、鳳凰網、南風窗等媒體和網站轉播轉載，撰寫的稿件多次獲得中國新聞獎、省級新聞獎和行業新聞獎。現為《中國產經新聞》報社主持采編工作的副總編輯。

　　9月12-9月16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朱冰堯。----編者按

　　            中國經濟的理性學術缺失       9月16日   星期五

　　文/朱冰堯

　　幾個月前，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間會議室里，容納了近百位中國頂尖的經濟學者。林毅夫、海聞、張維迎——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在這方寸之地探討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

　　“為什么大家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經濟的崛起，而看不到中國經濟學的崛起？”這是與會學者們最大的爭論議題。1902年嚴復將《國富論》譯入中國，由此西方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百年，但中國經濟學面臨的難題始終未解，中國出現了理性經濟研究的缺失。

　　另外一則新聞也很有意思。前一段時間評出的中國經濟學獎本來設計的標準有兩個，一個是要表彰中國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另外一個是對中國經濟學基礎理論作出的貢獻，但基本上表彰了第一個方面。實際上來說，中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最主要的貢獻是對政策的推動。這也就是為什么許多海外經濟學者把中國的經濟學稱之為“政策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

　　“政策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更多地帶上了感性經濟的色彩。于是，一批所謂“御用”或“商用”經濟學家的說法便誕生了。這些被披上了“政治”色彩、“利益”色彩和“現實”色彩的經濟學家頻繁出現在各種媒體的鎂光燈下，他們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場上，向社會公眾發布著帶有傾向的、實用主義和嘩眾取寵的經濟觀點。這些觀點極其容易混淆人們的視聽，從而使人們無法理性看待中國的經濟問題。

　　細心的人會發現，當一個新政策出臺時，總有些熟悉的經濟學家首先站出來，先分析政策會對哪個階層有利。而且對這些問題的爭議也并非僅僅建立在學術爭議的前提下，而是過多地加入了階層意志。實際上，目前我們的社會不僅存在官商勾結，更有著學商勾結，學者與資本結合創造新的營利機會。值得關注的是，資本的理論代言人甚至壟斷了政府的決策空間。經濟社會的現狀和遠景被資本代言人的虛假或片面的言論籠罩著，更為可怕的是：政府和企業還要以這種不真實的言論作為決策依據，從而導致經濟的車輪滑向偏離的軌道。

　　有人說，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實際上是中國民營資本或外資資本的代言人。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知識分子本來與企業家是兩種無法兼容的社會角色。但一些經濟學家卻在利益或所謂“聲望”的誘惑下，跨進正在成長的民營或外資企業家的領地。他們或是參與各種論壇，或是出版大量書籍，發表對企業問題的見解；或是擔任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對企業具體決策行為提供“專家”意見；或是擔任企業顧問，為企業診斷把脈開出“藥方”。這些看起來似乎言之鑿鑿的喧囂場面背后，卻有著各種各樣“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易。

　　這種經濟學家錯位與集體失語現象產生于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在這樣一個中國經濟的轉型與快速增長時期，我們的一些經濟學家既沒有以學者角色來積累和發展中國經濟學的基礎性理論，也沒有客觀公正地為經濟建設提供冷靜理性的政策參考，而是從某類企業群體甚至個別企業的利益出發，依靠國家和社會給予的“權威”地位，帶著有色眼鏡去促進政府的政策制定。

　　同時，此間的財經媒體對這類經濟學家的大量采訪也使這些經濟學家的偏激言論成為主流理論聲音，導致這類經濟學家自身的錯覺——我對中國企業問題有深入的理解并有發言權。如此循環往復，自然就形成了“經濟學是顯學、經濟學家是明星”的奇怪現象。

　　但就長遠而言，任何一個僅僅為某個特定階層或既得利益集團代言的經濟學家，最終是不會贏得社會公信力的。因此，也要奉勸那些資本代言人的經濟學者們，我們需要你們為后人留下公平與公正的聲音，讓“經濟學家”神圣的名稱能夠流芳百世，而不要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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